王小波逝世25週年|他的存在對中國文學具有怎樣的反思意義?

1952年的5月13日,王小波出生在北京。留過洋,下過鄉,做技術,寫小說,特定的時代造就了特殊的文學天才,被稱為“中國的喬伊斯和卡夫卡”,王小波豐富多彩而又英年早逝的一生留給後人持續不斷的熱潮。

王小波逝世25週年|他的存在對中國文學具有怎樣的反思意義?

▲王小波,中國當代學者、作家,出生於北京,畢業於美國匹茲堡大學。他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任教,辭去教職後做自由撰稿人。他推崇科學與理性,寫作帶有黑色幽默風格,主要作品有《地久天長》《黃金時代》《未來世界》等,電影劇本《東宮西宮》獲阿根廷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

王小波是如何“煉”成的?

文丨吳義勤

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小說《樹上的男爵》有一個精靈古怪的柯西莫男爵。少年時期,柯西莫為逃避父親的苛責,追求自由,逃到了樹上,並在此生活直至終老。

無獨有偶,作家王小波在《革命時期的愛情》裡也寫到了一個爬在樹上觀看武鬥的少年王二。革命名義下的野蠻拼殺,在王二眼中,彷彿成了興高采烈的遊戲。他給武鬥雙方運送過彈藥,設計過投石器,但他的態度始終戲謔而冷靜,甚至有點殘忍。他拒絕將武鬥的行為與革命的話語威權聯絡起來。

這個反諷意味的情節深刻消解了“文革”的符號魅力——那些青春無悔的誓言、為革命獻身的激情,還有酷烈的肉身獻祭,不是“神聖而崇高”的悲劇,而只不過是“歷史的詭計”,是孩子眼中荒誕滑稽的狂歡。

而它的另一層含義還在於,那個藏身樹上的少年,似乎擁有新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那就是拒絕宏大概念的束縛,追求個體生命的意義和詩意的自我實現。這個樹上的壞孩子,在王小波的其他作品中又化身為“綠毛水怪”的苦命情人、雲南熱風霧瘴裡的狂野少年、黎明荒島吶喊求生的巨人、隋末洛陽城的數學流氓、唐朝鳳凰寨的裸體節度使薛嵩,等等,從而形成了新時期文學中一個獨特的人物形象譜系——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壞孩子們”,是獨立於新時期文學審美規範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

王小波逝世25週年|他的存在對中國文學具有怎樣的反思意義?

全民大鍊鋼

然而,“壞孩子”藏身濃密的樹葉間,觀察人世百態,將沉重的反思化為輕逸的狂想,也留下了很多神秘之處。王小波是如何“煉”成的?這些奇怪的小說和雜文,與中國新時期文學、中國當代文學,乃至廣義的中國現代文學,又有怎樣的聯絡和區別?

有的學者將王小波的小說創作歸納為知青文學;有的認為王小波是王朔式反諷的繼承和深化者;有的則認為王小波開啟了中國新自由主義浪潮;還有的則將王小波與卡夫卡、海子甚至福柯等文學和思想資源相聯絡。而對王小波的文學史評價,至今爭議仍很大,有的批評家認為,王小波是當代文壇墮落的反思之鏡。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王小波根本不算大作家,對中國文壇也沒什麼影響,充其量不過是寫性愛而聞名,後因非正常死亡而引發反響的作家。

而知識青年和媒體的持續關注,與主流文壇的冷淡,形成了情緒化的對峙。媒體對自由主義資源的話語塑造,尋找權力對抗譜系的大眾焦慮,都不斷放大了王小波的影響,也使“真實”的王小波,彷彿樹葉間隱藏得越來越深的孩子,更難以被我們真正認知。用李銀河的話說,是否喜歡王小波,已經成為“接頭暗號”。這個說法乍一聽有趣,仔細想想,卻有點“黑話”的嫌疑。王小波不是“文學超女”,也不是“文壇餘則成”,而這些將文壇與王小波簡單對立的說法,雖滿足了某些憤世嫉俗者的自我想象,卻缺乏學理性的說服力。

王小波逝世25週年|他的存在對中國文學具有怎樣的反思意義?

在京西八里莊家中電腦旁,王小波的許多作品都出自這臺電腦(照片由李銀河提供)

如今,這個“羞澀邋遢”的壞孩子,已經離開人間十幾年了,而有關他的爭議和誤讀卻從沒有停止過。王小波彷彿成了“無邊的王小波”:既被崇拜著,也被消費著;既被壟斷著,也被娛樂著;既被神化著,也被曲解著。如何“把王小波還給王小波”已經成了一個頗為複雜的命題。

房偉的《王小波傳》,給我們提供了理解王小波的一條不同路徑。這本傳記透過大量採訪、回憶、論述等資料,加上作者的獨特心得,描述了當代最有爭議性、最富才情的作家王小波的一生。

該書有文化傳記的宏觀視野,以“革命北京”到“後革命北京”的時空過渡為背景,以飽滿的激情、豐富的資料和別緻的視角,全面展示了王小波的生命細節、文學特異性、精神成長曆程,及他與中國當代文化史的隱秘聯絡。作者以極具眼光的“敘事角度”,呈現了王小波“特立獨行”的養成史。傳記對王小波的不同生長環境進行了精彩分析,指出王小波之所以形成其特殊的文學價值觀和表述方式,就其背景而言,是“革命北京”向“後革命北京”文化轉型的產物。

作為一名50後作家,王小波也是“紅旗下的蛋”。他的精神成長史,既是“革命北京”這一紅色帝都的產物,又是它的叛逆者。王小波是不同於王朔、姜文的另一種“大院子弟”。這個“大院”不是軍隊的大院,而是教育部、人民大學這樣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大院”。他的文化傳承中,蘇俄文化的影響很少,而歐美經典文學,特別是馬克·吐溫這類諷刺文學的影響卻很多。

經歷過“文革”的荒誕、知青生活的磨礪,王小波在留學美國後其自由主義思想方才在文學創作中“培養成型”。王小波的深刻也在於,他在“後革命北京”的氛圍內,依然看到了“文革”荒誕邏輯的聯絡性,並努力地以反抗體制的奧威爾式的執拗將批判進行到底。這本傳記豐富了我們對於王小波的認識,澄清了誤讀與誤區,努力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王小波。

在當下的王小波形象建構中,他被刻意打造為一個“文壇異端”的神話:他窮困潦倒,文學成就得不到承認,被文壇排斥;他是天生神童,是受難的“曹雪芹”或“卡夫卡”。然而,透過大量資料考證,作者在這本傳記中告訴我們:王小波在《黃金時代》獲獎前,並未打算成為職業作家;他辭職的動機也很複雜,後來雖無固定收入,但也並非窮困潦倒;王小波甚至一度想涉足出版、電視劇編劇,甚至軟體設計等行業;王小波進入文學體制的努力以及他與文壇的恩怨也不是一句話能說清的,這裡既有文壇對他的冷漠,也有文壇精英對他的幫助。

王小波逝世25週年|他的存在對中國文學具有怎樣的反思意義?

在英國莎士比亞故居前,這是王小波生前最喜愛的一張照片(李銀河提供)

從文學史的角度對王小波進行重新梳理和定位,也是這本傳記的野心所在。早在王小波剛嶄露頭角的時候,他就有“文壇外高手”的稱呼,去世後,又有諸如“浪漫騎士”等定位。然而,盲目貶低或抬高王小波都不合適。房偉在傳記中為我們“重建”的王小波,是一個既與“新啟蒙”有關係,又與之有區別的形象。

正如凌宇的《沈從文傳》,以“遲來的追認”改變了沈從文在現代文學史的地位,我們也期待著王小波的傳記透過對他作品的重讀、對其個人生活與當代歷史語境隱秘關係的考察,揭示其作為優秀作家的特異性。

王小波秉承新啟蒙有關“人性尊嚴”的理想主義質素,又從歐美自由主義中汲取了營養,在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語境和“個人主義”大旗下,既表現了以對宏大敘事的懷疑為特徵的解構精神,又表現出對“個性自我”的肯定。

王小波對體制化權力關係的嚴峻批判,也使得這種建構與解構的“雙重變奏”,既有別於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的邊緣化姿態,又有別於80年代由政黨與知識分子共同發動的新啟蒙運動。王小波與自由主義的關係,既存在於其思想的實質,也存在於他死後的追認與再想象。王小波的存在,無疑對中國當代文學具有反思意義。

王小波的自由主義,與90年代以來體制內知識界的自由主義思潮,顯然也存在差異性。王小波屬於20世紀90年代,又在文壇的時代審美規範之外,這一點有些類似殘雪。但真正的大作家就是這樣,他們深深地內在於時代,又時刻地警惕著這個時代庸俗的審美慣性,從而超越時代之上,形成真正的時代反思。王小波的成名與傳播,有賴於傳媒、文學市場和社會科學類知識分子,他不是傳統文學圈子和體制培養的產物,因而產生了新的思想和文學表現形式,僅就這一點而言,對當下雷同化與均質化盛行的文壇而言,就有重要啟示作用。

王小波逝世25週年|他的存在對中國文學具有怎樣的反思意義?

在鐵獅子衚衕一號時的全家福(宋華提供)

講到傳記,還要說說當代文學經典化問題。

近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當代文學的文學史建構與經典化問題。中國人的傳統文學觀念總有“今不如昔”的復古傾向,似乎“老”的東西就一定經典。與此相對立,則是“五四”以來的進化論思想,新的一定比舊的強。

歷史早已證明,這兩種觀點都有各自的偏頗之處,當代文學的症候性問題之一就在於,諸多批評家整日忙碌於“追新逐後”“代際劃分”“思潮命名”,在喧囂與熱鬧之中,既有真知灼見的好作品,也留下了大量意氣之爭與浮泛之作。這一方面強化了當代文學的現場感,也增加了當代文學自身經典化建設的難度,淡化了當代文學的經典化意識。有些學者因此指責當代文學不具備“經典性”。

其實,文學的經典性,是由文學現場批評、文學史建構、文學理論歸納等幾方面組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是那些意氣之爭與浮泛之作,也有著廣泛的文學史參考價值。當代文學已經歷了漫長的七十餘年,但由於意識形態的複雜性和文學經典意識的不足,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程序一直很滯後。

當然,近些年來,很多學者已開始了這樣的努力,如當代文學編年史的編寫、當代文學資料彙編等資料建設都十分有益。但作為經典化的重要一環,當代作家傳記的寫作,卻顯得不足。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家仍然在世,他的創作還在發展,不好輕易定論,當然是重要原因,作家本人及其家屬顧及隱私而更願意樹立“完美”形象的心態,也影響了當代作家的傳記寫作。

很多當代作家傳記,都寫成了作家“艱苦奮鬥”的勵志史和“高大上”的道德頌歌。即使已經去世的著名作家和詩人,如顧城、海子、路遙等,我們雖看到過一些不錯的評傳,但文學資料和文學史建構意識俱佳的傳記還是十分匱乏。當然,當代作家傳記,涉及意識形態、作家溝通、版權糾紛、取證困難、資料辨偽等諸多問題,難度頗大。同時,傳記寫作耗費金錢和時間巨大,出成果速度慢,容易遭受質疑,也導致很多學者將當代作家傳記寫作視為畏途。其實,當代文學和當代文化的深刻性、複雜性,一點也不遜色於現代文學。比如說,當代傳奇作家張賢亮逝世,其人其文,如果能有很好的傳記出版,將會對當代文學史建設有很好的作用。

王小波逝世25週年|他的存在對中國文學具有怎樣的反思意義?

1969年元旦送朋友下鄉時留影,王小波接著也要赴雲南插隊(艾建平提供)

房偉從學生時代開始,一直喜愛王小波。他的《王小波傳》在資料蒐集上下了不少功夫,在廣泛收集各類媒體報道、親友文章和研究資料的基礎上,還到王小波下鄉插隊的山東牟平等地進行了實地採訪,奔波於濟南和北京之間,取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如很多王小波的同學、親人、知青隊友、朋友、相關文化界人士的錄音和錄影採訪。他還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臺灣大學等地尋找了很多旁證,如“文革”初期人民大學紅衛兵武鬥與王小波作品的關係、王小波獲《聯合報》小說獎的具體評獎經過及內情等,這都豐富了該書的資料,增強了傳記的可讀性。

應該說,就當代作家傳記寫作而言,房偉的嘗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當然,這本傳記也還有不少有待加強的地方,但一個70後青年批評家以這樣一種方式對其精神資源的隆重致敬,仍是可貴而真誠的。

不久前,特里克·莫迪亞諾獲得了201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原因為“喚起了對最不可捉摸的人類命運的記憶。”王小波生前對莫迪亞諾也非常推崇,他甚至不惜在長篇小說《萬壽寺》開篇就引述莫蒂亞諾《暗店街》的話:“我的過去一片朦朧。”

如同《暗店街》失憶的私家偵探對記憶的尋找,《萬壽寺》的王二也在唐傳奇和現實的雙重世界中迷失了自我。小說的結尾很傷感,也極具寓言性。記憶恢復的王二,重新被“嵌入”清醒的日常生活:“當一切都無可挽回地淪為真實,我的故事就要結束了。”可以說,如同莫迪亞諾的記憶迷思,王小波一生都試圖以“有趣和美”的朦朧狂想,對抗被控制的命運記憶,對抗無聊、無趣的現實。

那麼,王小波的文學世界有什麼呢?在《我的精神家園》,他鼓勵讀者用童心來思考問題,追求智慧和美,擺脫世俗功利的困擾,脫離宏大概念的誘惑,才能看到生命的超然與文學的意義。他想象的“人文之路”是這樣的:“在兩條竹籬笆之中,籬笆上開滿了紫色的牽牛花,在每個花蕊上,都落了一隻藍蜻蜓。”維特根斯坦說過:“凡是能夠說的,都能說清楚;對於不能說的,我們保持沉默。”王小波曾因話語的壓迫,沉鬱地安於“沉默的大多數”,當他開口說話,卻以美和想象的“樹上的世界”,對抗無趣無聊的“現實世界”。而對王小波的世界,我們能說出的,也只是一部分,他的隱秘心靈與文學理想,需要更多的發掘與考證,也需要更多的領悟與思考。只有這樣,這個逍遙在樹上的叛逆少年,才會從文學疆土的心靈之樹上爬下,悄悄走入更多讀者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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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義勤,本文原載於《王小波傳》(修訂版)序言部分,房偉 著 ,三聯生活書店201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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