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讀《中國省別全志·四川省》有感‖杜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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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讀《中國省別全志·四川省》有感‖杜元高

【歷史文化】讀《中國省別全志·四川省》有感‖杜元高

【歷史文化】讀《中國省別全志·四川省》有感‖杜元高

讀《中國省別全志·四川省》有感

杜元高

【歷史文化】讀《中國省別全志·四川省》有感‖杜元高

《中國省別全志》(第五卷 四川省)書影

最近閱讀了四川省地方誌工作辦公室2020年編譯出版的《中國省別全志·四川省》(簡稱四川卷),該志是日本東亞同文會於1917年編纂出版的一部介紹四川省情的地方誌書,讀後有不少收穫和感受。

【歷史文化】讀《中國省別全志·四川省》有感‖杜元高

一、編纂特點

四川卷的編譯出版,豐富了四川省的地情資料和歷史史料,具有以下編纂特點:

(一)編纂目的方向明確

中國與日本互為鄰國,歷史上相互往來,在政治經濟上有特別重要、緊密之聯絡,且中國文化對日本影響至深。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後,出於政治、經濟、軍事需要,加深對中國的踏查和了解。為全面介紹中國歷史與現狀,日本東亞同文會組織力量以志書形式編纂出版《中國省別全志》,其目的非常明確,正如東亞同文會幹事小川平吉在“序”中所說:中、日兩國有數千年友好邦交的歷史,可謂唇齒相依,兩國人民同文同種、相依相助,完全可以共同進入文明富強的行列。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必將成為世界問題的中心,日本人需儘早熟悉中國的國情民物,應對其深謀遠慮,凡事於其未然之際備善後之策,做到“未雨綢繆牖戶”。因此,東亞同文會為幫助日本對中國的研究,探究闡明中國之地理氣候、人情風俗、物產以及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各類情況,從1907年開始,組織大量人力(每年遣預畢業生約百人)深入中國內地,克服人、地、情都不熟悉的困難蒐集資料,最終編纂成《中國省別全志》。全志共18卷,1000餘萬字,於1915—1921年在日本東京陸續印刷出版,為日本全面瞭解中國提供詳盡資料。

(二)編纂內容重點突出

《中國省別全志》記載中國清末民初各省及縣城鄉鎮概況、山川江河、地理環境、氣候變化、名勝古蹟、農產物品、手工工場、機器工業、商業買賣、錢莊銀行、經濟貿易、市場物價、船舶交通、地方習慣、風俗人情等,並配有很多當時、當地攝影照片複製件,內容詳實,圖文並茂。中國地域寬廣、地大物博,編纂者出於編纂目的,其中的四川卷在地域上側重突出重慶、成都等大城市,如第二篇“通商口岸”,重點記述重慶、萬縣;第七篇“工業”重點介紹重慶、成都;在內容上注重反映地理環境、工商業發展、金融貿易、道路交通等情況。這些地方分別代表四川的基本面貌和當時的發展水平,便於日本各界瞭解中國、瞭解四川。

(三)記述內容詳實具體

《中國省別全志》作為資料性著述,所記內容詳實具體。如四川卷第二編“通商口岸”詳細記述重慶的位置及人口、街區及街道、著名建築、交通、氣象和衛生、飲水、用水等,還記述在留外國人及其事業、各國領事館及日本人租界。第四編“都市”記述成都飲用水中的自來:“光緒三十二年,即日本明治三十九年(1906)始鋪設水道,其規模與日本異。引水之管道,採用大竹管,連線部分纏以苧麻,其上塗以水泥。各街區要處均挖有水井,井周圍及底部與日本水井相同,以木板圍住,此裝置既可防止井水外洩,亦可防止雨水滲透。用水乃從此類井中汲取,曲折之處則使用木桶。水源為錦江,但此處並非直接接入城中水道,經過3尺之水車打上水來,送往位於市內一角一水泥制蓄水池儲存,由此處引水至各街區。雖是如此,但該蓄水池不大,乃是模型之物,不足以實用,故市民較少使用此水。雖是試驗之物, 蜀都之自來水卻是以此為開端。”記述極盡具體,如身臨其境。

(四)志書體例規範創新

《中國省別全志》在前面設“凡例”,介紹志書編纂人員分工、編纂內容和中日兩國間貨幣、里程、日曆等換算比例,這符合我國傳統志書的編纂做法。全志採用章節體編纂,按事物性質和社會分工,設編、章、節、目(目多體現在詳細記述部分)進行記述,述、志、圖、表等諸體並用。四川卷設四川省總論、通商口岸、四川省之貿易、都市、交通及運輸工具、郵政及電信、主要物產及工業、商業機構及商業習慣、貨幣及金融機構、度量衡等10編。開篇即是總論,概括介紹四川建置沿革、行政區劃、面積人口、氣候、與外國關係、鴉片,使讀者對當時四川省有一個全面概略的瞭解,這也符合中國志書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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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不足

受日本本國文化影響,由編纂目的決定,四川卷存在不少問題和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編纂體例與中國傳統志書存在差異

我國志書編纂一是橫排門類、縱陳史實,橫不缺項、縱不斷線;二是述、記、志、傳、圖、表、錄、考諸體並用;三是秉筆直書,直陳其事。《中國省別全志》除做到直陳其事外,對門類的劃分和體裁的運用都有不足。如“通商口岸”往往與“都市”聯在一起,貿易與商業的核心都是商品交換,但本志在記述時採取分編記述,割斷了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絡。述、志、圖、表重點體裁有,卻沒有大事記,不便讀者查閱;沒有重點人物傳記,只見事物不見人,忽視了人在社會中的主體作用。

(二)記述內容存在掛一漏萬

從宏觀講,《中國省別全志》重點記述商業和與商業相關的口岸、交通、通訊、物產、金融等內容,但四川卷對四川的政治、軍事、教育、文化、衛生等未做記述,“自然”也僅在“總論”中記及氣候。從微觀講,第三篇“貿易”只記述重慶、宜昌兩地的貿易,就連列入第二篇“通商口岸”的萬縣的貿易情況也未記述。第四篇“都市”只記述50餘個州縣治地,其餘都市未做記述。瀘州,作為川南重鎮,全志記述內容十分有限,僅在行政區劃(記“領瀘縣、納溪、合江、江安4縣”)、都市、度量衡中有專門記述;其中“瀘州城”設位置、人口、城區街道及建築物、物產、交通、飲用水等目記述,是記述最詳細部分,有1000餘字。而同樣記述“都市”,打箭爐(康定)則設專章5節記述,有圖有表,近萬字。另外,“度量衡”中瀘州記有100餘字,水運、郵政、物產地中點名提到。敘永廳在“金融機構”中單列一章,但字數不多。合江縣更無具體內容記述。記述極不平衡,掛一漏萬。

(三)部分史實出現謬誤

北魏(386—557),是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是南北朝時期北朝第一個朝代,《水經》為這一時期所著。而《中國省別全志》“序”言“漢代有《水經》”,相差數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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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價值意義

《中國省別全志》雖然存在內容不全、掛一漏萬等問題,但也具有一定存史價值和借鑑意義。

(一)存史價值

修志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歷史源遠流長。中國古來志書成果豐碩,上古時代便有《禹貢》,東晉有《華陽國志》,南北朝有《水經》,宋時有《太平寰宇記》,元及明、清有《一統志》。自清以後,各省、州、縣編纂的志書更是浩如煙海。但自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後,外國列強入侵,政治腐敗,社會動盪,清政府再未組織修志,到19世紀20年代已有六七十年;且原有志書內容不夠完善,尤其是記載社會變革後現實情況的書籍十分缺乏。《中國省別全志》的編纂,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不足。

(二)借鑑意義

志書具有存史、育人、資政功能。封建時代的地方官員每到一個地方赴任,都將府、州、縣誌作為了解這個地方地理方位、建置歷史、風土人情的重要資料。《中國省別全志》編纂者為本國利益,每年派出約百人,費時4月餘,歷時10年,深入實地考察,達到沒有志書參考就自己組織力量編纂的目的。同時,在編纂該志時,學習中國傳統修志體例和做法,並在某些方面進行創新,這對中國志書編纂具有借鑑意義。而四川卷的編纂,豐富和積累了四川地情資料。如原有志書已有這些資料,可比較、核實其準確性;如沒有所記述資料,則可補充完善所編志書內容。

(本文載《巴蜀史志》2022年第1期)

作者:杜元高(瀘州市地方誌工作辦公室)

配圖:方誌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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