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的白樂天與無情的賀梅子

一、多情的白居易

南宋初年的洪邁(1123—1202)是《容齋隨筆》的作者,《四庫提要》稱道這一部隨筆:“南宋說部當以此為首。”洪邁另外還著有文言小說《夷堅志》四百二十卷,為宋代志怪小說之大成。而《隨筆》中有關詩歌的內容,後人曾輯為《容齋詩話》。

《容齋詩話·卷三》有如下兩則記載,我們先看稍晚的一則:

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真為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之法網,雖於此為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他日議其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耳。

洪邁的疑慮看似拘縶於風教,論者或疑其不免泥於宋人之迂闊。然而他的立論是有道理的。即使從一個已經作嫁的倡女的角度言之,於丈夫出門經商的時候,調撥宮商,登舟售藝,果若不為生計,難道是為了挑情?設使轉軸撥絃的目的自為風月而已,則江州司馬又如何能以天涯淪落之語相勸而自寬呢?幸而,洪邁還有另外一則筆記。

《容齋詩話·卷三》的另一則早先寫作的筆記是這樣的: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江上為商人婦所作,而商乃買茶於浮樑,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不以為嫌耶?集中又有一篇,題雲《夜聞歌者》,時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

這一段話並非無的放矢。試想:一個被貶官未幾而名望極高的詩人與茶商之妻夜會以餚酌燈樂,縱飲傾談,難道絲毫沒有顧忌嗎?然而提出此問之後,洪邁忽然掉開一筆,另從支線展開情節——這正是寫小說“離題”(digression)的手段——你會像追問故事裡的主人翁“原來去了哪兒呢?”一般地追問:那《夜聞歌者》又復如何?

其詞曰:“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悽切。一問一沾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雲:“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今詩人罕談此章,聊復表出。

較諸《琵琶行》,《夜聞歌者》這首小詩顯得十分單薄、輕盈;且一旦有了《琵琶行》這樣一首聲勢磅礴、氣格崔巍之作,《夜聞歌者》反而顯得簡陋而多餘了。在這裡,容我們先檢視一下《琵琶行》詩前原序對於此作的“本事”說明: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依照洪邁的推斷:《夜聞歌者》本事發生在前,以白居易“深於詩、多於情”且有感即發的書寫習慣來看,此詩應該早在《琵琶行》的本事發生之前就寫了。令人不解的是,老天獨厚此詩人,在短小、輕盈的《夜聞歌者》之後,多麼湊巧地又讓白居易在湓浦口遇見另一個琵琶女?

兩相比照之下,洪邁對於白居易人品的懷疑(以至多餘的捍衛)反而有了合理的解釋——關於這一點,稍後再論。讓我們先檢視一下詩人兩度驚豔的現場。

元和十年,白居易左遷九江郡司馬,第二年秋天,他卻以貶官待罪之身,不避瓜田李下之嫌,夜會商賈之婦,登舟張宴,諧曲談心,共傷淪落之情。這會不會是深於詩而多於情的人過度浪漫地引申出來的呢?我們甚至可以合理地假設:白居易最初在鄂州的確遇見了一位“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墮明月”的姑娘,而雙方的交際也僅止於“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悽切。一問一沾襟,低眉終不說”。

這個謎一樣的遭遇不容易再得,也不應該於再得之時發展成進一步的接觸和窺探。試想:設若白居易早在鄂州的時候已經撞見那樣一個身世如謎的神秘女子,因之而懷抱著始終未能一究其人生涯情實的遺憾。那麼,假設元和十一年的秋天,在湓浦口,他又偏偏如此湊巧地遇見了第二個女子(姑且不論其間機率若何),帶著對於前一個少女的好奇,移舟邀見第二個“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倡女,這哪裡是什麼“同是天涯淪落人”呢?分明就是“俯拾真多淪落人”了。

真正合情合理的解釋反而是:白居易在鄂州有過一回未究其竟的邂逅,並且寫了一首仄韻五古的小詩,之後詩人始終懷抱著無邊的好奇、想象、猜測和遺憾,對於那轉瞬而逝的無言際遇,他逐漸有了更多屬於自己的補充,也逐漸築成了不斷擴充的回憶。

那湓浦口的琵琶女,是白居易對於鄂州少女的一個摹想、一個發明、一個補充。《琵琶行》這作品則是一部長達八十八句、六百一十六個字的七言古詩,它所敘述的琵琶女的身世、經歷、情感以及她與江州司馬之間那種若有似無的情愫,通通都出於虛構;這首詩,根本是一部歌行體的小說。

二、無情的賀鑄

除了白居易和他的《琵琶行》,我們還有賀鑄,還有賀鑄的《青玉案》;在另一個維度的衡量之下,這一闋詞未嘗不可以帶來小說情節一般的想象:

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橋花院,瑣窗朱戶,只有春知處。飛雲冉冉蘅皋暮,彩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菸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關於賀鑄這一闋極知名的詞作,先讓我們看一眼一般常見的、望文生義的“賞析”是怎麼說的,老實說,我認為這些賞析距離譫妄(delirium)——就是胡說八道——不多遠:

“這一闋《青玉案》是他的代表作,從這闋短詞,可以管窺賀鑄的人生與他的文采的一角。因為他的詩人氣質與他的貴族生活環境的格格不入,他的官場生活又阻隔他的交遊,因此他的生活是隱鬱岑寂的。這闋詞的上半闋,六個句子描繪的正是這種沒有生活壓迫的寂寞。開頭描繪他家的人跡罕至,用的是曹植《洛神賦》的典故,凌波仙子比喻宓妃,詩人神往的美文中的美人,雖不能到詩人所居住的‘橫塘路’,但在詩人的想象與盼望中,隱約曾經目送伊人離去。詩人坦然面對他的孤寂,所以他自問:與誰共度華年、一起聆賞音樂?答案是:月照小橋、滿庭花開、紅色豪門錦窗。這岑寂的富貴之家,無人造訪,只有‘春’為伴侶,以‘春知處’三字描寫,美極而傳神。

“下闋句句抒情,首先承接上闋末句的春天時分,更點出時間在日暮之時。‘蘅皋’二字仍然取自《洛神賦》,形容的是暮氣四合時傳來的香氣。第二句交代的是詩人此時,百無聊賴,題詩填詞以為排遣,而寫出來的卻是句句斷腸。既已說出‘斷腸’二字,心中的孤寂與憂愁,已經是排山倒海而來。詩人思索如何形容這許多愁?這末三句千古絕唱就在這種心情下,激盪了詩人的才華,造就了美句絕詞。先比喻如‘江上瀰漫不散的煙靄’,再擴大為滿城滿街紛飛的花絮,最後一個形容句是五月梅子成熟時的‘綿綿不絕的梅雨’。江上煙霧或有散盡之時,滿城花絮可是鋪天蓋地了,而至於梅雨,人人都理解箇中滋味,那更是綿綿不絕,不知何時停止了。”

以上所引,坊間網上殆不鮮見,完全是憑藉浮光掠影的生造印象所堆砌出來的空話了。

不過,如果我們進入賀鑄原詞所使用的典故去摸索,就會得到一個有著充分情感的故事——這個故事,被原作者和他所調遣前往、周旋於迷情詞句之間的前人名作,以一種“欲說還休”、“穿插藏閃”的小說筆法,既埋藏起來,也指點出來。

依據龔明之(1091—1182)《中吳紀聞》所載:

賀鑄,字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方回嘗遊定力寺,訪僧不遇,因題一絕雲:“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猶疑掛樹猿。蠟屐舊痕渾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王荊公極愛之,自此聲價愈重。有小築,在盤門之南十餘里,地名橫塘。方回往來其間,嘗作《青玉案》詞雲:“……(略)後山谷有詩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唯有賀方回。’其為前輩推重如此。”

這是關於賀鑄這一闋詞最早也最質樸的背景介紹。從這一則記載來看,“橫塘”不是一個泛稱,而是賀鑄別築的一個居所。許多解析《青玉案》的評者先入為主且並無所據地以為作者是在路上看見了一名絕色女子,因而生比興之意、寄託之思,追摹其棖觸悵惘,卻不能曲盡其事,這多是未能從文字之內看穿賀鑄的小築是否有實際的作用。

可是《青玉案》的第一句就明白地說了:有一個女子,即使是像洛神一樣美麗的仙子,也沒有辦法度越橫塘。這就說明了為什麼作者只能“目送芳塵”。至於之所以用“錦瑟年華”描述這名女子,也不是無端形容一個青春正好的姑娘的虛詞。這得先繞到李商隱的《錦瑟》詩去看。

《錦瑟》是李商隱悵惘偷情、懷念他的小姨子的一首詩,洩露謎底的是關鍵句是“望帝春心託杜鵑”。而望帝的故事是這樣的:

遠古時代的蜀國,有一個叫杜宇的男子,從天而來,成為蜀王,號望帝。望帝教耕稼,循農時,撫民如子,受到完全的擁戴。彼時蜀國時有水患。望帝治水而無功。某歲,河中逆流漂來一具男屍,好事者一旦打撈上岸,屍體卻復活了,自稱是楚人,名叫鱉靈,因失足落水,漂流至此。望帝與鱉靈一見如故,十分投契,於是任命鱉靈為蜀相。

鱉靈的確才幹過人,他打通了巫山,治理洪水,疏水入長江,使水患徹底解除。望帝因此將王位禪讓給鱉靈。受禪之後,鱉靈號開明帝,又稱叢帝。而望帝死後,化成杜鵑。由於仍然掛念民生,每到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諸節候,即飛到田間鳴叫提醒:播種、插秧等耕稼之務。因此杜宇、杜鵑又名知耕鳥、知更鳥、催工鳥。

但是,“杜鵑泣血”一語,則另有來歷,應是根據這一段民族故事而敷衍出來的,與公共事務無關,恐怕才是李商隱欲語還休、寖成千載詩謎的底細:

鱉靈治水期間,望帝和鱉靈之妻私通。鱉靈治水竣工而返,望帝深慚所為,隱居於深山,遂死於彼,魂魄化為杜鵑。另一個說法是:鱉靈治水無功,望帝仍以國柄授之,自隱於西山。鱉靈則藉此佔有望帝之妻。望帝雖痛心而無奈,唯悲泣而已,臨死時,望帝囑告西山杜鵑:託之以抗鳴。杜鵑遂飛入蜀,日夜哀啼,直至於泣血。

另外,李商隱的《牡丹》詩如此:“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垂手亂翻雕玉佩,折腰爭舞鬱金裙。石家蠟燭何曾剪,荀令香爐可待燻?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片寄朝雲。”這裡的朝雲,典出宋玉《高唐賦》;實際上說的就是李商隱那愛才深切而自薦枕蓆的小姨子。

李商隱另有五首《無題》詩——分別是“相見時難”、“來是空言”、“鳳尾香羅”、“重帷深下”以及“颯颯東風”等,早經歷史小說家高陽解出,“足可證明此‘朝雲’為‘崇讓宅’中的妻妹。”(見《高陽說詩》之《〈錦瑟〉詳解》)這個秘密不能說,因為妻妹已經別嫁名門,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所以李商隱寧可揹負著謠傳說他詩中透露的是“私通令狐綯姬妾”、“儇薄無行”的惡名。

但是身為詩人,出之以詩,勢必有不可不說的內在動力。看來賀鑄也是如此。“錦瑟華年誰與度”就是暗示著讓人從“錦瑟無端五十弦”的句子發想。詞中這個不能度越橫塘的女子非但年華與李商隱“小姑居處本無郎”中的少女接近,恐怕其真正的身份也正是一個不能公開的側室。

所以,儘管居住的地方精緻雅潔,“月橋花院(一本作‘月臺花榭’),瑣窗朱戶”卻“只有春知處”。唯有春能知其所處的意思必須反過來看:一方面是指“月橋花院,瑣窗朱戶”之地有年如華,芳菲錦簇,恰是春意無邊;另一方面,也同時透過“只有春知處”一語反說:“人竟不知處”——人們並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女子存在。

過片之後,第一個句子仍然回到上片“凌波”句的出處:《洛神賦》。兩度汲語於《洛神賦》。舊說:曹植曾經求婚於甄逸女,不遂,為曹丕所得,後甄妃(名宓)受讒而死。曹植晚年作此賦實有感於甄妃,而竟題其名曰《感甄賦》,後因魏明帝為親諱所改。之後李商隱“宓妃留枕魏王才”即用此故事。這一段奇情,已經為胡克家《文選考異》考定非史實,但是詩文家用事,原本不計源流,縱使積非勝是,其真切知情亦頗在牝牡驪黃之外者。

《洛神賦》當然是受了宋玉《神女賦》的影響,熔鈞神話,陶冶幻想,將男人與女神的戀愛,賦予了鮮明的意象和豐富的細節。在一闋詞中,前後兩度——上片用“凌波微步,羅襪生塵”,下片用“爾乃稅駕乎蘅皋”——且皆在上下片的開篇處(也就是同一句位上)附會於同一部的作品,並不常見;如此非有獨特的用意不可,而不能徑以遣字修辭之必要性加以解釋。這裡的用意,顯然是要讓讀者不只黏著於字句產生的意象,還要透過原典的情感體貼此詞作者的處境。在這裡,我們便可以把李商隱的懺情(周旋於一雙姐妹)和曹植的傷感(隔別於自己的兄長)聯絡起來,揣想賀鑄是否有相似的故事。

“凌波”、“蘅皋”還不是僅有的線索。另一個證據來自“彩筆”。前文曾引李商隱《牡丹》詩,尾聯有“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片寄朝雲”之句。“彩筆”不是一個罕見的典故。《南史·江淹傳》:“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詩人藏運故實,當然可以直取原典,但是透過曾經運用此典的作者所累積的詩句,一樣能夠敷蘊其意旨,厚疊其韻色,玩讀之下,興寄乃愈益遙深。所以,賀鑄在“彩筆新題斷腸句”這個句子上,非徒直用江郎才盡故事,甚至也轉用了李商隱的“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片寄朝雲”。

我們的確可以懷疑,本來老杜也有“雕章五彩筆如椽,梅花滿枝空斷腸”這樣的句子,難道說賀鑄的“彩筆新題斷腸句”也要透過老杜來印證寄託嗎?當然不是。畢竟在《青玉案》的前文鋪墊之中,賀鑄喚起讀者發幽興之端者是李商隱。呼應於“錦瑟年華”,讀者不但能看出賀鑄藉由李商隱印證了他無可奈何的情愫,也發現另一個棖觸萬端的痕跡——賀鑄已經想要終結這樣的感情或往來了;因為彩筆原典所意味的是“停筆”——他不會再寫出“斷腸句”,或是不能再寫出“斷腸句”了!

換言之,這一闋新題的《青玉案》竟是絕筆。用現代人的大白話說,就是明白曉喻:“這是我所寫給你的最後一首懺情之作了!”

《青玉案》之所以千古流傳,有很大的一個原因是此詞下片收煞處的神來之筆,曾經為許多詩人、評家熱烈討論:“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菸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舉例來說:周紫芝《竹坡詩話》:“賀方回嘗作《青玉案》,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謂之‘賀梅子’。”

此外,最著其稱者則是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七》: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雲:“憂端如山來,澒洞不可掇。”趙嘏雲:“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閒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雲:“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雲:“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雲:“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菸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為新奇。兼興中有比,意味更長。

還有許多人著意於“梅子黃時雨”的來歷。宋朝孫宗鑑所著的《東皋雜錄》裡有這麼樣的一段話:“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風信,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唐人詩有‘楝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黃時雨意濃’,晏元獻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句。”此時,已經出現了“梅子黃時雨”的句子。

另有《潘子真詩話》。作者潘淳,新建(今屬江西)人。少穎異,好學不倦,師事黃庭堅。《潘子真詩話》是這麼說的:“世推方回所作‘梅子黃時雨’為絕唱,蓋用寇萊公語也。寇詩云:‘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

又見“杜鵑啼血”!

寫下“梅子黃時雨”時,賀鑄未必已經讀到孫宗鑑所例舉的“楝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黃時雨意濃”。但是,當時寇準早已經是天下知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了。他的句子非但賀鑄不可能不知,恐怕賀鑄也理解:這寇萊公的句子一定也早已為天下士人所共知。這是另一種“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默契。作者非但不憂慮被人指責抄襲,反而刻意借用、翻用、轉用,宋人之積習如此(王安石就是此道最著名的高手)。

請重讀一次這兩個句子:“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梅子黃時雨如霧”恰恰就是“杜鵑啼處血如花”的隱語;賀鑄之所以在落句處套用寇準現成的句子,顯然是再一次回到李商隱的懺情境遇,他已經下定決心結束一段關係,從此不會再踏上往來橫塘的道途,這是不能直說,卻也不能不說的秘密。

詩人以輕描淡寫、不著一言於情跡的收斂之語,但摹眼前即景,從“一川菸草”到“滿城風絮”,卻在最後一句上暗藏了現代小說結束一般慣用的“發現”,一個頓悟,epiphany!原來“賀梅子”的酸楚盡在於此:他的梅子裡隱隱然飽含著一片追悔。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賀鑄經由李商隱而透露了自己的秘密情事。他在春天接近尾聲的時節,拋棄了一個女子,他卻只能向古老且美好的詩句裡躲藏,讓殘忍的絕情掩映於前人的惆悵與清狂之間。

多情的白樂天與無情的賀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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