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文集|仰海峰:馬克思的歷史性思想及其當代意義

馬克思的歷史性思想及其當代意義

學者文集

作者 仰海峰

*來源:天津社會科學 1999-10-10

阿多爾諾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時指出:“資產階級社會普遍從屬於交換規律,‘等量換等量’的平衡計算規律,確確實實達到無一例外的程度。交換,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無時間限制的現象,比率和數學運算也一樣,在它們的純形式中排斥時間因素。因此,具體的時間從工業生產的領域中消失,現在它對於積累的經驗沒有什麼用處。”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以後,體現出來的是一個沒有時間、沒有歷史的社會運動過程。在這樣的社會生活邏輯中,體現資本主義社會日常生活與社會結構特徵的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都把資本主義社會當作既定的、超歷史的永恆存在,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他們在自己的研究中,歸根結底是持一種反歷史的立場的。這種反歷史的立場,使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無法科學地說明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要對資本主義社會作出科學的闡釋,首要的問題就是要達到對社會生活的歷史性理解。因此,是否具有歷史性視角,成為馬克思批判與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入口。

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中,當他從人本主義出發實施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時,儘管他的批判是極其敏銳的,但在理論邏輯上,這種人本主義思想恰是一種非歷史的觀點。經過1845年春天的變革,馬克思才真正地達到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性理解。在馬克思的科學哲學視界中,歷史這個概念具有雙重意義:一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歷史,在這裡馬克思是要回答歷史是什麼,《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歷史概念主要就是回答這個問題。歷史概念的另一個含義指歷史地理解問題,即歷史性問題,這具有社會認識論的方法論意味,歷史是什麼只有在這一方法論視角中才有可能得到科學的界定。這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1857-1858年經濟學手搞》、《資本論》等著作中,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理論視角。歷史性地闡釋社會生活的方法,在馬克思科學哲學視域中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的內容,即對理性史觀的現實還原、從生產方式出發的社會生活主導闡釋模式和關於歷史情境的辯證法思考。

一、理性史觀的現實還原

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長足發展,帶來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正規化的重大變化,即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型也逐漸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前提。以笛卡爾為發端的大陸唯理主義,其理論建構的一個主要理想是使哲學達到數學理性的層面。在這樣的研究視界中,歷史本身的研究或者是沒有意義的(笛卡爾就是這麼認為的),或者是從屬於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的,對此的反思才有了維柯《新科學》中對歷史研究重要性的強調。維柯認為,人們只能認識自己創造的東西,“過去哲學家們竟傾力去研究自然世界,這個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創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過去哲學家們竟忽視對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這個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類創造的,人類就應該希望能認識它。”然而非常遺憾的是,維柯儘管意識到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並且透過詩性智慧一詞強調歷史研究方法的獨特性,但當他將人類歷史劃分為神的時代、英雄時代、人的時代,並以這三個時代的迴圈交替來解釋歷史時,他實際上是開了黑格爾歷史哲學之先河,即以一種邏輯先導性來界說歷史。這恰恰是歷史研究中的非歷史意識。在這一點上,狄爾泰關於人文科學研究的解釋學,同維柯的理論視界是一致的。因此,當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理論主題與研究方法,以區別於自然科學的研究正規化時,在理論的實際運用中,兩者正好走到了一起。這表明,如何制定科學的歷史概念,達到科學的歷史視界,對於馬克思哲學的創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要理解馬克思歷史性視角的理論意義,先要提出的一個深層問題是:為什麼當維柯等這樣一批哲學家意識到要研究歷史、並且提出區別於自然科學研究的歷史研究方法時,他們並不能真正地達到對現實社會歷史的科學理解?對於這一問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批判青年黑格爾派時作了明確的回答:“這些哲學家沒有一個想到要提出關於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絡問題,關於他們所作的批判和他們自身的物質環境之間的聯絡問題。”理論與現實的割裂,使得過去的理性史觀儘管想研究歷史,但卻無法真正地從歷史本身出發,達到對社會生活的歷史性理解,使歷史研究本身成為歷史編纂學。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透過對青年黑格爾派唯心史觀的批判,進一步揭示出理性史觀不能歷史地理解社會生活的原因。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以及青年黑格爾派的歷史觀時指出:理性史觀的產生主要有三個環節,第一,“必須把進行統治的個人——而且是由於種種經驗的原因、在經驗的條件下和作為物質的個人進行統治的個人--的思想同這些進行統治的個人本身分割開來,從而承認思想或幻想在歷史上的統治。”這是使思想脫離具體存在的關鍵一步,只有經過這一步,思想才能獲得獨立性的外觀,成為社會生活的本質規定。第二,為了使各種思想不至於互相矛盾,必須“從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觀念等等,並把它們當作歷史上佔統治地位的東西,從而把所有這些個別的思想和概念說成是歷史上發展著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規定’。”“使這種思想統治具有某種秩序”,這就形成了界說現實歷史生活的思想體系,這在黑格爾哲學中得到最高體現。實際上這些概念是由理論家、玄想家和哲學家創造出來的。第三,具體存在的社會生活成為“某個人物”或“在歷史上代表著‘概念’的許多人物”的製造物。他們沒有看到,自己的這些思想只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因此要歷史性地理解社會生活,首先是要走出理性史觀的意識形態幻想,實現理性向現實生活的還原,從現實生活本身出發,而理性史觀本身只是社會生活的產物。“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

在這一基礎上,再來透視哲學的思考,就會發現,當維柯等人提出要以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研究正規化來研究歷史,但他們又只能實現對社會歷史的非歷史性理解時,這恰是由於社會生活本身的邏輯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的運轉,商品的生產與交換,是一個將時間割裂開來,從而使時間顯得無關緊要的過程,因此對社會生活的非歷史性理解,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生活邏輯每天都要生產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本質上哲學沒有真正的歷史”,任何僅從思想層面來界說歷史都是非法的,當代解釋學的理論困境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按照解釋學的觀點,任何理解中都有著一個前視域在發生作用,理解的過程是一個當下視域同前視域的視域融合過程,前視域(偏見)對於人們認識當前事物具有重要的理論建構作用。解釋學的這一觀點表明,在認識過程中,一種認識反思、認識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但由於在對前視域進行反思時,認識主體又受制於前視域的作用,這造成了主體自我反思時的兩難困境。當代解釋學的這一思考,倒是揭示出自笛卡爾“我思故我在”以來哲學研究基礎的脆弱,哲學如果僅從理性、意識層面進行自我反思,哲學的真理性是無法滿足的,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還原也不能實現嚴格科學的哲學理想。因為先驗的現象學還原如果不深入到社會生活中,這種純粹意識本身恰恰得不到說明。馬克思歷史觀的創立,首先是對哲學基礎的置換,將哲學的研究置於社會歷史生活的基礎上,從社會生活的內在邏輯中,來實現對哲學的自我反思與批判的,“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於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因此要達到對社會生活的歷史性理解,不僅需要從學理的層面進行哲學的反思,更需要將理論與社會生活聯絡起來,實現理論的社會歷史定位。

從這一基本立足點來看,當青年盧卡奇將資產階級思想的二律背反置於物質生活層面進行論述,強調從社會物質生活出發對資產階級思想進行哲學批判時,他的出發點是可取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意識形態批判理論,在當代的文化批判中也的確是十分需要的。但他們解決問題的途徑卻又是一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折射,他們關於意識形態批判中先驗主體的界定,體現的恰恰是資產階級啟蒙時期理想主體的設想。“我們必須看到這一點,即這種展現是從一種假定中獲得力量的,這個假定便是在某種先前的歷史階段中,主體仍然是相對完整和自足的。然而那種心理觀念和個人主義--即那種被他們確診為後期資本主義的原子化主體的東西--卻阻礙了任何從資產階級文明社會返歸某種前個人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社會形式中去的幻想,因為他正是先前構成資產階級主體所必需的東西。因而,法蘭克福學派不可避免地從這樣一個歷史階段獲取一種自足主體的規範,在這個階段裡,資產階級自身仍是一個上升的、進步的階級”。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際遇表明,意識形態批判如果不是作為達到科學歷史概念的理論切入點,而變成理論自身的目的,極易走向自己的反面。在馬克思歷史概念的制定中,透過對理性史觀的現實還原,達到社會歷史視界,並透過對社會歷史生活的理解,從中透視哲學邏輯的現實定位,才能實現意識形態批判本身的社會歷史性規定。馬克思的這一基本思想,後來在傑姆遜關於後現代主義的社會歷史定位中,再一次得到體現。

二、社會歷史闡釋的主導模式

只有實現了從理性向現實生活的迴歸,我們才能追問社會生活本身的邏輯是什麼,以什麼樣的模式才能進行科學的闡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在回顧自己的研究思路時指出:經過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從經濟生活中的生產方式出發構成了馬克思闡釋社會歷史的主導模式,這一對歷史本身的本體性說明,也是歷史性視角得以成立的現實根據。

但長期以來,對馬克思闡釋歷史的這一主導模式產生了一種誤解,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經濟決定論,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變成了一種線性歷史觀。這當然是理論上的誤釋。為了凸現馬克思哲學的本真內涵,恩格斯晚年對此做了反覆說明。恩格斯一方面指出,從經濟生活出發,以生產方式來理解社會歷史生活的正確性;另一方面也指出,“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了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態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程序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裡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透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晚年恩格斯還具體論述了意識形態、國家因素對社會發展發生作用的形式。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主要是側重於透過恩格斯的論述強調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間的相互作用,這當然是恩格斯原文中的應有之意,但如果停留於這一理論層面,我們就無法理解恩格斯論述這一問題的深層寓意。我認為,恩格斯在這裡強調的“歸根到底”,實際上是強調從經濟生活、從生產方式出發闡釋歷史的優先性,但在對現實社會生活的具體分析中,並不排斥在此基礎上吸收其他的闡釋方法。關於這一點,引用一下傑姆遜的一些看法是有所裨益的。傑姆遜認為:“馬克思主義闡釋學比今天其他理論闡釋模式要更具有語義的優先權。”在對社會歷史的理解中,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模式,如結構主義解釋模式、歷史主義解釋模式、符號學解釋模式等,他們都有自己的主導性闡釋方法,“馬克思主義也提出一個主導符碼,但是這個主導符碼並不像人們有時所認為的那樣是經濟學或者是狹義上的生產論,或者是作為區域性事態/事件的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的主導符碼是一個十分不同的範疇,即‘生產模式’本身。生產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個完整的共時結構,上述的各種方法論的具體現象隸屬於這個結構。也就是說,當今明智的馬克思主義不會希望排斥或拋棄任何別的主題,這些主題以不同的方式標明瞭破碎的當代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區域。因此,馬克思主義對上述闡釋模式的‘超越’,並不是廢除或解除這些模式的研究物件,而是要使這些自稱完整和自給自足的闡釋系統的各種框架變得非神秘化。”這才是從生產方式出發來闡釋社會生活的意義所在。

馬克思的這一以生產方式闡釋社會歷史生活的優先性原則,在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中得到了心理學的確證,而早期海德格爾的“此在”解釋學則從微觀層面進行了哲學上的說明。在發生認識論研究中,皮亞傑既不同意認識論中的經驗反映論,即心理學層次對應的刺激理論,也不同意邏輯主義的先驗論,他透過對兒童智力發展水平的考察,指出兒童智力的產生有其發展過程,這一發展過程的基礎是變動中的感知運動,人的先驗邏輯運演是透過感知運動格局、前邏輯的實體演算到數學--邏輯的形式化運算中發展起來的,是基於感知運動的主客體同構過程。因此是兒童的社會生活模式決定著他們的心理發展,個人的社會活動模式在闡釋個人的心理發展中具有元解釋的作用。而在早期海德格爾關於“此在”的解釋學中,個人是透過上手狀態來領悟與認識世界的,透過“世內上手的東西--向某種東西開放;那種東西的先行開展不是別的,恰是對世界之領會。而此在作為存在者總已經在對這個世界有所作為中。”通俗地說,人是在勞動中使世界顯現出來,並在勞動顯現世界的同時,具有著對世界的領悟,這才是解釋學所講的前視域的初始發生地,在此基礎上才能談論其他的問題。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從經濟生活出發,以生產方式作為闡釋社會歷史的主導模式,是整合其他解釋模式的基礎,這實際上也是實現馬克思哲學同當代西方哲學對話的理論基礎。正如恩格斯所說的,在對具體的社會生活的說明中,既要考慮到經濟因素,也要考慮到政治、意識形態因素,這是以經濟生活為基礎的多重因素的互動作用,是一種“合力”的結果。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初期,經濟因素還比較明顯的話,在後工業時期,特別是隨著數字化生存時代的到來、網路虛擬空間的出現,在社會生活的顯性層面表現出來的恰恰是一些符號體系,這時經濟生活、生產模式的作用反而很難清晰地呈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從生產模式出發闡釋社會歷史生活,才是我們認清各種社會歷史闡釋模式真相的前提。

三、歷史情境與辯證法

要歷史地理解社會生活,必須實現從理性向現實生活的迴歸,以現實作為歷史研究的出發點,但是從現實出發是否就必然達到對社會生活的歷史性理解呢?回答卻又是否定的,這裡的問題是如何理解現實。當一般唯物主義者從感覺出發,把現實當作具體的物質實體時,他是無法達到對現實的科學理解的,胡塞爾關於經驗主義與心理主義的批判深刻地證明了這一點。當古典經濟學從社會生活出發時,仍然無法達到對現實的科學說明。因此,如果馬克思是從現實出發,那麼馬克思對現實的理解同舊哲學、古典經濟學的區別是什麼?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才真正顯示出歷史性視角在社會生活闡釋中的重要地位。

古典經濟學將經驗論唯物主義運用於社會歷史生活領域,從經濟現象出發,來尋求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這是馬克思歷史辯證法創立之前用唯物主義來說明社會歷史生活的最高成果。當古典經濟學持唯物主義觀點時,它所面對的“物質”已不是可見的實體,而是無形的社會生活結構,而它所尋求的規律,恰恰是這種無形的社會生活結構的規律,並且形成了說明這種規律的勞動價值論。應該說,同馬克思後來一樣,從經濟生活出發來闡釋歷史,這也是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主題。但是古典經濟學家的闡釋是超歷史的,他們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當成人類歷史上自始至終的存在,並認為這種社會形態才是自然的社會形態,這是古典經濟學家的共同特徵。正如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時所指出的那樣:“他沒有看到:經濟範疇只是這些現實關係的抽象,它們僅僅在這些關係存在的時候才是真實的。這樣他就陷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錯誤之中,這些經濟學家把這些經濟範疇看作永恆的規律,而不是看作歷史性的規律--只是適於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一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規律。”這也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思考問題時總是要受制於現實生活現象的根本原因。在馬克思看來,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需要做出歷史性的說明,這是辯證法的基本要求。

但是這種歷史性的說明,並不是從一種社會進化論的視角來描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歷史形成過程,“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後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係決定的,這種關係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生成過程的條件,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成之後就變成了其生產關係存在的前提,而這些前提因素在新的社會結構運動過程中,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要揭示資產階級經濟的規律,無須描述生產關係的真實歷史”。因此馬克思必然是鮮明地拒斥古典經濟學的經驗唯物主義分析方法,他感興趣的不是從起源來說明各種不同的形式,而是把這些形式歸於統一,從一種具體的總體性入手來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結構與運動。“我們應該注意歷史在這裡起作用的方式:不是作為內容豐富的可敘述的歷史,而是作為被構成的概念。前者構成馬克思主義研究所不可缺少的視界,但決不是在任何意義上構成這種研究的主題。”正如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所說的,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提供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但是以“概述資本主義歷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形式提供的,“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嚴格科學性的方法論基礎”。這種歷史的概念並不是自然史意義上的概念。當從歷史性出發來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馬克思實際上是將資本主義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置於同一個視域中,正如解釋學所說的“視域融合”一樣,是從具體的總體性中來理解歷史生活過程的。

以這一歷史性視角來分析現實時,它所強調的具體的總體性,實際上是強調在分析現實問題時要充分意識到歷史事件得以發生的歷史情境。歷史情境指的是歷史事件發生時多重因素的現實聚焦,構成了歷史事件得以發生的場域,在對這個場域的分析中,既要考慮到各種因素的直接作用,同時也要考慮到各種因素相互作用時所產生的效應。恩格斯晚年強調的以經濟生活為基礎的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只有在這一立足點上才能真正地理解。歷史情境所表達的各種因素的現實聚焦,馬克思結合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討論將之概括為“一定時代中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觀點。這既是指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現實歷史情境,也強調的是在分析這一社會時,任何概念的運用都要置於特定的歷史情境之中,這是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批判蒲魯東的基本立場。在對歷史事件的具體分析中,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文章,充分發揮了歷史情境的思想,在這些文章中,馬克思在經濟分析的基礎上,具體地展示了各種因素相互作用時所形成的特定歷史情境,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路易·波拿巴的計劃才得以實現。

從歷史情境的批判性意味來看,它同辯證法是相一致的,“它在辯護的、即維護現存制度的派別同社會批判的、在其傾向上是革命的派別之間的政治論爭中,加強了攻擊者的地位”。辯證法按其本質來說是對現實的批判性研究,在黑格爾那裡,對現實的批判性研究是在思維中完成的,概念的時間展開是以空間展開為依據的,這使得黑格爾的辯證法即使具有強烈的歷史感,但他解決問題的方式最終是非歷史的,他從辯證法出發對社會的批判,是一種外在之光的投射。早期馬克思從人本異化史觀出發所構建的哲學批判理論,在其理論邏輯上與黑格爾哲學具有同質性。而從歷史情境的角度出發,對社會的批判就不再是外在的價值批判,而是社會的自我批判,是來自於現實生活本身的辯證法批判。歷史性的暫時性的東西都有其存在的根據,但這個根據總是“一定的”,事物的發展總是要突破原有的界限,比如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總是要突破原有社會存在狀態,達到新的層次,這決定了任何具體事物的存在都是暫時的,都會轉向它的反面,成為非法的存在。因此,現實事物的發展本身就要求以辯證法的眼光去看待它,當經驗主義的分析研究方法將每一因素當作永恆的實在時,它既不能真實地接近事物,也不能科學地進行哲學批判,這與馬克思的歷史情境思想恰恰是相背離的。這也說明了當代英美實證主義傳統無法理解辯證法的原因。

馬克思的這一從生產方式出發的歷史情境思想,成為傑姆遜評論當代西方文化批判理論與後現代思潮的理論起點。傑姆遜將馬克思哲學劃分為三項構架:即政治的(直接的歷史事件)、社會的(階級和階級意識)和經濟的(生產方式),但他在分析每一文字時,都是從這三項構架在具體歷史情境的互動作用中加以理解,“我們面臨的不再是個人主體對過去的冥思苦想,而是一個現在的客觀境遇,與一個過去的客觀境遇之間的關係問題”。他認為從歷史情境出發才能體現出辯證法的思維。“辯證思維便這樣證明,它是思維矯正自身的時刻,其中心靈突然退縮回來,將自身含納於其拓展了的新領悟裡,在對現實的一種新的瞥視中,加倍恢復其前此的觀念,併為這些觀念重新找到基礎:首先,逐步認識我們的概念工具本身如何決定所取得的結果的形態和侷限(黑格爾式辯證法);爾後,在其次的、更具體的、作為明確的馬克思主義形式的反映運動中,在對我們自己既是歷史產物又是生產者意識中,在對我們社會-經濟境況深刻歷史性質的意識中,來做到這一點,因為這種境況既提供瞭解決辦法,又提出了問題,而它們又同樣地引發出解決辦法和問題。”傑姆遜關於後現代主義的定位之所以得到普遍的關注,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是從生產方式為核心的歷史情境中,揭示了後現代主義文化的社會歷史邏輯,實現了馬克思哲學同當代哲學的批判對話。這實際上表明,馬克思的從生產方式出發的歷史情境思想,對於我們從馬克思哲學的立場來吸收當代西方哲學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作者簡介

仰海峰,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出版《的哲學》《形而上學批判——馬克思哲學的理論前提及當代效應》《實踐哲學與霸權——當代語境中的葛蘭西哲學》《符號之鏡——早期鮑德里亞思想的文字學解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等專著、合著、譯著10餘部,發表論文20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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