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寺:又來蕭寺問年華

法源寺依然“憫忠”——明末袁崇煥遭剮刑,其家僕收屍後在此超度亡魂,清末譚嗣同等人的屍身亦曾停放於這裡,或許正因如此,才啟發了李敖寫下《北京法源寺》。

法源寺:又來蕭寺問年華

又到人間四月天,花紅葉綠自成詩,法源寺的丁香滿開了。(IC Photo/圖)

四五月間,北京法源寺應該是一座香剎。

如今法源寺以丁香聞名,但其實法源寺本沒有丁香。京城諸多寺院之中,法源寺比不上北京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雍和宮那樣氣勢恢弘,遊人如織;它又比不上偏安京西的臥佛寺與碧雲寺,能成為人們踏青、避暑、賞楓的盤桓之所;這裡沒有潭柘寺的清幽,又沒有大覺寺的玉蘭、香茗與素齋。若論地理位置,它更比不上交通便利的白塔寺與天寧寺,甚至好像每每故意為難駕車造訪之人。那就徒步造訪吧——從菜市口西邊的教子衚衕往南走,向東進入法源寺前街就到了。法源寺前街東邊與西磚衚衕相連,西磚衚衕是唐代幽州城的東垣,北邊的廣安門內大街則是唐時的檀州街。

素色的美麗

曾幾何時,法源寺丁香,與崇效寺牡丹、極樂寺海棠、天寧寺芍藥並稱京畿四大花事。如今,這裡滿院綠植,古槐、松柏、丁香、海棠、銀杏、文冠果等名木繁多,殿堂掩映其中,禪意自然生髮。寺中四時不斷之花、八節長青之草,引文人墨客紛至沓來,“素色的美麗”更是已經在這裡延續數百年——明時便有的丁香詩會,至清代達到極盛,紀曉嵐、顧亭林、洪亮吉、龔自珍、何紹基和宣南詩社成員皆曾來此以花會詩;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錢載、翁方綱、王昶、餘集、吳錫麟、趙懷玉、嚴長明、羅聘聚會於此,留下《法源八詠》,石刻至今仍留存寺內。更為著名的詩會則是1924年4月26日,宛若“歲寒三友”的泰戈爾、徐志摩、林徽因來此瞻古剎、賞丁香,將風流側影拓印在莊嚴古樸的寺廟建築之上,泰戈爾甚至在夜晚於此逗留作詩。香雪海里佳話傳——同年,梁啟超集句贈徐志摩,有“臨流可奈清癯,第四橋邊,呼棹過環碧;此意平生飛動,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句,後半句即指此事。

走進法源寺形制古樸的單簷歇山頂式山門,230餘米的中軸線上對稱佈置的鐘鼓樓前,文冠果枝葉濃密;向北即是天王殿,其中供奉明代制布袋和尚及韋陀像,殿前白皮松蒼翠斑駁。天王殿北的大雄寶殿坐落在寬敞闊朗的平臺上,供奉明代木質佛像毗盧遮那佛、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和普賢菩薩,即“華嚴三聖”。天王殿後,法源寺特有的建築憫忠臺(戒臺)的外牆以12柱為架,室內以12柱支撐,與故宮御花園萬春亭式樣相同,為唐景福二年(893年)幽州節度使李匡威興建,遼天祿四年(950年)毀閣,遼應歷五年(955年)重修,當時有“憫忠高閣,去天一握”之說,元人亦有“高閣秋天迥,金仙寶珞齊”之稱;如今“去天一握”的憫忠臺只存1米多高的臺基,建築為後世重建。

法源寺:又來蕭寺問年華

憫忠閣(張亞萌/圖)

憫忠臺北乃毗盧殿,原名淨業堂,巨大的銅佛像通高近5米,據傳唐僧的頂骨舍利亦曾供奉於堂內。觀音殿後,法源寺最北端為藏經閣,兩層五開間的木閣據說收藏了唐及五代抄寫的經書及東漢以來諸佛像。只是如今不對外開放,只有閣前銀杏樹影婆娑,蔭覆半院。

天然之趣味

1917年,作為“北漂”的齊白石曾借住楊潛庵所居法源寺如意寮,白天在琉璃廠南紙鋪鬻畫賣印,備受冷落。一日,高等師範學校國畫教師陳師曾在琉璃廠見齊之印與畫,遂赴法源寺尋訪。齊白石記錄“晤談之下,即成莫逆”,他取出《借山圖卷》,陳即揮毫贊其畫格之高:“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又指出齊畫之不足,力主變法:“自出新意,變通畫法。”

“餘作畫數十年,未稱己意。從此決定大變,不欲人知;即餓死京華,公等勿憐,乃餘或自可問快心時也。”齊白石“衰年變法”就於法源寺發端。如今如意寮所在何處已不可考,只有齊曾作詩《法源寺桃花》:“破笠青衫老移民,法源寺裡舊逡巡。重來幸有桃花在,認得衰翁是故人”——說“舊逡巡”與“重來”,是1919年齊白石花8元錢租得法源寺羯磨寮,如今就在觀音殿東側,透過羯磨寮前小路即可到達藏經閣。己未年(1919年)六月十八日,齊白石與門人張伯任在羯磨寮閒話,忽見地上磚紋有磨石印之石漿,“其色白,正似此鳥,餘以此紙就地上畫存其草”,遂畫下輪廓簡略、憨態可掬的小鳥,並記“真有天然之趣”。

轉向“天然之趣”的創作之路給齊白石乃至中國畫壇帶來嶄新面貌。1922年,陳師曾赴日,帶去的齊白石作品全部被日本收藏家買下,且畫價頗高,齊遂聲名大噪,“我的賣畫生涯,一天比一天興盛起來。這都是師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遠忘不了他的”。“歷史固然有大潮和趨勢,但對映到每個歷史中的人身上,卻是複雜而細膩的個人與聲勢浩大的歷史大背景有所疏離,恐怕才是真實的,藝術或許自有其發展的規律。”北京畫院副院長、齊白石紀念館館長吳洪亮曾撰文如是說。

法源寺:又來蕭寺問年華

藏經閣(張亞萌/圖)

可有的時候,個人的行動卻與聲勢浩大的歷史大背景緊密相連——1980年,日本送鑑真乾漆夾苧像回國巡展,法源寺曾設蓮座供奉,唐寺迎唐僧,一時被傳為美談。其實,法源寺的誕生即與唐朝有關:唐太宗應新羅之請出兵征討高麗,親率大軍於法源寺所在幽州城東南誓師,結果慘敗而歸,“深憫忠義之士歿於戎事,卜斯地將建寺為之薦福”,於唐貞觀十九年(645年)詔令立寺紀念,但尚未建成,他就與世長辭。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寺成,初名憫忠寺。繆荃孫輯《順天府志》載,武宗會昌五年(845年)下令毀削佛寺,但憫忠寺為敕建免於此難,於是燕雲十六州地界上只留下這一座寺院。寺內收藏《憫忠寺重藏舍利記》中有“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一句,這一會昌六年(846年)儲存下來的記錄,成為後世史地學家推斷唐代幽州城規模和大致格局的有力證據。

“安史之亂”中,此寺先後改稱“開元寺”“順天寺”,安祿山曾在寺前東側建塔,兩年後,史思明亦在西側建塔,皆高十丈,成對應之勢,後因火災和地震被毀,安史之亂平息後複稱“憫忠寺”。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憫忠寺毀於大火,幽州節度使李可舉捐俸祿重建寺院。

大抵建築與人的歷史,總在興與廢、毀與建之間兜兜轉轉。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宋徽欽二宗被俘北上,徽宗被囚於大延壽寺,即今棗林前街北京66中附近,欽宗則被囚於憫忠寺,這裡留下了北宋王朝終局的一段足跡。和靖康之恥同樣被記錄於此的還有南宋的謝枋得。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曾任江西信州太守的謝枋得因南宋滅亡而蟄居閩中,後被元人俘獲,北上拘於憫忠寺,元人誘其做官,將謝枋得押到文天祥就義處,威脅“此地系文丞相砍頭處”,謝枋得聽後仰天大笑:“當年與吾友同榜登科,今日又能與吾友同遊地府,豈不幸耶!”回憫忠寺,絕食而死,留下《北行別人》詩: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

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

義高便覺生堪舍,禮重方知死甚輕。

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謝枋得的故事遠不如齊白石與文天祥的往事為人所知。

明初,寺院毀於兵燹,“寺與塔皆毀,遺址僅存”。正統二年(1437年)寺僧相瑢法師募資修葺,易名“崇福寺”,如今七進六院的建築格局也基本為明時形成。1550年左右,北京城拓展,原本偏安一隅的寺院被圈入城內。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為律宗寺廟,至此時才改名“法源寺”。

而今除唐、遼代石刻和石柱外,法源寺最為著名的則是乾隆帝所題“法海真源”牌匾了——從“憫忠寺”到“法源寺”,橫亙了千年時光。

宣南掌故花

法源寺依然“憫忠”——明末袁崇煥遭剮刑,其家僕收屍後在此超度亡魂,清末譚嗣同等人的屍身亦曾停放於這裡,或許正因如此,才啟發了李敖寫下《北京法源寺》。

百年光景瞬息逝。“所有地面上活動的,都化為塵土,都已躺下,剩下的,只有那靜止的古剎,在寒風中,在北國裡,悲愴地佇立著”,《北京法源寺》這樣寫,“一千年過去了。一千年的風雪與戰亂,高高的憫忠閣已經倒塌了,但是憫忠寺還淒涼地存在著”。1000年過去了,朝代更迭,宗教變遷,城市也變換了形態,人與事都消逝在歷史長河中,空留法源寺,未曾湮滅,始終緘默地偏安一隅,只留下一段段文字與些許的遺蹟,就像寺內廊間牆壁所錄白居易禪詩:“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北京法源寺》虛構了一個想象中肅殺的歷史空間,而北京的法源寺則學僧眾多,洋溢著與別家寺廟不同的明朗氣息;正午時分,曾見大爺大媽圍住一兩個學僧提問,兼做“心靈馬殺雞”;懶洋洋的貓咪見到餵食者會快步跑過院子奔食,儘管它們胖得都快變形了。法源寺,這座源於死亡而建立的寺院,如今卻鮮明地“活著”——建築、文化與公眾在當下,於法源寺結合在一起,富有多重形象與意義的“香剎”堆疊了不斷的認知與想象,更接續了當下的城市空間。

法源寺:又來蕭寺問年華

學僧出沒其中,令法源寺與眾寺不同。(張亞萌/圖)

說法源寺本沒有丁香,是因為清代同光之前,法源寺更以海棠聞名,洪亮吉曾言“法源寺近稱海棠,崇效寺遠繁丁香”;龔自珍亦作《憫忠寺海棠花下感春而作》一詩:

詞流百輩花間近,此是宣南掌故花。

大隱金門不歸去,又來蕭寺問年華。

信步走出法源寺時,門口所見小公園即是唐時憫忠寺遺址。平常時日,這裡多有附近閒逸長者和兒童玩耍娛樂,人們或許已經忘了那些或厚重或慘烈的往昔,唯有法源寺還記得千百年歷史來去的繁複與滄桑。由是觀之,樣子簡單甚至有些寒酸的法源寺,並非龔自珍所言“蕭寺”——於此地叩問年華,它是繁花之寺,亦是繁華之寺。

張亞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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