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與高過自己的靈魂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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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與高過自己的靈魂相遇

讀書,與高過自己的靈魂相遇

世界讀書日

專輯第陸期

出題人: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答題人:呂文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靜(劇作家、文學批評家、媒體人)

侯磊(青年作家、詩人)

編者按

人間四月天,最美讀書時。

在4月23日世界讀書日到來之際,《北京青年報·天天副刊》推出《問卷·第三季》,希望在碎片化資訊時代,人們不要放棄紙質閱讀;在電子化的趨勢下,依然保有對於紙質書的熱愛。

與前兩季問卷不同的是,本季特請出史航、鄭淵潔、肖復興、唐小兵、傅光明、李冬君和袁一丹七位《天天副刊》的老朋友、資深愛書人士作為問卷“出題人”,他們把對於閱讀的思索融入了題目中,在高質量的提問與回答中,讀者們可以領略到閱讀給人類帶來的喜悅與力量。

閱讀是世界上回報率最高的投資行為,希望本版的問卷能夠啟迪、潤澤每一位愛書人士的心靈。

壹我曾經以主題文章《有抵抗感的閱讀才是嚴肅閱讀》,倡導一種從快速閱讀和輕閱讀中脫離出來,進入對自我構成挑戰的嚴肅閱讀。這個理念同意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甚至有讀者指出,在一個平權主義的時代,知識分子和讀書人不要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教導大眾如何閱讀,任何試圖開書單和讀書指導都是一種對個人閱讀權的侵犯。對此,您怎麼評價?

呂文浩:新媒介能夠有效地把碎片化時間利用起來,讓人看一些篇幅較短、較省腦力的文章或影片,任何適應這一特點的素材都會得到較好的傳播效果。如果請作者將一篇長文的亮點和主要用意加以濃縮,感性地呈現,就會成為讀者的一個很好的導引。以此類推,新書出版之際,也可以搞這種導引式的推廣活動,相信效果會不錯。對於新媒介,如果能夠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就可以發揮其強大的傳播力,使之成為嚴肅閱讀的重要幫手。

現在資訊發達,有不少書媒做定期的推薦榜單,這種篩選工作可以節省讀者不少胡亂摸索的時間,而再由少數權威人物開書單的必要性確實不大了。

李靜:平權主義時代,據說每個人都有權利暢所欲言,每個人也應同等捍衛他人說話的權利。但事實卻是,人們似乎格外容易受冒犯。在文化層面,“大眾”面對“精英”時的自尊心也越來越敏感。但我認為讀書的樂趣就在於擴充套件生命,與高過自己的靈魂相遇,看見現實環境裡難以顯現的真理、智慧與美。或許這和您的“有抵抗感的嚴肅閱讀”有相通之處吧。

侯磊:如今人們並不是只追求快速閱讀和輕閱讀,而是希望能在快速閱讀的同時達到嚴肅閱讀的收穫。有挑戰的閱讀會引發人的思考,而人對自我和世界認知的提升離不開思考,這點人人都知道。因此既有收穫又不費力,何樂而不為?這個時代需要的,是既能讓人輕快閱讀,又能產生些嚴肅思考的作品。這樣的作品有,只是比較少見。

傳統社會中的邏輯,是知識分子教導大眾學文化。但時代變了,現在的問題不是開不開書單(書單開出來可以不參考),而是為什麼大眾不相信知識分子了?未來的知識分子會受到更好的培養,會有更優秀的知識分子出現,到時大眾會信服知識分子的。用龔自珍的詩來說:“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到時候不用再請人,大家都自己給自己開書單了。

貳隨著電子閱讀的迅速普及,有人甚至指出,對於紙質書的認同、迷戀和收藏癖好也是一種“精神的疾病”,媒介並不重要,閱讀品質和閱讀媒介之間並無正相關的關係,重要的是心靈的自由。對此,您持什麼觀點?

呂文浩:紙質書空間縮小、電子書風頭正勁,這既是我們正在面對的客觀現實,也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有一些紙質書當然是需要放在手邊的,尤其是那些比較厚重、值得反覆閱讀的書,但絕大多數並不需要“佔有”我們寶貴的生活和工作空間。我們閱讀的大部分書,完全可以用電子書取代,尤其是那些偶爾查一下的書,更沒有必要都買紙本。

李靜:重要的是不要貼標籤,不要象徵化。我因年齡和習慣的關係,多是讀紙質書,很少讀電子書。這是因為自己的感官更接受紙質書,對它有故鄉感,對電子書的閱讀總是很難留下深刻的記憶;同時,也有更重要的原因——我對電子書缺少安全感。

我也理解年輕人對電子書的選擇,它的節省空間和便攜相對於紙質書,友好和方便得多。但我還是建議,一些建造自己生命的、需要反覆閱讀的書——也就那麼幾本,最好有紙質的一直放在自己的居所,哪怕可能隨時搬家。

侯磊:媒介很重要,是媒介塑造了文體。正如是古登堡印刷的發明、明代雕版印刷的普及促進了長篇小說的發展。當今公號文的文風,已經影響到散文隨筆的創作。而科技發展以來誕生的電影、電視、遊戲、手機短影片等,來源於文學指令碼,但又反哺了文學,因此未來還會有新媒介、新藝術。

如果看流行一時的作品,不妨看電子版,經典作品還是需要紙張印刷。未來可能會發展到這樣,流行一時的作品不用印刷,只有優秀作品才能被印刷出版,出版紙質書將是作家學者的無上榮耀。

叄詩人瘂弦先生曾在與筆者聊天時傳神地區分了豎排與橫排印刷,說前者是讓讀者閱讀時不斷地點頭,因為古人敬畏經典,敬惜字紙,而後者則是讓讀者不斷地搖頭,說明那份對文化奉若神明的虔誠感已蕩然無存了。對這種旗幟鮮明地反對手機閱讀替代嚴肅紙質閱讀的觀點,您如何評判?

呂文浩:我並不排斥手機閱讀這種形式,我認為它應該成為現代生活的一種新元素,一種有力的補充。但現在很多年輕人手不離機,因手機閱讀而對嚴肅的紙質閱讀產生了比較強的牴觸感,這是值得憂慮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管是以他人限制的方式,還是自我約束的方式,縮減手機閱讀時間是很有意義的。不過,對手機閱讀的限制也應該是有限度的,我們應該讓嚴肅閱讀的內容以適合手機閱讀的形式加以推送。我們要進軍並開發這塊新大陸,使其內容多元化。

李靜:我是站在反對手機閱讀一邊的。不是說人就不讀手機了,而是儘量只用手機閱讀必要的資訊,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儘可能花更多時間保持嚴肅紙質書的閱讀。

人是有靈的肉身存在,透過感官獲取認知。書以有美感、有質地、有重量的形象出現在你面前,被你眼見和撫摸,它就成為不可移易、有尊嚴的客觀存在,它能喚起你對創造、智慧、精神的敬畏感。一旦所有精神產品都進入小小的手機,“書”就成為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東西,一切值得敬畏的創造都在此受到了貶抑。對此需要我們足夠的警醒。

侯磊:我很喜歡唐老師的《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以“星期論文”和“自由談”為例》一書,這本書講述了民國新文人與媒體,乃至與政治的關係。我自己也收藏有《大公報》和《申報》,不時拿出來看看,能學會當時的社會用語,看遍人間永珍。再有是看“豆腐塊”——隨筆專欄,有不少都是用文言寫的。

豎版書,有書香;文言文,滋味長;繁體字,紀綱常。然而,我整理北京歷史文獻,是使用古籍和民國書刊電子資料庫。那種大學本科時到國家圖書館古籍閱覽室用鉛筆抄古籍、到國圖總館去查民國報刊縮微膠片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青春再值得留戀,但在家上網解決,用手機隨時分享古籍,難道不是更好麼?因此,我們不是要“反對手機閱讀替代嚴肅紙質閱讀”,而是要推廣用手機來做嚴肅閱讀。

肆臺大教授殷海光曾在寫給往日學生林毓生的書信裡傾吐對嚴肅閱讀的心聲:“不管我是否會成眾矢之的,我依然認為讀書做學問是少數知識貴族的事。……我固然很窮,我認為在原則上書必須貴而且裝潢高雅。這樣方顯知識的尊嚴。”在大眾化與知識貴族之間,殷海光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他進一步闡述道:“我們得認清讀書的價值。……科學技術在這些方面對人類已經幫了很多忙,但是,在有些地方實在幫忙過火,發生反作用。”您如何看待殷海光等為代表的中國老派讀書人對書籍的這份熱愛和捍衛,以及對電子媒介的批評?

呂文浩:殷海光等老派讀書人的觀點,長處是讓人們多往深處、遠處想,不要只看眼前的流行事物,對於立志做大學問家和大思想家的極少數人來說,這是非常寶貴的提醒。但這種觀點不適合絕大多數普通讀書人甚至普通學者。普通人需要的是及時接觸現實的新鮮事物,對其做出具有較多“煙火氣息”的說明和解釋。

李靜:我是基本贊同的。偉大的書對於人類靈魂的建造,怎樣讚美都不為過。至於電子媒介,按說它只是人類的工具,當為人的益處服務——它也確實在傳播知識文化方面,使人獲益。但現在的大勢是,人本末倒置了,將自己變為了電子媒介的工具。這是很可悲的,人需要將自己的自由從中解救出來。

侯磊: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有一代之媒介。我們是看橫版書長大的一代,跟看豎版書的前輩觀念就不一樣;看電子書的一代,和我們觀念也不一樣。老一輩人一定要捍衛自己,新一輩人一定要打破老輩人的捍衛,形成自己的價值觀。社會是在這種打破——捍衛——再打破——再捍衛中執行的。老輩人我們誠心尊敬,但生活還是要自己過自己的。

伍如今紙質書到處環繞著我們,但即使是受過良好大學教育的中產階層,寧可在手機上刷自媒體的各種資訊和資訊,也不願意拿出時間來深度閱讀紙質書。中國人對紙質書(或者說嚴肅內容)的牴觸和疏離,跟這個社會觀念水位的低迷和公共理性的匱乏之間是何種關係?

呂文浩:現在人們更多考慮個人的職業發展和物質享受,其閱讀生活也是以與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來決定讀什麼和讀多少,職業學者也不例外。既然不“以天下為己任”,自然也就不一定要讀那些跟自己距離較為遙遠的嚴肅內容了。

這種閱讀狀況的好處是避免了過去那種大而無當的泛泛之談,比較抵近自己的近期目標。但其弊端也是很明顯的,長此以往,這個民族的觀念水位會有下降、公共理性會有匱乏。

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制度創新,不要總是把所謂成果和名利捆綁在一起,讓大家多少有點“閒心”。

李靜:網際網路將人類數千年來的知識創造搬運其上,人們足不出戶、無需與他人交往溝通即可獲得,將人與人之間血肉相關、人格化的“我-你”關係,變成了人與物之間冷漠單向、反人格化的“我-它”關係。疏離紙質書只是網際網路症狀的一種,社會觀念水位的低迷和公共理性的匱乏,也是網際網路症狀的一種。最根本的解救之道,恐怕還是恢復人與人之間鮮活、直接、關切彼此的“我-你”關係。

侯磊:如今大家都是用數碼相機,但膠片攝影仍存在一個小範圍內。以後閱讀紙質書可能會成為小眾愛好,但不會消亡,優秀的紙質書會成為文物並集體升值。紙質書=嚴肅內容,電子書=通俗內容,這種二元對立不大合適。因為紙質書也印地攤讀物,任何典籍也都在電子化。趁著現在,快來藏書吧,晚了就來不及了。

陸清華大學何兆武先生在膾炙人口的《上學記》中這樣寫道:“讀書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而且最好是沒有任何目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史學大家余英時先生在回首其讀書經歷時也說過:“從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時間在哈佛大學安心地讀書。……這一段訓練糾正了我以往十八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隨興所至的讀書作風。”兩位前輩對於讀書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請問您願意站在哪一方並陳述理由?

呂文浩:余英時先生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較為穩定,從事專深研究的條件遠較何兆武先生中青年時代為優。

不錯,何先生讀書比較沉迷於個人興趣,但並不是只追求狹義的“趣味”,而是在博觀約取。他後來之所以專攻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並做出重要貢獻,與他青年時代確立的較為遠大的思想志趣是有密切關係的。他當然希望做更專深的學問,他也有做這種學問的個人準備,但時代沒有給他實現這種願望的客觀環境,所以他只能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做一點自己感興趣而且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今天的物質和學術條件都有了大幅度改善,像餘先生那樣遵守嚴格學術紀律,努力寫出學術精品更應該成為青年學者追求的目標。

李靜:何兆武和余英時先生對讀書看法的“分歧”,其實是不同的天性和目標帶來的。讀書人歷來存在“狐狸型”和“刺蝟型”兩種。何先生屬“狐狸”,興趣廣泛,遊山玩水,不求中心,只求精彩,這與他的翻譯家使命相稱。餘先生屬“刺蝟”,目標如一,心無旁騖,火力集中,務必穿透,這也與他的思想史學者使命相合。

精神世界必須同時存在這兩種人,才會參差多型。我自己因為搞創作和批評,倒是希望像狐狸一樣散漫博雅,但做不到,本性是一隻專注的刺蝟,只能涉獵很窄。

侯磊:人生在世,能夠自由選擇的東西真的不多。而是否有目的的閱讀,是我們都能選擇之處。人能在若干種分歧很大的觀念中自由選擇不被幹涉,那是人生最關鍵的自由。知識分子最為痛苦的,是要選擇有目的的閱讀。這樣的閱讀等於搬磚,是學術淪喪的地方。與其這樣做學術,不如干脆真去搬磚好了。

柒如果感到焦慮、沮喪的您有機會到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孤島上生活一年,沒有網路和手機,只能帶五本書過去支撐一年時光,您願意帶哪五本?

呂文浩:這個問題很難回答。第一,我的閱讀活動總是和所處的現實環境聯絡在一起,某種意義上是為我搞明白問題服務的;如果離開了具體的生存環境,到“世外桃源般孤島”上生活,儘管衣食無憂,但我覺得閱讀活動的意義都被抽離了,還要閱讀做什麼?第二,退一萬步說,真有這樣的環境,我希望讀的是自己一直想仔細讀但沒有靜下心來讀的經典名著,文學的、哲學的、史學的、社會科學的都可以,但很難說一定要哪五本;第三,我希望深入鑽研的五本書能幫助我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民族性、文化特徵,但不一定都是研究中國的經典。

李靜:在這樣幸福的孤島待一年,當然要帶最耐讀的書。那我就帶五部版本合適的老書吧:《詩經》《墨子》《史記》,中英對照版《聖經》,但丁的《神曲》。帶前三本,是因為它們流淌著我們祖先最原初的愛力、美與激情,而且可以幫我補回母語課。中英對照版《聖經》,既建造生命,又補習英語和文學典故。但丁的《神曲》,是因為它的泉源性和想象力,既是西方正典,又是許多現代經典的母本,而我還沒好好讀懂它。

侯磊:我肯定帶五本一千頁以上的世界名著,不要三卷本四卷本,要既可以閱讀,還可以枕在頭下睡覺的書。比如:《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巨人傳》《源泉》《大衛·科波菲爾》《銅座全集》。不要求它們有任何實際意義,閱讀只是私生活的一部分,在網路時代最為重要的就是不干涉別人的私生活。作為寫作者而言,第一要義是表達自己,只有充分、理性、切實地表達,才能有被人閱讀和接受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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