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之光不經意的照亮——於愛成訪談錄

讀創/深圳商報記者 夏和順

學術之光不經意的照亮——於愛成訪談錄

△於愛成近影如今可能很少有人記得,深圳曾計劃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學之城”,事隔近十年,這項榮譽卻意外地花落南京。深圳特區成立40週年前夕,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兼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於愛成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暢談當年組織調研及申報“文學之城”故事,他對此項工作的繼續開展仍充滿信心。 於愛成還兼任廣東省作家協會文學評論委員會副主任,迄今已出版《深圳,以小說之名》《新文學與舊傳統》《四重變奏》《狂歡季節》等學術專著,在《文藝爭鳴》《南方文壇》《文藝理論與批評》《文藝報》等報刊發表理論與批評文章數十篇。他在訪談中對深圳文學的歷史與現狀、深圳未來會不會產生大師級作家、深圳文學批評與粵派批評的關聯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學術之光不經意的照亮——於愛成訪談錄

△於愛成入選《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

一、關於深圳文學之城

記者:

早在2011年初,黃樹森作為省政府參事向廣東省政府提交議案,主張深圳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文學之城”,後來深圳有關方面也對此作出反應與互動,但深圳申報“文學之城”最終未能如願,確實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於愛成:

是的。黃樹森先生是資深文藝理論家、廣東省文藝評論界泰斗,長期關注深圳、關注深圳文學發展。2010年底,他聽取了我關於深圳文學現狀及有關資料的彙報後,果斷以省政府參事的身份向廣東省政府提交了《關於深圳申請“文學之城”的建議》。黃樹森從特區成立之初即密切關注並親身參與深圳若干重要文學活動,對深圳文學發展歷程非常熟悉,他關於深圳建設並申請聯合國文學之城的建議,經過將近一年的調查研究,與深圳市作協經過了多次討論論證,調查深入,資料翔實,分析具體。該議案很快得到時任廣東省副省長雷於藍的批覆,時任深圳市市長許勤也及時做出批示,要求市文體旅遊局進行調研並提出意見。作為配合,我也為文化局提供了相關論證材料。但此事後來並未落實,好像是一段花絮,沒有了下文。只能說黃先生的思想太超前、太大膽,而我們深圳太謹慎、太低調。

記者:

英國愛丁堡、澳大利亞墨爾本和美國愛荷華是我們已知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學之城,從這些成功案例中,我們能夠發現深圳有何可取的文學特色呢?

於愛成:

愛丁堡第一個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聯盟,被命名為“文學之都”。因為愛丁堡提供了豐富的文學活動,比如為表彰蘇格蘭文學設立布克獎,並被曼氏企業冠名,它正在尋求建造屬於自己的榮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價墨爾本:“墨爾本體現了文學在整個城市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從多語言編輯的首創,到相關行業的蓬勃發展,再到面向不同群體的高質量教育方案及公共活動,無不展現出當地社群的文化多樣性。”愛荷華城是美國中西部小鎮,人口不到6萬,其中愛荷華大學師生員工大概佔了一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價:“作為一個小型的大學城,愛荷華城與文學有著驚人的淵源,它的獨一無二之處在於,經過漫長的積累,它已成為了一個原創性寫作和文學閱讀的中心。愛荷華城為促成文學氛圍、激勵文學寫作與交流等而啟動的一些戰略性機制,譬如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與作家工作坊、愛荷華之夏寫作節等等,非常值得全球其他小型城市借鑑,它可以被看作規劃社群文化生態結構的一個絕佳範例,在透過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城市經濟與文化、社會發展方面具有高度的代表性。” 看來,文學之城靠的並非大師和鉅著,而更多著眼於城市文學特色。深圳文學特色鮮明、創作活躍、作者密集、文學生態完整,是當代中國底層民眾釋放出蓬勃創作熱情、創造力、想象力的文學之地,是中國夢、世界夢集中體現之地,是人類透過文學觀察社會生活、描敘人生百態、觀照現實處境、思考歷史問題、探索心靈世界、尋找精神出路的文學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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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樹森先生在深圳

記者:

那麼與國內新近評上的聯合國文學之都南京相比,深圳處於什麼樣的地位?深圳的文學之城還有希望往前推進麼?

於愛成:

不事張揚的南京忽然旁逸斜出,石破天驚般成功申報聯合國創意城市聯盟的文學之城(文學之都),在人們紛紛祝賀或驚詫異訝的時候,深圳文學界同仁心有不甘深感遺憾,這份榮耀本來是屬於我們的,而且在近10年以前。文學之城的門檻並沒有想象得那麼高,我們錯失了良機。 一座城市沒有大作家不等於沒有文學影響力,市民的參與熱情和城市文學創作的整體活力是重要判斷標準。曾經有報道稱深圳在“全國文學城市”排名第四,引起網民和媒體熱議,有人表示質疑,認為深圳歷史短暫,名家名作數量有限,實際上忽視了它的整體文學水平。深圳是全國最大的移民城市,擁有全國最龐大的寫作群體、最豐富的文學形態、最活躍的網路創作、最有影響力的底層寫作、最多樣的文學民刊,深圳人對文學的參與熱情,曾讓不少慕名而來的學者、作家感慨不已。 時隔十年,我仍然堅持這樣的觀點,深圳申報聯合國創意城市聯盟“文學之都”完全可行,也是可能的。南京能成,深圳也必然能成。南京的歷史積澱、文化傳統、名家大師、文學活動,或者文學期刊、圖書出版、文學翻譯不如北京、上海,而文學氛圍、作家數量、作品體量、文學教育及當代影響力又不如深圳。南京站在全國一線的作家有誰?蘇童、魯敏們都在北京;韓東、朱文曾經有過影響,不能說現在仍有影響,所以深圳的一線作家並不比他們弱。更重要的是,我認為作為一個群體,深圳比南京更有影響。因此,文學之城並非高不可攀,事在人為,深圳有自己的獨到之處,應該形成優勢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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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作家群像

二、關於深圳作家作品

記者:

作為一位長期關注和研究深圳文學創作的學者,你如何評價深圳文學隊伍的整體狀況和文學創作的成果?

於愛成:

深圳文學以及時反映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新人物、新世界”而獨樹一幟,在當代文壇留下不可取代的鮮明足跡,這座城市容納了形態多樣的文學寫作,形成了眾語喧譁的都市文學景觀。 深圳是一座熱愛文學的城市,呈現出磅礴壯觀的文學氣象和寫作熱情,目前共有市級作協會員近2000人,省級作協會員500多人,中國作協會員150多人,區級作協會員4000多人,持續寫作者不低於1萬人,透過不同平臺不持續寫作者則更達百萬之眾。這與城市移民性格、人口結構、人口來源、人口知識結構和心態有關。這座城市以年輕人為主體,白領階層規模龐大,個體心理尋求宣洩和慰籍的欲求,對新媒體手段的掌握和使用,以及文學寫作資源的豐沛、個人生活體驗的“震驚”感覺、文學功能的“靈驗”效應等,都是深圳文學創作活躍的原因。 深圳民間蘊藏著豐富的創作人才和極大的文學熱情,現有30多個非盈利文學社會團體,以及300多個校園文學、讀書會、詩歌沙龍等民間組織,他們持續不斷開展各種文學活動。深圳文學人才結構完整,文學生態完善,擁有胡經之、鄧一光、楊爭光等有全國影響的名家。這裡還有齊整的青年作家群,有數以千計的網路文學作家、打工文學作家以及不斷成長的青春文學作家群。深圳也為全國奉獻了移民文學、城市文學、打工文學、底層寫作、網路文學、青春寫作等文學形態。其中城市文學在描寫中國改革開放題材,展示、傳輸現代觀念上領先全國。在藝術形式上,深圳作家更是各有特點,不相雷同,其豐富性、先鋒性、多元性,在國內任何一座城市的文學版圖中都是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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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爭光

記者:

鄧一光、楊爭光是具有全國影響的著名作家,他們也是深圳文學的旗幟。

於愛成:

鄧一光能在數個相互割裂的題材領域遊刃有餘地穿插往返,是具有強烈的文字意識、文體自覺和敘事倫理的文學大家,他給新時期文學提供了獨特而多面的審美經驗。楊爭光是中國當代無法繞過的重要作家,他的小說透過對中國鄉土社會的結構和倫理的還原、闡釋和反思,充滿中國化的民間敘事智慧。南翔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知識分子題材作品顯出的智性學問、識見,世事洞明而人情練達,接續了中國知識分子小說的傳統。深圳還擁有徐敬亞、王小妮、呂貴品等重要詩人,王小妮一直站在中國詩歌探索前沿,也是中國最好的女性散文家之一。非虛構寫作深圳也在全國文壇擁有一定地位,湧現了楊黎光、陳秉安、塗俏、侯軍、王樽、劉中國、黃燈等一批出色作家。文藝評論方面則有如胡經之、錢超英、高建平、李鳳亮、王曉華等。黃燦然、孫文波、陳躍紅、吳巖等也長居深圳,介入文藝領域重要問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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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一光

記者:

我注意到你身邊有一大批年輕的作者隊伍,他們十分活躍,是深圳文學創作的生力軍。對這支隊伍你的總體評價是什麼?

於愛成:

深圳青年作家隊伍龐大,寫作風格豐富多樣。從2005年至今,深圳文學進入多元化時代,60年代作家進入成熟期,70代、80代作家整體崛起。一批青年作家逐步浮出水面,走向文壇,漸漸產生全省、全國影響,形成青年作家群。如薛憶溈、吳君、盛可以、謝宏、梅毅、王十月、戴斌等可謂“城市敘事”作家代表。尤其2010年來,更年輕一代的青年作家蔡東、陳再見等紛紛成為全國大刊常客,陳詩哥榮獲第九屆全國兒童文學獎,顯示深圳文學後繼有人。 我認為寬泛意義的深圳青年作家群與城市作家群可以相容、互包,作為一個進行中的概念,這個群體陣容近50人,水平齊整,互不雷同,各有特點,放在全國範圍來看,實力也很突出。 最近5年,由中國作協創研部與深圳市文聯合作,在北京舉辦了兩批“文學深軍新勢力”全國研討會,入選作家共計21人,涵蓋了小說、詩歌、散文等不同門類。他們中絕大部分是從外地來到深圳,在深圳獲得新身份,改變自己的生活和命運,同時也參與創造著歷史。深圳青年作家群的出現,正反映了這座城市的內在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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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愛成作品《四重變奏》

記者:

蔡東和陳再見入選楊爭光主編的深圳新銳作家文庫,他們已經取得了傑出成就,是深圳青年作家的佼佼者。

於愛成:

2016年,蔡東獲第十四屆華語文學傳媒“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獎。同年,她的《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獲“十月文學獎”年度短篇小說獎。2018年,該作品獲第五屆郁達夫小說獎短篇小說提名獎。2019年她的《星辰書》出版後入選華文好書榜,併入選深圳讀書月十大好書。同年底,深圳市文聯與十月文藝出版社共同主辦的“蔡東《星辰書》研討會”,專家普遍認為,蔡東已經成長為國內文壇新生代作家中的代表性作家。 陳再見的長篇小說《六歌》2015年獲得深圳網路文學拉力賽長篇頭獎,他從此開始為文壇所知。《六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後,於同年獲得第七屆《小說選刊》年度新人獎,此後幾年他進入創作爆發期,作品陸續發表於《人民文學》《當代》《十月》等大刊,並多次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新華文摘》選載,迄今出版五部小說集,榮獲廣東省作協大瀝杯短篇小說獎、深圳青年文學獎等獎項,並與蔡東一起出席中國作協和團中央合辦的2018年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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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翔

記者:

寫作與其他職業一樣,其人才結構也呈金字塔型。深圳能夠產生如此規模的青年作家群,產生如此出類拔萃的優秀作者,一定有為數更眾的寫作群體的支撐。他們產生寫作激情的動力是什麼?

於愛成:

深圳可稱為全民寫作的城市,這種文學的熱情,一方面源自自媒體時代降低了寫作門檻,另一方面,我個人的觀察,與其人口結構、教育背景、成長經驗和生存方式有關。這座城市的底色和基調是移民(而且主體是來自鄉村、城鎮和中小城市的移民),是流動、漂泊、進行時和待完成的,是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的深刻交流與互動撕裂,同此激發出創作衝動。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文學,首先應該是一種土地情感,跟鄉土血肉相連的經驗一定是文學萌發的最大動力和源泉。儘管文學是城市的產物,但文學的母親是鄉土。這樣也就可以理解是深圳,而不是北上廣,擁有如此充沛的文學活力與激情,正是這些年輕的移民作者,成為城市文學創造的主體構成。

記者:

深圳有眾多的基層文學刊物,也是其文學繁榮的標誌,當然還有更多的電子刊物。在當今網際網路時代,紙質文學期刊是否有向電子化轉變的趨勢?電子或自媒體文學刊物的質量如何得到保證?

於愛成:

深圳除了現有純文學刊物近20家,如文學內刊《伶仃洋》《羊台山》《紅棉》《民治新城市文學》《深圳文學》《新橋》《羅湖文藝》《龍崗文藝》《南山文藝》《蓮花山》《鹽田文藝》等,全國公開發行的《特區文學》《龍華文學》《南風》《生態文學讀本》等。另外深圳與文學有關的內刊40多家,校園文學內刊也有近百家。這樣的勝景堪稱奇觀,很多省市羨慕不已。補充一句,深圳的各種文學獎項也多,如市級層面的青年文學獎、網路文學獎、青少年文學大賽、睦鄰文學獎、深圳十大佳著、深圳讀書月十大文學好書、深圳十大文學少年,區級層面的紅棉文學獎、龍華文學獎、光明文學獎、蓮花山文學獎、勒杜鵑文學獎、打工文學獎等等。我認為,內刊的繁榮是深圳文學氛圍濃厚的外在表現。 這些刊物目前大都同時辦有網路公號,重要作品透過公號同步釋出,擴大社會影響。當然,紙刊以外的電子刊物目前還不是主流,更多是以公號形式出現。紙質刊物向電子化方向轉化,肯定是個大方向,西方一些老牌文學期刊如《哈潑斯雜誌》等,都已經只出網刊了。網刊採編出版程式跟紙媒並無太大區別,而公號、自媒體則相對自由靈活得多,要麼非常小眾化,如玄武公號;要麼可能吸粉無數,成為超級網紅,如曾經的咪蒙。文學類新媒體的內容與質量,除自律外尚須有一定的法律法規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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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泰

三、深圳文學發展脈絡及流派

記者:

深圳經濟特區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早期的文學創作雖然隊伍規模有限,作品數量也不多,但仍顯得十分活躍,在全國產生了巨大影響。你對此有過詳細縝密的梳理與總結,哪些作者和作品給你留下了較深的印象?這些作者和作品有什麼特點?

於愛成:

我看過深圳老作家如藍運彰發表於1968年的作品,老寶安縣的文學沒有出現過一個群體,也沒有具有明顯地域特色的作品。深圳特區成立後,1981年成立文聯,1982年創辦《特區文學》,1984年成立作協,深圳文學作為一種形態才開始發生,如同天外飛仙,破空而來,其人物、主題切入的正是改革開放的現實,是對中國新時期城市化過程和人物心理狀態的真實反映和表現。 文學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風向標,深圳本土作家和首先進入深圳的作家最早嗅出新生活的氣息,如譚學良、陳國凱、朱崇山、韋丘、如張黎明、黎珍宇、廖虹雷等。然後是先鋒派聖手劉西鴻、譚甫成、石濤、梁大平等集中在1986—1989年之間爆發。劉西鴻的《不可改變我》、譚甫成的《小個子馬波利》和梁大平的《大路上的理想者》,是國內文壇較成熟的現代主義作品,最早反映了深圳城市化軌跡和現代性的焦慮,其中《你不可改變我》獲1986年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還有特別一提的是,徐敬亞策劃《深圳青年報》與安徽《詩歌報》聯合舉辦“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在當代詩歌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兩年後,《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群體大觀》正式出版,從外部影響催發了深圳本土城市詩歌的萌芽。 深圳文學界和學術界對深圳文學發展歷程進行過一系列梳理工作,我也參與深圳新文學大系和深圳文學12+1(小說卷)的編選。近十年來我一直都在從事深圳文學研究。因為我長期從事組織管理和專業批評工作,對深圳文學相對熟悉,有比較強烈的在場意識。我參與深圳新文學理論研究叢書的一個課題,其成果就是《深圳,以小說之名》一書,相對系統研究1979年深圳建市以來的深圳小說,透過爬梳小說作品,來看小說中的深圳,文學中的深圳,力圖呈現深圳城市化過程中的現代性焦慮,深圳意識和自我認同的尋找,以及文化的衝突和城市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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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壇》封面

記者:

深圳特區成立後,國內知名作家紛紛南下,用精彩的文字記錄了特區創業和中國改革開放艱難的歷程,這些作品也是深圳文學的有益營養。

於愛成:

是的。1983年,葉君健應邀訪問深圳,寫出《蛇口一日》發表於《人民日報》。早在此1980年底,深圳特區成立伊始,作家陳俊年目睹了這塊土地上從偷渡成潮到創業者源源不斷的一瞬間,特區成立10週年前夕,他寫出精彩的回憶文字《深圳初夜》。陳國凱創作出以袁庚為原型和蛇口開發區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大風起兮》;朱崇山創作了以梁湘為原型的長篇小說《鵬回首》,譚學良擔任第一界深圳市作協主席,韋丘、伊始等參與創辦了《特區文學》。 再後來就有引進作家或著名作家移民出現。喬雪竹是第一個移民落戶深圳的專業作家,她的長篇小說《城與夜》較深地寫出了深圳故事的縱深感和複雜性。另外,還有李蘭妮、黎珍宇、張黎明、彭名燕等,也各有反應深圳早期世道人心變遷的作品問世,大都以女性的視角,最早呈現了深圳城市化運動中女性意識的自覺。

記者:

深圳文學與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是同步的,當年被冠以“打工文學”之名,後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作家的本土化,新城市文化隨之興起。應該如何理解這種轉化升級的規律和意義?

於愛成:

1985年左右,深圳出現反映早期勞資關係和打工者自我意識萌芽的打工文學作品,從此,打工文學一度成為深圳文學的主潮,湧現出來數以千計的打工文學作者和數百位打工文學作家。 深圳是一座新移民城市,過去的背景和生活經驗都影響著我們如何認識和把握這座新的城市。所以很多作家寫的還是記憶和成長故事,城市只是一個模糊的背影,他們的作品還不能稱之為成熟的新都市文學寫作。城市文學是一個建構的過程,你不能說“打工文學”不是城市文學。所謂的城市文學命名和探討,在邊界上要寧寬勿窄。新都市文學中的深圳,有白領金領,有工商鉅子,有原住民,也有流水線上的打工者,深圳文學要有以深圳城區為中心向周邊輻射出去的開闊自由的空間意識。深圳之為深圳,就在於吸納了從四面八方湧來的尋夢者、逃難者、失敗者,就在於給無可選擇者以選擇的機會,以重新開始的舞臺,以實現自我的期許,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深圳人”,這就是這座城市的“新”,文學不能停留在厚此薄彼的身份論上,不能蔑視底層作者和流水線上的題材,所以說,打工文學並未遮蔽深圳文學的光榮、矮化深圳文學的形象。 打工文學當然是城市文學,城市敘事,它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在文學性上大大提升,比如王十月、鄭小瓊、戴斌、曾楚橋、陳再見、郭金牛等人,早已躍入國內最優秀作家行列。當然,以出身和作品題材論作家,是歷史的產物,我們需要趕走文學上空籠罩的階級論幽靈,回到文學就是文學,作家就是作家的基本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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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妮

記者:

從早期移民文學到打工文學到青春文學及新城市文學的出現,大致可以看出深圳城市文學的發展歷程。觀念的提升可能是串起各個時期的一條主線。

於愛成:

深圳文學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較早表現了個性覺醒,比如劉西鴻、譚甫成的作品;最早表現了現代化行進中的勞資關係,比如打工文學;最早表現了開放城市青少年的獨立觀念,比如鬱秀的作品;也出現了最早的邊緣女性及女性在資本和性別政治中的覺醒,比如繆永、盛可以的作品。此外,還表現了勞資衝突和現代化公平正義矛盾,比如曹徵路的作品;出現了文化衝突和身份認同的主題,比如吳君、戴斌等的作品。謝宏、丁力、央歌、梅毅、厚圃、畢亮、弋鏵等的作品也都寫出了作者觀察到的深圳人的生存面貌。 20世紀90年代中期,深圳文學界曾提出過“新都市文學”的口號。儘管這一口號的內涵和外延迄今仍不甚清晰,也未上升為創作和批評界廣泛認同的學術話語,但今天來看,如果要給深圳文學樹一面旗幟,“新都市文學”顯然仍有其生命力。 任何文學風格或流派的形成,都離不開本土文學運動的萌生與發展。新城市文學在深圳本土文學實踐中應運而生,它是一個開放體系,容納了“移民文學”、“打工文學”、“底層寫作”、“網路文學”、“青春文學”等各種形態。作為新城市,深圳與作家共同成長,處於變動過程之中,不存在固化的城市中心和屬性,有時候讓作家無所適從,無從把握它的前世今生。同步性,互文性,共同在場,共同成長,是深圳新都市文學(或新城市文學)的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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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貴品

四、關於粵派文學批評

記者:

最近幾年以來,廣東省文學評論界開始探討粵派批評,並對其成果進行梳理總結。粵派文學批評是如何形成的?它有何特點?

於愛成:

廣東省文學評論界探討這個問題已近三年。我的觀點是,歷史地看,粵派批評的倡導和探索,不算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文化學術重心有自北而南轉移的趨勢。近代以來,廣東成為京、滬之外的重要學術中心,廣東學人的地位和影響力呈現不斷上升勢頭。但由於廣東文化重商言實、急功近利,正如桑兵所言,廣東本地“雖出學者卻不養學問,粵籍學人往往只能做北學的干將”,廣東籍文學、學術大家往往出現在移居外地之後,近代如梁啟超、陳垣、鍾敬文、黃藥眠,當代如洪子誠、陳平原、溫儒敏等。因此,粵派批評這一話題的提出和討論很有積極意義,體現了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廣東文藝理論和批評,依託其深厚積澱和文學藝術實踐,以及新時期以來新的文化因子,經過自覺的探尋和建構,近十年來是已經呈現出明晰的面貌。 學派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學派的出現,需要特定的學術集體、學術方法和學術精神,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理論文獻、思想成果。一般來說,形成一個學派需要具備以下條件:一是要有自由的學術氛圍。二是要集聚一批學術同人。三是要有較多學術陣地。四是要有一定經濟基礎和歷史文化積澱。粵派批評其實已經有了一定的現實基礎,並初步建構起一種學派形態,它具有區位、移民文化、商業文明等優勢,加之轉型期社會發展帶來前沿性問題優勢,學術民主意識更易形成。 當然,粵派批評也其制約因素,比如:基礎研究受到重視不夠,文學藝術和學術基礎理論研究相對薄弱;缺少學術陣地,具有全國影響的文學和學術期刊、學術論壇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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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樹森主編《百年蕭殷》

記者:

蕭殷和黃秋耘是粵派文學批評的奠基者,特別是蕭殷,對此派有開山之功。你論述粵派批評,稱蕭殷是指導型評論家,而稱黃秋耘是感受型評論家,兩者有何區別?應該怎樣理解?

於愛成:

蕭殷一生主要從事報刊編輯、文藝教學、文藝理論研究,對培養青年作家不遺餘力。之所以將他定位為指導型評論家,是因為他文章寫得深入淺出,生動活潑,符合創作實際,成了青年作者最適時的創作輔導教材。80年代不少著名的中年作家,50年代所讀的第一本文學理論書,就是蕭殷《與習作者談寫作》。從1947年到華北聯大講授《創作方法論》起,蕭殷一直在研究文學創作規律問題,其中論述題材和主題的文章,涉及創作中非自覺性的複雜現象,這是在50年代極少有人碰過的“禁區”。即使有人偶爾涉及,也是當反面例子舉,而不像蕭殷從正面肯定作家“不自覺地反映生活的真理”這一現象。他的寫作論、創作論,一貫強調生活是創作的源泉。 60年代初,他深感庸俗社會學在廣東盛行,因而發起於逢長篇小說《金沙洲》的討論,表現了力挽狂瀾的勇氣。黃偉宗有廣東文學“兩個五年輝煌期”之說,一是1959—1963年,一是1978—1982年,蕭殷是“領軍人物之一”,這樣評價恰如其分。1978年以後,蕭殷作為廣東文壇的思想靈魂和組織核心,帶頭對文革“文藝黑線”及其餘毒進行全面批判和清理。1978年底,《南方日報》刊登特約評論員文章——《砸爛“文藝黑線”論,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創作》一文,極大地推動和促進全國文藝界思想解放運動。廣東報刊在全國最早為《三家巷》《苦鬥》《藝海拾貝》等作品及其作者平反,最早發起關於愛情描寫的討論,最早發表陳國凱、孔捷生、呂雷等人的“傷痕文學”和“改革文學”作品,並召開創作座談會,大膽邀請剛剛復出的周揚、夏衍、林默涵、張光年蒞會發表講話,《作品》雜誌率先發表“右派”作家王蒙等人的作品。這些舉措使廣東成為新時期中國文學思想解放的淵藪和大本營,《作品》成為全國最受歡迎期刊之一。 我稱黃秋耘為感受型評論家,是引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古遠清的說法。黃秋耘在“百花時代”,勇猛向上,疾惡如仇,高舉“寫真實”與“干預生活”兩面旗幟,大聲呼籲“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閉上眼睛”,呼籲“作為一個有高度政治責任感的藝術家,是不應該在現實生活面前,在人民困難和痛苦面前,心安理得地保持緘默的”。在強調頌歌的50年代,他反對空洞的讚美和廉價的頌歌,號召作家們去抨擊一切畸形的、病態的、黑暗的東西。60年代,他在《文藝報》期間,捲入“中間人物”論事件,同時大力推薦孟超改編歷史劇《李慧娘》、歐陽山《三家巷》、陳翔鶴《陶淵明寫〈輓歌〉》、孫犁《風雲初記》等,可見其眼力的敏銳。

記者:

《當代文壇報》是粵派文學批評的最重要平臺,也是這個團體最終形成的標誌之一。《當代文壇報》由蕭殷組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凝聚了廣東文學批評力量,也是國內文學批評的重要陣地。

於愛成:

蕭殷對文藝理論批評高度重視,他以身作則親手鑄造並深刻影響了廣東理論批評風氣和學術精神,培養了兩代文學評論家,構建了文藝批評的基本隊伍,創辦了省作協理論研究部。1983年,蕭殷創辦文藝理論月刊《當代文壇報》並擬親自擔任主編,但因身體極度衰弱並於當年去世,《當代文壇報》的擔子落到黃樹森和易準身上,這份高峰期發行量達到130萬份的刊物,1997年因故終刊,也成為廣東文學批評“淪落”、隊伍整體“潰散”的一個標誌。此事件也反襯出蕭殷之後再無蕭殷、“不覺前賢畏後生”的廣東文學創作和批評生態的現實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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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樹森集》

記者:

蕭殷去世後,黃樹森接手主辦《當代文壇報》,你怎樣看他在粵派文學批評中的地位?

於愛成:

黃樹森長期從事文化批評和嶺南文化研究,專著和編著有《題材縱橫談》《手記 叩問——經濟文化時代猜想之子醜寅卯》《春天紀》,主編“九章系列”六種,“叩問嶺南”叢書五種,“流行蠱”叢書六種,“地道廣東”六種。媒體和民間有“文化奇人”“黃九章”俗稱。 在廣東文藝界,黃樹森是一位擅長“咬破小孔”的奇人。開放改革前,他憑濟世天性與優秀批評家的銳氣,參與由小說《金沙洲》引發的關於典型問題的討論,執筆或合作撰寫了《典型問題的討論——熟悉的陌生人》、《文藝批評的歧路》等文章,大膽批評文藝批評簡單化的教條主義思想。剛才說的《南方日報》《砸爛“文藝黑線”論,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創作》一文,由蕭殷策劃,也是黃樹森執筆的。自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他為“香港電視”辯護,替“恭喜發財”張目,併成為內地率先引進港臺小說和新派武俠小說的“第一人”。他提出的“經濟文化時代”、“叩問嶺南就是叩問當下中國新文化”、“珠江大文化圈”、“中國影視走第三選擇道路”等理論主張,無不震動全國評論界。2006年,他牽頭主編《廣東九章》並漸成系列,借古今名人之視角,對嶺南文化的發祥、嬗變、風行歷程作了探微和梳理,對於成就廣東“經濟強省”光環的“人文基因”,更作了深入剖析和精當提煉。 作為改革開放30年文藝領域的親歷者、踐行者和思考者,黃樹森曾將1978年以後廣東思想文化的流變分成三個時期:啟蒙——由封閉愚昧向文明開放突圍;轉型——由政治文化向經濟文化挺進;建構——營造新嶺南經濟文化融合的“熱帶雨林”。

記者:

黃樹森先生特別重視歷史文化,他主持《當代文壇報》期間,對“珠江大文化圈”現象展開討論長達8年之久。現在回過頭來應該如何看這場討論?

於愛成:

黃樹森對嶺南文化的鉤沉探賾由來已久,《當代文壇報》創辦之初,他就發動對“粵軍”現狀、文學上的“嶺南之謎”、“南方精神”、“嶺南文派”等問題的探討。1988年第1期《當代文壇報》發表《多元並存的文學格局》,第一次提出“文化圈”之說,1989年闢出“珠江大文化圈”專欄,拉開長達8年之久的“珠江大文化圈”現象討論,當年即編髮文章20餘篇,為嶺南新文化的生長鼓與呼。這是對嶺南文化形態的辯護行為,從深層次講,在全國第一次真正面對經濟、市場和現代性對文化的衝擊,並做出及時而理性的迴應。 除策劃、組織外,黃樹森在討論中還發表了大量言論,其中《“珠江大文圈”鑼鼓之一至之七》顯現出豐沛的學養和通透的學理,其話題的導引、問題的發現、理論的提升、言說的奇警,直到今天仍令人感奮並多有啟迪。

學術之光不經意的照亮——於愛成訪談錄

△於愛成作品《深圳:以小說之名》

五、關於深圳文學批評

記者: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和前沿陣地,深圳的文學批評力量隨著文學創作而崛起,你怎麼理解它與粵派批評之間的關聯?

於愛成:

深圳文藝評論界也理當探討、探索,尋找適合自己城市特點的文藝批評話語結構與言說方式,形成深圳的文藝批評理論學派。實際上,深圳文學的發展歷程、作家作品、現象流派、文化思潮,並沒有獨立於廣東之外,無論是打工文學、移民文學還是城市文學,都與珠三角城市群沒有明顯區別。深圳的文化氣質可能在南北文化、城鄉文化和中外文化衝突上更加激烈,但仍然不足以形成自身特色鮮明識別度高的城市文化精神。在全球化大潮和迅速的城市化過程中,相比較歷史悠久的大都市,深圳的大多數寫作者的生活和寫作都不具有連續性,他們缺乏文化脈絡、文化積澱、傳統譜系和文化背景,也缺乏對成熟城市文化的總結和把握能力,他們遭遇著史無前例的對舊有經驗的糾纏和對新鮮經驗的茫然,進退失據,左右遊移,在這種處境下,不可能迅速出現成熟的文學形象和文學經驗。文學如此,文學評論自然也是如此。深圳現象、深圳未完成的經驗,自然也就是廣東經驗的組成部分,深圳批評自然也就只可能是包容性強涵括力強未成熟的粵派批評的組成部分。 深圳的文藝批評與文學狀態,大家平常喜歡使用的表述是——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從寬泛意義上講,文學與評論都是書寫,都是文章。寫作儘管是個人的事,但寫作者、評論者需要抱團取暖、切磋砥礪,需要被關注、凝視和必要的激勵。客觀來講,城市的文化定位關乎其氣質、品位、格調和對外形象,否則也不會有文學之城、創意之都、文藝復興城市稱謂。深圳是視窗、是移民城市、是靠近香港的灣區核心,它的文化一定要是國際化、外向型、中西合璧、南北匯聚的,文學如此,理論評論與學術也是如此。我們期望有溫度的文學生態、更有高度的文學態度和自由討論的文學氛圍。有文學,有評論,有學術,又可以無限分孽、增值、聚變,化成城市人生命中的鹽,進入每個人的意識和無意識,從而參與型塑城市的文化性格。

記者:

文學創作是文學批評產生的土壤,而文學批評又反過來推動和促進文學創作的發展和繁榮。所以文學批評與創作之間往往有一種滯後效應,你現在是深圳市作協暨深圳市評協副主席,你怎麼看深圳的文學批評與創作之間的關係?

於愛成:

蕭殷曾經說過,文學評論是從作品或創作實踐中引出來,又回過頭去指導創作實踐的,“因此文學評論工作直接關係到創作活動的盛衰,是創作活動最親密的夥伴。”對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的關係,這段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深圳特區成立40年來,深圳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都獲得長足發展。在人才隊伍上,深圳已經有了一支比較有特色的批評家、理論家隊伍,他們分佈在高校、社科院、研究中心、文聯及所屬協會等單位機構。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是深圳出現了一批民間評論家,文風犀利,大膽指斥當代文壇藝壇流弊,引起全國關注。深圳從事文藝批評的專業人才甚至不比廣州等城市為少,深圳還有一批作者自由穿行於創作與理論兩個空間、兩種文體。深圳的媒體包括深圳商報文化廣場過去一直比較重視文藝批評,而深圳數十家文學內刊都有著強烈的理論自覺,深圳批評家的文章總是能夠在這些刊物上看到。在機制上,深圳宣傳文化基金對文學批評與理論建設也提供了保障。基於上述幾點,我對深圳文學批評的前景非常樂觀。

學術之光不經意的照亮——於愛成訪談錄

△於愛成作品《新文學與舊傳統》

記者:

批評家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是不是有了一定知識積累和閱讀經驗就能成為批評家,或者敢罵人就能成為批評家?

於愛成:

理論批評滯後於文學創作,全國皆然,其中原因很多,有自我認識、社會環境、文化空氣、職業操守等等,不一而足。我想要強調的一點是,偉大的藝術品往往來自於超越功利的創造,而超越功利追求真理的勇氣和對藝術欣賞與批評的痴迷是偉大批評家的最重要品格。文學批評是一項涉及美學的綜合性精神活動,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成為合格的批評家。深圳的專家學者與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相比,在問題意識、理論建構等方面還存在不足。深圳文學批評存在的問題,主要還是思想、價值和道德的準備,是一種批評家的姿態問題。要成為一名真正的批評家,除了豐富的知識積累和廣泛的閱讀經驗外,更一種內在的東西,即批評家的精神氣質。 文學批評在最初發展階段,批評家多以法官和導師的姿態出現,隨著文學觀念的成熟,現代思想的深化,人們對文學的多義性和複雜性有了深入認知,近現代以來批評家更多采取一種對話和交流的姿態。正如李健吾所說,以建設為宗旨的批評,既“用不著謾罵”,也“用不著譽揚”,而是做到“言必有物”。 現在人們也會談到文學批評的獨立性問題,既立足於作品但又超越作品的闡釋性批評話語與理論建構。但無論側重於常規評判還是側重於更獨立的闡釋,都很難完全不要價值判斷。人們期待批評家保持獨立的價值立場,堅持崇高的文學操守,最大限度擺脫政治權力、經濟利益以及人情面子等各種世俗利益干擾,形成具有獨立品格的批評主體。當今社會,無論經院學者還是社會批評家,都能寫出一手漂亮的文章,但文學批評一直亂象叢生,拜物、拜權、拜名教一直陰魂不算,我認為思想、價值和道德缺失是主要原因,亟需補偏救弊。

學術之光不經意的照亮——於愛成訪談錄

△2017年於愛成參加山東作家作品研討會

六、學術之光不經意的照亮

記者:

你已經出版《深圳,以小說之名》等多部學術專著,發表了大量評論和學術論文,並獲得過第六屆、第九屆和第十屆廣東省魯迅文藝獎。你是怎樣走上文學評論研究道路的呢?

於愛成:

28年前我有意無意間進入了文學批評研究的領域。那是1992年,我就讀曲阜師大中文系時,寫了一篇分析新寫實小說的學年論文,獲得李新宇教授的首肯,並推薦發表。學術之光如此不經意間的一次照亮,大大振作了我的信心,激勵我考入中山大學攻讀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我的研究生導師是魯迅研究專家、現代文學史料學拓荒者李偉江先生,李先生甘於清貧,甘於寂寞,我的學術生命是從他指教下的魯迅研究開始的。 1994年10月,時任廣東省作協文學批評刊物《當代文壇報》主編的黃樹森到中大中文系作報告並約稿,我有幸得到黃先生賞識,從此開始了跟他長達26年的忘年之交、師生之誼。1996年研究生畢業後,我到廣東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從事專業研究工作,研究魯迅、廣東地域文化、城市文化和現當代文學,在魯迅研究和嶺南文化研究方面更為系統深入。1998年我離開廣州到深圳從事媒體工作,可能由於個性中難以擺脫的浮躁,基本告別了文學和學術,此後直到2001年底繼續從事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2004年,我又考取中山大學非物質文化研究中心攻讀博士學位,師從民俗學嶺南學派泰斗葉春生先生,再次進入學院體制,進行系統的學術訓練。

學術之光不經意的照亮——於愛成訪談錄

△葉春生教授

記者:

這三位老師對你的學術訓練和文學批評道路分別有著什麼樣的影響? 於愛成:我的三位導師對我的學術生涯和批評風格的形成影響至深。李偉江先生是學院考據的極致,訓練嚴謹、細緻、規範、老老實實、一板一眼,李先生是傳統知識分子,我感受到老式家庭的慈愛和嚴格;黃樹森先生是社會批評派的泰斗,是一派活潑、天真、熱鬧、生動有趣、不拘一格、不拘常法、不按常理出牌,跟著他我有參與到廣東文化歷史中的樂趣和成就感。我的學術理路和風格在兩位先生的呵護下初步成型,歷史和現實,規範和靈動,刻板和活躍,似乎矛盾,但在我身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融合。葉春生先生是民俗學之父鍾敬文先生的入門弟子,改革開放後,葉先生成為中國民俗學嶺南學派的開創者和掌門人。葉先生恰好取李偉江和黃樹森先生的中間值,謹嚴、認真又不失靈活、變通,精於考據,又長於發現,在他耳提面命的指教下,我的學術風格、關注物件、問題意識都有了新的長進。

學術之光不經意的照亮——於愛成訪談錄

△李偉江教授

記者:

李偉江先生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現代文學史料學,葉春生先生偏重於民俗學嶺南學派,而你現在從事的當代文學批評更傾向於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是否受黃樹森先生的影響更大?

於愛成:

確實,從學術路徑、興趣和涉足的領域方向來看,我更像是黃樹森先生的衣缽傳人,他親自推動學術課題以及持久的鼓勵和激賞,是我多年來從沒有放棄學術的最大動因。這種投契、溫暖、心氣相同甚至心靈感應,有時候讓我產生一種親切的感覺,也許就是傳統意義上的“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當然,我清楚這是黃樹森先生愛才,他欣賞愛護一位來自山東的耿直執拗的年輕人,願意幫助他,成就他——這也是老一代偉大文人的傳統,廣東文壇代不乏人。當然,我也明白,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此外,從80年代以來,一批名家的學術思想均對我有持續的啟迪,包括李澤厚、王富仁、南帆、陳思和、陳平原、汪暉、王曉明、陳曉明、李歐梵、王德威、黃子平、孟繁華、格非、李敬澤等,他們的立場觀念可能會有衝突,但卻呈現了在尋求真知道路上的軌跡、印痕。 在某種意義上講,我個人的學術偏好或強項,是從多學科角度、多種理論資源,從特定立場與方法出發,進行宏觀的語境分析或微觀的文字細讀。近年來,厭倦於學術八股文僵死與乏味的流弊,我開始有意選取相對傳統的作家作品,保持文字細讀與意識形態症候閱讀的方法,務求兼顧學理分析與學術個性,尋找適合自己的話語表達方式。《深圳,以小說之名》一書做了這樣的嘗試或者說突圍。

學術之光不經意的照亮——於愛成訪談錄

△2017年於愛成參加布達佩斯文學交流活動留影

記者:

據說你正在撰寫有關劉斯奮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的評論專著,這部小說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應該佔據什麼樣的地位,它的主要特色是什麼?你目前還有什麼寫作計劃?

於愛成:

其實我現在手頭有三本書正在寫作中。第一部偏於歷史,結合晚明史來研究劉斯奮《白門柳》,採取雙重例證法,關注晚明及其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第二部是詩論,在海德格爾“詩與思”的意義上,研究深圳詩人黃惠波的作品。第三部是當代文學作家作品研究文集,包括網路文學研究、深圳作家作品細讀,以及粵派批評、嶺南文化等理論問題研究。同時,我也在協助鄧一光、楊爭光等人,參與編選深圳新銳作家文庫的小說卷、深圳詩歌的兩個選本,深圳年度作品的三個選本、40年深圳文藝理論批評文選等等。接下來,還有一個計劃,想盡快實施,我的專著《深圳,以小說之名》畢竟只是解讀研究了深圳部分代表性的小說,主要是前三十年長篇小說作品,擬集中精力將深圳成名作家尤其青年作家的作品都做通讀、細讀,在深圳文學史和論兩方面,拿出更多更有價值的成果。 我希望格外珍視作家,珍視作品,珍惜作為社團服務者為作家和文學服務的機緣。雖然有了一定的文化資本積累,但我更希望甘居人後,甘於寂寞,甘做人梯,遠離喧囂,默默地思考和寫作,默默服務於年輕一代作家,我希望凡事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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