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彩陶的“對鳥”主題

摘要:鳥紋是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彩陶的重要主題,本文在已有的對廟底溝型別寫實和簡化鳥紋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對鳥”是鳥紋的重要表現方式,源自廟底溝型別對鳥在魚體內轉化狀態的表現,被圖案化後,成為獨立的主題。“對鳥”主題形式多樣,流傳範圍廣,延續時間長,本文對其進行了型別學分析,並初步梳理了其發展演變脈絡,有助於從彩陶影象內涵的層面上,深入認識廟底溝型別彩陶影響的內容實質。

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彩陶第一次集中發現是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遺址發掘 。彩陶影象中有大量鳥紋,但並未被識讀。1926年,李濟主持發掘的西陰村遺址是晉南地區廟底溝型別的典型遺址,發掘報告總結的彩陶影象元素為橫線、直線、圓點、各樣三角,以及寬條、削條、初月形、鏈子、格子和拱形 。梁思永在隨後的研究中,也僅限於對構圖元素分類 。

1956年,廟底溝型別的命名地廟底溝遺址開始發掘,但1959年出版的報告中 ,對彩陶的描述仍然未涉及鳥紋的識讀。

1962年,石興邦在對馬家窯文化彩陶源流的討論中,對廟底溝型別彩陶的鳥紋做了歸納 。雖然在文字中沒有展開充分討論,但附圖中涉及了寫實、圓點+弧線、圓點+弧形和圓點+弧線三角等不同鳥紋表現方式,其中包括組合影象中的鳥紋(圖一)。

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彩陶的“對鳥”主題

圖一石興邦識讀的廟底溝型別鳥紋

但這樣的識讀並未得到學者的廣泛認同。1965年,蘇秉琦在對仰韶文化的經典研究中 ,只認定了寫實鳥紋和由其衍生的圓點+弧線式鳥紋,而將圓點+弧形和圓點+弧線三角認定為表現花的紋樣,圓點為花蕾,弧形為花瓣。同年發表的嚴文明對廟底溝型別的分期研究中,也仍然將圖案化的鳥紋稱作垂弧紋等 。

1990年,張朋川在對彩陶影象的綜合研究中,對廟底溝型別鳥紋做了較全面的綜述,不僅對寫實鳥紋進行了分類,還正確指出三類簡化鳥紋:一是經常出現在圓形空白內的圓點+弧線三角紋、圓點+弧線三角+弧線或直線紋、圓點+直線紋;二是所謂“西陰紋”或“垂弧紋”內的圓點+弧線或直線紋;三是圓點+弧形和圓點+多個弧形等(圖二)。基本涵蓋了簡化鳥紋的主要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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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張朋川識讀的廟底溝型別鳥紋

但簡化鳥紋仍然未得到普遍認可,王仁湘2011年出版的對廟底溝彩陶影象的全面而系統的研究中,“鳥紋”部分只列舉了寫實類鳥紋,簡化鳥紋被歸入“連弧紋”、“西陰紋”、“花瓣紋”和“旋紋”等類別。隨後對廟底溝鳥紋的專門討論中,也只是在原有觀點基礎上,討論了一種並不常見的寫實鳥紋變體,並存在誤讀 。

本文不擬對廟底溝型別的鳥紋做全面的型別學分析。張朋川對簡化鳥紋的分析中,由寫實鳥紋出發,清晰地描述了各類簡化鳥紋的形成脈絡。誠如王仁湘所言,這樣的發展脈絡並不對應時代的差異,寫實鳥紋和一些簡化鳥紋是同時出現的。但這並不影響對簡化鳥紋的認定。本文將在接受其基本結論的基礎上,闡述關於廟底溝型別彩陶“對鳥”主題的初步認識。

圓點+弧線三角形是簡化鳥紋最常見的形式之一,以圓點為鳥頭,弧線三角為鳥身,經常以下述方式成對出現。

(一)相背而飛

即弧線三角的直線邊平行相對。圓點有時會被省略。

我們曾經指出,魚鳥組合為廟底溝彩陶的主題 。這樣的對鳥紋經常會出現在魚形的身體裡。泉護村H86:8盆有兩組非常相似的魚鳥組合影象 ,左端均為下部展開如翅的弧線三角+勾弧+圓點組成的雙鳥紋;其右側為一個勾狀紋和隨後的弧邊長勾“工”字組成的魚頭,頭內為雙弧線+圓點式鳥紋;魚身第一單元為魚頭部分“工”字形與身部中心“工”字形形成的圓形空白中加弧線三角+橫線+雙圓點組成的雙鳥紋,第二單為勾弧+圓點鳥紋;魚尾為下端纖細的弧線三角形。另一組影象幾乎相同,只是魚身第一單元圓形空白內為相背的豎向弧線三角+圓點組成的典型對鳥紋(圖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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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圓點+弧線三角式相背而飛對鳥紋

1。 泉護村H86∶8盆2。 廟底溝H46∶129盆

廟底溝遺址H46:129影象包含相似的兩組 ,每組左側為分別以兩個相對的勾弧和中間的雙弧線為鳥身、兩個圓點為鳥頭的三個不同姿態的鳥紋,右側為圓形空白中的相背對鳥紋,省略了表現鳥頭的圓點。整體而言,左側大體為內有飛鳥的魚頭部分,右側為魚身體內的對鳥(圖三:2)。

廟底溝型別晚期到仰韶晚期,此類對鳥紋有圖案化的趨勢。

泉護村H1008:04盆的圖案帶由連續的圓角長方形空白中的背飛對鳥紋組成(圖四:1)。泉護村T7:01 盆的圖案與之非常相似,只是省略了表現鳥頭的圓點(圖四:2)。汝州中山寨 和華縣西關堡標本 中部圖案與之類似(圖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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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二方連續展開的背飛圓點+弧線三角式對鳥紋

1。 泉護村H1008∶04盆2。 泉護村T7 ∶01盆3。 中山寨T102 ∶11 4。 西關堡

(二) 對頂而飛

即兩個弧線三角鳥身對頂,經常共用一個圓點為頭。西陰村遺址缽的圖案帶由四個相同單元組成 ,每個單元為相對的直角弧線三角形成“花瓣”狀空白,內為共用一個圓點為頭、以弧線三角為身的對鳥(圖五:1)。

大河村遺址相當於廟底溝型別和仰韶晚期之交的T35 ∶10斂口罐圖案帶下部 ,包括多組共用一個紅色圓點為頭、以黑色弧線三角為身的對鳥,每組間以平行豎線間隔(圖五:2)。

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司空型別流行相似的對飛之鳥。下潘汪遺址T50a:14 折腹盆的對鳥圖案以同心圓為鳥首(圖五:3) 。另一件折腹盆T44a:201的對鳥圖案省略了鳥首(圖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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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圓點+弧線三角式相對而飛對鳥紋

1。 西陰村第二次發掘缽2。 大河村仰韶第三期T35 ∶10斂口罐3。 下潘汪T50a∶14折腹盆4。 下潘汪T44a∶201折腹盆

(三)上下錯位相對

其實,圖四中泉護村的兩件標本的圖案又可以識讀為由上、下兩行相同的圖案帶組成,每行都是連續的一正一倒錯位弧線三角+圓點鳥紋(圓點可以省略),空白處呈“花瓣”狀。濟源長泉遺址 缽的彩陶帶就是這樣的省略了圓點的一正一倒簡化鳥紋(圖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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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一正一倒錯位的連續圓點+弧線三角式對鳥紋

1。 長泉缽2。 胡李家H15∶24盆3。 師趙村T113 ∶70殘片4。 界段營H35∶4缽

廟底溝型別晚期開始,流行在上下錯位對鳥紋形成的花瓣形空白中新增多道弧線或直線。相當於仰韶晚期的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期彩陶仍然流行這樣的風格。青海民和胡李家遺址H15:24盆的圖案就是在連續的一正一倒弧線三角+圓點對鳥紋之間新增三道直線 (圖六:2)。

天水師趙村遺址第三期相當於廟底溝型別時期,已經出現錯位對鳥主題。T113:70殘片上,以細長的弧線三角為鳥身,圓點為鳥首,一上一下,交替出現(圖六:3)

屬於仰韶文化晚期大司空型別的磁縣界段營遺址H35:4缽 圖案帶,也表現的是類似上下錯位對鳥主題,弧線三角兩邊纖細,以小漩渦紋代替圓點為鳥首。鳥首不在弧線三角形的頂點,而是在弧線邊的凹處,表現鳥雙翅上舉飛翔的狀態,是大司空型別彩陶的典型風格。有時會省略鳥首(圖六:4)。

圓點+勾弧是簡化鳥紋的另一種常見表現方式,以圓點為鳥頭,勾弧為鳥身,也經常以成對的方式出現。

(一)對勾式

泉護村H116:3 盆彩陶圖案可以解讀為三組魚鳥組合 。第一組,左側為圓點+弧線三角式鳥紋;其右側,左上呈長勾狀的弧邊“工”字形構成魚頭的主體輪廓,內有圓點+勾弧式鳥紋,同時與弧邊“工”字形的長勾構成共用一個圓點為頭的對鳥紋;再右側,是左側為長勾的弧線三角表現的魚尾,內有圓點+勾弧鳥紋,同時與弧線三角的長勾組成共用一個圓點為頭的對鳥紋。第二組,左側為圓點和貼近圖案帶下緣的小平弧組成的鳥紋;其右側,為一勾弧表現的魚頭輪廓;再右側,中心為一弧邊“工”字形,其左側與一勾弧形成圓形空白,內有雙圓點+弧線三角+弧線表現的雙鳥紋,為魚頭內之鳥;其右側,為圓點+細勾弧式鳥紋,為魚身中部之鳥;魚尾由左上呈長勾狀的弧邊“工”字形的上半部分表示,內有圓點+勾弧式鳥紋,同時與弧邊“工”字形的長勾構成共用一個圓點為頭的對鳥紋。第三組,第二組魚尾“工”字形的下面的弧線三角,可以理解為省略的圓點的鳥紋,右側勾弧為魚頭輪廓,再右側與第二組中魚頭內鳥紋相同,魚尾用下端纖細的弧線三角表現,內有勾弧,是省略了圓點的鳥紋(圖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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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圓點+勾弧式對鳥紋

1。 泉護村H116 ∶3盆2。 廟底溝H108∶33盆3。 大河村仰韶第二期採集∶56盆4。 大河村仰韶第二期T11A∶83盆5。 大河村仰韶第三期大河村F1∶27罐6。 大河村仰韶第三期W11罐7。 大河村遺址仰韶第四期H254∶3罐

魚體中的對勾式對鳥紋也會以圖案化的形式二方連續展開。

廟底溝遺址H108:33盆彩陶圖案為連續的對頂弧線三角,形成橢圓形空白,如同魚體內部,每個空白裡均為對勾式對鳥紋(圖七:2) 。大河村仰韶文化第二期相當於廟底溝時期,有類似圖案。採集:56盆圖案有連續的兩兩相對的弧線三角,形成橢圓空白,裡面均為對勾式對鳥紋(圖七:3)。T11A:83盆圖案與之相似,只是對勾的弧線的兩個端點接近,中間夾圓點(圖七:4)。

(二)S形

大河村遺址仰韶文化第三期相當於仰韶晚期,彩陶圖案几何化。對勾式對鳥紋的兩個勾形一端相連,整體如中間和兩端纖細的S形,兩勾形纖細的銜接處為代表鳥頭的圓點(圖七:5)。大河村F1:27罐,口沿下為平行線紋中間加網格紋;腹部為平行線紋,中間加S形對鳥紋。W11罐口沿下為平行線紋中間加網格紋和豎線紋,腹部在平行紋中間加X形紋、弧線三角紋和S形對鳥紋。表現對鳥身體的勾弧更加彎曲(圖七:6)。

大河村遺址仰韶文化第四期有學者稱為“大河村型別”,彩陶圖案更加簡化和抽象。大河村遺址H254:3罐上有兩端勾曲的S形紋,應該是S形對鳥紋之簡化(圖七:7)。

上述對鳥紋大致屬於仰韶文化系統,集中分佈於第二階地的黃土高原地帶。在東部地區,對鳥紋同樣盛行。

紅山文化彩陶最常見的典型元素之一,是伸出長勾頸或直頸的弧線三角,一正一倒,相互勾連,中心如同漩渦,故被稱作勾渦紋。以勾頸相互勾連者,被稱作雙勾渦紋,以直頸相互勾連者,被稱作單勾渦紋。這樣的勾渦紋以二方連續方式展開,形成圖案帶 。牛河梁遺址N5JK1:1罐中部,就有三條這樣的圖案帶,彼此間以平行線間隔(圖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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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紅山文化對鳥紋元素分析

1。 牛河梁N5JK1∶1罐2。 牛河梁N2Z4M6∶1罐3。 牛河梁N2Z4M2∶W2筒形器4。 牛河梁N16M4∶1玉鳥

紅山文化彩陶的此類“勾渦紋”,很可能是對鳥主題的紅山文化式的表現,可稱勾連對鳥圖案。證據有三。一是弧線三角在廟底溝型別彩陶中是鳥身體的典型符號;二是上下交錯相對的對鳥是廟底溝型別對鳥主題的重要形式;三是鄭州後莊王遺址約相當於仰韶文化晚期的陶罐上的圖案 ,弧線三角紋和省略了中心圓點的對勾式鳥紋連為一體,已經具備紅山勾連對鳥紋的雛形,似可視為其原型之一(圖一〇:1);四是紅山文化彩陶深受廟底溝型別彩陶影響也為學者所公認。此外,牛河梁N16M4:1玉鳥正是長頸回首的姿態(圖八:4),也可以作為支援上述推論的有力證據 。其實,圖八:1最下部的團案,也可解讀為以右側的弧線三角表示身體,以左側的回勾表現回首長頸的鳥紋,強化了整個器物的鳥紋主題。

牛河梁N2Z4M6:1罐有四條勾頸相交對鳥紋圖案帶,各以兩道平行線間隔(圖八:2)。

牛河梁N2Z4M2:W2筒形器有五條以平行線分割的圖案帶,均為二方連續展開的前端有長彎勾的弧線三角,也可以解讀為簡化的勾頸回首鳥紋。相鄰的圖案帶鳥首方向相反,形成上下交錯的對鳥紋(圖八:3)。

這兩種對鳥紋,被歸入牛河梁遺址的第二期,大體相當於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的晚期 。

牛河梁N2Z2:49塔形器的覆缽狀器座部分有四條直頸相交式的勾連對鳥圖案帶,均以細密的平行線條帶間隔(圖九:1)。阜新胡頭溝遺址筒∶ 5 筒形器頸部有直頸相交對鳥紋圖案帶,其上為細密平行線紋,下為多重垂弧紋(圖九:2) 。喀左東山嘴遺址出土多件“雙腹蓋盆”,彩陶紋飾大體相同。TD10:3外壁繪細密平行線紋,內壁繪弧頸相交對鳥紋,表現鳥身的弧線三角部分較小(圖九: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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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紅山文化典型對鳥紋

1。 牛河梁N2Z2 ∶ 49 塔形器2。 阜新胡頭溝筒∶ 5 筒形器3。 喀左東山嘴TD10 ∶3盆4。 阿魯科爾沁旗採集筒形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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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〇仰韶文化勾連對鳥紋

1。 後莊王罐2、5。 大河村殘陶片3。 廟底溝殘陶片4。 廟底溝T301∶25折腹盆6、7。 海生不浪採集罐陶片

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白音塔拉蘇木出土的一件紅山文化筒形罐,頸部為黑彩和底色相間的菱格紋;中部主體為上部有圓點的多重垂弧紋,具廟底溝型別風格;最下部也應是直頸相互勾連的對鳥紋,只是表現鳥身的弧線三角很小,直頸的端頭重疊在一起,如鳥頭的形狀(圖九:4) 。

這兩類紋飾屬於牛河梁遺址第三期,大體相當與廟底溝型別向仰韶晚期的過渡階段。

仰韶文化中晚期遺存中,有類似的勾連對鳥紋。

如上所述,鄭州后王莊約相當於仰韶晚期陶罐圖案可能為此類對鳥紋原型之一(圖一〇:1)。大河村遺址仰韶文化二期1件殘陶片的上部,有細密的勾頸相交對鳥紋,相交部位形成封閉的小圓點狀空白,如同鳥眼(圖一〇:2)。此類對鳥紋在大河村遺址有相當數量,經常被圖案化,如兩條勾線相交(圖一〇:5)。

廟底溝遺址的1件殘陶片,有白衣,上施黑彩,中部主體圖案為頭部略彎曲的勾連對鳥紋(圖一〇:3)。該遺址T301:25折腹盆殘片,主體圖案也是二方連續展開的勾連對鳥紋帶,表現鳥身體的弧線三角很小,下排尤其小,上下勾連相交的部位形成閉合的小棗核形,如同鳥眼(圖一〇:4)。圖四:3汝州中山寨標本和圖四:4華縣西關堡標本口沿下圖案帶也屬類似的對鳥紋。此類對鳥紋出現於廟底溝型別末期或與仰韶文化晚期的過渡時期,在廟底溝型別的核心分佈區內很少見,細密的風格與大河村文化標本類似,應是受其影響。大河村文化與紅山文化類似影象間的相互關係,是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

此類勾連對鳥紋在河套地區相當於仰韶文化晚期的海生不浪文化中也有發現 。海生不浪遺址採集的1件罐口殘片口沿下即為直徑相交的勾連對鳥紋,下為平行線紋和網格紋(圖一〇:6)。另一件殘片應該也是罐口沿部位,平行線紋下,為勾連對鳥紋,下方有另一組平行線紋(圖一〇:7)。值得注意的是,海生不浪型別對鳥紋上排鳥頭向右,下排鳥頭向左,與紅山文化和廟底溝型別勾連對鳥紋的方向相反。

大汶口文化中期彩陶中也有類似勾連對鳥紋。大墩子遺址有2件帶把罐形鼎 ,一件肩部和腹部各飾一週勾頸相交對對鳥紋,上排鳥紋頭向右勾(圖一一:1);另一件肩部為聯絡“幾”字形波浪紋,腹部為勾頸相交對鳥紋(圖一一:2)。大墩子遺址M22:3罐形鼎時代可能略早 ,其腹部有一週直頸相錯的對鳥紋,有些在鳥頸部有小點,是勾連對鳥紋的大汶口風格變體(圖一一:3)。大連長海縣郭家村遺址也發現大汶口文化中期遺存 ,其中包括勾連對鳥紋殘片,與大墩子標本非常相似(圖一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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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一大汶口文化勾連對鳥紋

1、2。 大墩子帶把罐形鼎3。 大墩子M22 ∶ 3 罐形鼎4。 郭家村勾連對鳥紋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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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二大溪文化勾連對鳥紋

1。 大溪遺址M114∶1器座2。 桂花樹陶壺

大溪文化相當於廟底溝型別晚期之時,流行類似勾連對鳥紋。大溪遺址M114:1器座的平行線和寬頻紋之間,有以弧線三角為鳥身、勾頸相交的對鳥紋,相交部位閉合,形成棗核狀空白,如同鳥眼。鳥頸後有與之平行的S形弧線,可能表現頭後的披羽(圖一二:1) 。松滋桂花樹遺址1件小陶壺上,有幾乎相同的對鳥紋,只是上排鳥頭向右側(圖一二:2) 。

距今5300年前後,在廟底溝型別向仰韶晚期的過渡階段,西北地區開始流行以弧線三角形為身體、凸出的一角相交成圓形,鳥頭後有弧線裝飾的對鳥紋,整體觀之如同漩渦,可稱為漩渦對鳥紋。

此類紋飾在隴東和隴西相當於仰韶晚期的遺存中 (或稱“石嶺下型別” )最為流行。武山傅家門遺址H2:22彩陶罐腹部紋飾即是典型代表 ,最下面的主體圖案表現的是四鳥相交,四個弧線三角為鳥身,頂端變形相交成圓圈,內加圓點,表現鳥首和鳥眼,以環繞鳥首螺旋展開的弧線組表現鳥冠羽和頸羽(圖一三:1)。馬家窯文化馬家窯型別有類似圖案,尤其是馬家窯型別向半山型別過渡階段的“小坪子”期開始,“大漩渦”式對鳥紋開始流行 。甘肅博物館藏彩陶罐即屬於此時期的典型器物,鳥首後有如同披羽的弧形,鳥頭中有小折線紋,內涵不明(圖一三:2)。這樣的“大漩渦”主題在半山型別時期遺址一直延續,晚期有圖案化趨勢,柳灣墓地M32:4彩陶罐即是其代表,弧線三角部位以粗壯線條勾勒,中間是空白,整體如聯絡的漩渦(圖一三:3)。

在關中地區,寶雞福臨堡仰韶晚期H123:1小口尖底瓶肩部有以相互勾連、交接部位呈圓形的三條一組的S形弧線表現的漩渦鳥紋(圖一三:4) 。

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彩陶的“對鳥”主題

圖一三西北地區漩渦對鳥紋演變

1。 傅家門H2 ∶ 22 彩陶罐2。 甘肅省博物館藏彩陶罐3。 柳灣M32∶4彩陶罐4。 福臨堡H123∶1小口尖底瓶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開始流行漩渦對鳥紋。章丘焦家遺址墓葬屬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發掘者認為年代為距今5300-4600年 。墓葬M158:1圈足杯(圖一四:1)和膠縣三里河遺址M2110:46單把罐 (圖一四:2)有同樣的漩渦對鳥紋,時代或略晚。大汶口遺址M10:57壺肩部彩繪是類似對鳥紋,以圓點為鳥眼,以之為中心螺旋狀展開的一端尖的粗弧線勾勒出鳥首的形狀,並表現冠羽和頸羽(圖一四:3),時代為大汶口中期晚段。大河村遺址第四期(年代為距今4700-4400年)T25:21壺肩部繪有兩組曲線勾連交合的鳥紋(圖一四:4),但此類紋飾在大河村四期並非主流 。

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彩陶的“對鳥”主題

圖一四東部地區漩渦對鳥紋

1。 焦家M158∶1圈足杯2。 三里河M2110∶46單把罐3。大汶口M10∶57壺4。 大河村第四期T25 ∶21壺5。 關廟山T4 ∶9陶片(王仁湘復原)

大溪文化晚期也發現少量漩渦對鳥紋。關廟山T4:9陶片上二方連續展開的對鳥紋,風格與“石嶺下型別”頗為相似(圖一四:5) 。

對鳥主題在長江流域出現較早,在高廟文化白陶刻紋以及河姆渡陶器、象牙器刻紋上都有表現,可能與神鳥維護天極運轉的觀念有關 。但廟底溝型別彩陶的對鳥主題從觀念和表現形式上都與長江流域有所不同。廟底溝型別彩陶對鳥最初出現在魚體之內,與魚鳥轉化的信仰相關,可能表現的是鳥在魚體內成對破卵而出的特殊轉化形式 ;圖案化對鳥紋以二方連續方式展開,形成單條或多條圖案帶環繞器身,可能意在烘托成功轉化、繁育的祥瑞場景。

各地流行的對鳥紋,風格有別,但都可以看到廟底溝原型的影響。其實,大汶口文化早期末段、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過渡時期,海岱和環太湖地區流行的弧線三角+圓點剔刻紋,也可視為對鳥主題的影響。進入龍山時代,陶寺彩繪陶器也仍然以對鳥為最重要的主題 。廟底溝型別彩陶蘊涵的信仰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一斑。

仰韶文化自1921年確立,至今已漫漫百年。仰韶文化、尤其是廟底溝型別彩陶的擴張一直是仰韶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成為論證仰韶文化強大影響力、甚至“引領”作用的重要證據 。對彩陶影象內涵的深入解讀,是推動相關研究取得新進展的重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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