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後一個皇帝,為何會被慈禧逼得離家出走?只因他做了這件事!

清朝最後一個皇帝,為何會被慈禧逼得離家出走?只因他做了這件事!

晚年蔣廷黻回首前塵,說了一句話:“清華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概括點說,清華給了他做學問的充分條件,即“足夠的資料和時間”,還有許多良師益友。

具體些說,作為中國近代史大家,他有條件就近接觸大量一手史料—“有一段時間,我們有好些人在故宮博物院抄錄檔案,把未公佈的重要檔案抄錄下來。故宮中收藏的最重要檔案是清代軍機處的。自十八世紀三十年代起到清代終止為止,軍機處是大清皇帝真正的秘書處。該處人員管理檔案非常制度化,每天來文均有收發登記,……每件檔案都詳細登入日期及摘要。這種簡單小心處理檔案的制度,對滿清政府說實在是一種光榮。”

在清華享受到這種治學便利的蔣廷黻,對清華史料收藏亦有反哺之功。清末民初,社會動盪,屢次發生革命、政變,導致一些政府機構檔案材料多被棄置,很多檔案先被當作廢紙賣,後出現在舊書店、舊書攤。蔣廷黻說:“我為清華成噸購買。”

這種經歷,使他成了琉璃廠舊書店的常客。去得多了,經營舊書的老闆自然待他為上賓,還時常到清華上門售書,後來演變成定期送書。蔣廷黻回憶當時細節說:“他們到圖書館中我的書房來,每人先給我一張作者及書名的目錄,我可以從目錄中找出我有興趣的書籍。如果某一本書可能對我有價值,我把它送到圖書館當局審查、估價。書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帶著他們要賣的書,這樣成了一個慣例。”

得益於琉璃廠舊書商的供給,蔣廷黻感嘆說:任何一位學者,到了北平,就會染上搜集舊書的癖好。他還說起和當時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一起買書的趣事。

一次,蔣廷黻和袁同禮一同訪問一個大量收藏併兼營舊書的人,在其儲書間共度一個小時。蔣、袁各自檢視心中的目標書,蔣廷黻用“他監視我,我監視他”來形容現場氣氛。但在表面上還是要交流對舊書的瞭解和興趣。袁問蔣:對哪一方面的書特別有興趣?蔣指點其中兩本小冊子坦誠相告。一本是《文祥年譜》(譜主是中國清代外交名臣),一本是關於鴉片買賣的書籍。清代外交是蔣的重點研究領域之一,自然留意這類書籍。而袁因負館藏之責,也須努力搜求各領域專門史料。於是出現有趣一幕。蔣廷黻說:“袁先生對這兩本書似乎都不太有興趣,我私下很高興。我們分手後,他回北平圖書館,我回俱樂部,當他遠離我後,我又轉回去買那兩本書,但當我半小時後回到那裡向書主購買時,書主告訴我,袁先生已經捷足先登把那兩本書買走了。”

蔣廷黻另一憾事,有關郭嵩燾日記。郭是中國第一個駐英公使,具備現代外交理念,蔣一直“希望弄到他的日記”。一日,蔣的哥哥在信中說,他知道一個湘潭雜貨商是郭嵩燾孫子,存有祖父日記,願以千元出售。蔣聞之大喜過望。不料郭家後人對遺產處理意見紛紜,致蔣未能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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