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薩義德:無根的世界主義者

愛德華·薩義德:無根的世界主義者

愛德華·薩義德

2003年9月25日,愛德華·薩義德因白血病在紐約逝世。

薩義德是國際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後殖民理論的創始人,也是巴勒斯坦建國運動的活躍分子,由此也成為了美國最具爭議的學院派學者之一。

薩義德的遺作合集《從奧斯陸到伊拉克及路線圖》出版時,託尼·朱特受邀為此書寫序。在這篇序言中,朱特向我們表明了,除了“東方學”,愛德華·薩義德最大的思想價值究竟是什麼,他為何一次次地站在所有人的對立面,他為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做了怎樣的貢獻,他又為何是無可替代的。

01

“我仍然不能理解愛國的意義”

在愛德華·薩義德於2003年9月因最終敗給與白血病的鬥爭而去世時,他或許成了世界上最知名的知識分子。他的東方學——這個將東方思想加入歐洲思想和文學作品的學科,成了一個全新的學科分支:在它首次出現的25年後依然存在著對它的挑戰、崇拜和模仿。儘管它的創造者只不過是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授課——愛德華·薩義德於1963年開始直到去世時都受僱於那裡——但這仍不影響薩義德成為20世紀晚期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

但薩義德本身並未被環境所限。自1967年起,隨著時間的流逝,愛德華·薩義德的緊迫感和熱情日益高漲,且他也是一個針對中東危機時善於雄辯的評論者和一個巴勒斯坦的支持者。這種對道德和政治的參與並不影響薩義德作為知識分子的行動——他對西方在理解巴勒斯坦時的失敗進行的批評與他的行動緊密聯絡,畢竟他閱讀了許多19世紀及之後有關東方的著作和小說[比如1993年出版的《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但這些行動又讓這位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的教授成了一位公開的知識分子,且同時受到許多人的崇拜和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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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薩義德

對於一個幾乎不能適應任何一個其崇拜者或反對者設定的模式的人來說,愛德華·薩義德似乎有著諷刺的命運。

他將自己的一生投入所有相關領域中。1935年出生於拿撒勒,作為一名主教派基督教徒,薩義德在不知不覺中成了巴勒斯坦穆斯林的“發言人”。他在最後一批培養歐洲本土精英的殖民學校裡接受了不向帝國主義的傲慢態度妥協的教育;多年來,他更傾向於使用英語和法語而不是阿拉伯語,並且他接受了連自己也不能完全認同的出色的西方教育。

從伯克利到孟買的大學裡,一代的文化相對論主義者都將愛德華·薩義德視為令人崇拜的英雄,因為他的“東方主義”藉助“殖民地時期”的矇昧主義在學術課堂上批判了“西方文化”。但薩義德本人沒時間理會這樣的說法。激進的反基礎主義,即認為一切都不過是語言的效果的說法,在他看來是淺薄和“輕率”的:人權,就像他在多個場合指出的那樣,“是一個沒有文化背景且不符合語法的事物,而當遇到侵犯時,它就像我們遇到的任何東西一樣真實”。

對於他的被(西方)作家認為不過是殖民地特權的副產品的思想變得流行這一點,愛德華·薩義德明確表示:“我不相信那些作者只是機械地受到意識形態、階級或是經濟的歷史的影響。”確實,當進行閱讀與寫作時,薩義德毫不掩飾自己是一個傳統的人道主義者的事實,“且不理會來自世故的後現代批評家的輕蔑的批評”。如果有什麼能讓他對年輕的人文學者失望的話,那就是以閱讀大量文獻為代價的對“理論”的過於熟悉。此外,他享受知識上的不同意見,對異議持寬容態度,甚至與學者團體意見相左,並以此作為後者存在的必要條件——我對東方學的不同意見並不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這一點是許多他的崇拜者,即那些認為學術自由最多是一種有條件的價值的人所未能理解的。

這種深切的人道主義衝動使愛德華·薩義德與另一撥知識分子意見不合,因為他們對暴力的態度不同

——這些知識分子通常與暴力保持安全距離且總是他人在遭受損失。薩義德的敵人習慣於將他稱為“恐怖主義教授”,而實際上他一直堅持對一切形式的政治暴力進行批評。與讓-保羅·薩特這位同樣具有影響力的當代知識分子不同,薩義德對暴力有切身體驗——他在大學的辦公室遭到過破壞和洗劫,且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遭遇過死亡威脅。然而薩特毫不猶豫地提倡政治謀殺並認為那是有效的清潔,但薩義德從未認同過恐怖主義,不過他認為恐怖主義受有動機和情緒的同情心驅動。他寫道,弱者應該利用一些手段令壓迫者不舒服——這些手段是濫殺平民永遠無法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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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薩特與波伏娃在北京

這不是因為愛德華·薩義德處變不驚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也不是因為他缺乏強有力的承諾。儘管他在職業上很成功,也對音樂充滿熱情[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鋼琴家,是丹尼爾·巴倫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的好友,有時甚至一起演出],並且善於維持友情,但毫無疑問他是一位憤怒的人——就像他的遺作常展現的那樣。但先不管他對巴基斯坦的認同,以及他竭盡全力促進並解釋他的認同這一點,薩義德非常缺少對一個國家或一種思想的歸屬感,而這使得激進分子和空想家無法將他的任何行動都歸入一個單一的終點。

相反,就像我所說的,薩義德總是忽視他的親緣紐帶。在這個難民的時代他甚至都不是一個典型的流放者,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大多數背井離鄉的人總有一個落腳處可以進行回顧(或展望):一個記憶中的——經常是記錯了的——家鄉,這個家鄉成為個人或團體時間上或地點上的轉折點。巴勒斯坦人甚至沒有這個轉折點。巴勒斯坦從未正式成立過,因而巴勒斯坦身份缺乏傳統的前照參考點。

因此,就像薩義德在去世前幾個月所觀察到的那樣:“我仍然不能理解愛國的意義。”

當然,這就是一個漂泊的世界主義者的特徵。不能去愛某一個國家會讓人不安且沒有安全感:這可能招致一些敵意,它們可能來自世界主義者所稱的腐朽的精神獨立性。但同時這確實是一種自由:你所看到的世界可能沒有愛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所看到的令人安心,但你會看得更遠。就像薩義德於1993年所寫的那樣:“我完全不能容忍所謂‘我們’應該只關注或重點關注只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的主張。”

這是真正的獨立評論家的聲音,它向當權者道出了真實……

並在辯論中道出了與權威相沖突的不同意見:正如薩義德在2001年5月刊登於《金字塔報》(Al-Ahram)的文章所寫的那樣,“以色列的知識分子的成敗並不由我們決定。我們應該關注的是在阿拉伯世界進行演說和分析的困難之處”。

這也是一個來自自由的“紐約知識分子”的聲音,現在這樣的人已經非常罕見了——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在面對同樣的中東地區的討論時,許多人都選擇用“我們”和“我們的”表明立場。

本篇文章的讀者會發現,愛德華·薩義德絕不是傳統意義上在辯論中代表某一黨派的“發言人”。

02

向自己的同胞說實話

《南德意志報》(Die Suddeutscher Zeitung)將薩義德訃告的標題擬為“Der Unbequeme”——意為“感到不安的人”。對巴勒斯坦人來說,愛德華·薩義德是懷才不遇且時常憤怒的預言家,他批評他們的領導人是“不夠格的”——有時還會用更嚴重的批評。對批評家來說薩義德就是避雷針,幫他們引開恐懼和謾罵。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個智慧且有教養的人還被描述成一個魔鬼:他成為所有對以色列人和猶太人的威脅的化身——不論威脅是真實存在的還是憑空想象的。對於一個充滿象徵符號和受害者的美國猶太社群,他代表了以色列受害者的挑釁。並且僅僅是愛德華·薩義德出現在紐約這一點,對批評家們來說,就表明了他是一個刻薄、漂泊且眼界狹隘的阿拉伯批評家。

該書所包含的文章涵蓋了從2000年12月起到2003年3月的這段時間的事件,因此我們能看到奧斯陸十年的結束,“和平程序”的第二次起義及其最終失敗,以色列再次佔領約旦河西岸和加沙,2001年的“9·11”事件,美國出兵阿富汗以及美國對伊拉克的長期打擊——整個過程持續了28個月。在這段時間裡愛德華·薩義德焦急而翔實地描述了中東地區的緊急狀態,儘管他身體狀況惡化,但還是至少每月發表一篇文章,且經常一個月發表不止一篇(他的身體狀況直到2002年8月都沒有被提及,之後也僅僅有一些暗示)。

書中收錄的文章,除一篇之外,都是為一份開羅的阿拉伯語報紙《金字塔報》寫的。因此這些文章給了西方讀者一個瞭解薩義德向阿拉伯語讀者傳達了何種資訊的機會。而所有這些文章都表現出薩義德在人生最後幾年裡始終堅持不變的三個主題:

向全世界(不僅是所有美國人)說明有關以色列如何對待巴勒斯坦人的真相的迫切需要;讓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承認並接受真實的以色列並認識到與以色列,特別是與以色列反對派和諧相處的緊迫性;以及認為自己有責任公開表明阿拉伯領導人的失敗。

誠然,薩義德首先譴責的是自己的同胞阿拉伯人。

執政的阿拉伯政權,特別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政權遭受了他的強烈批評:因為他們貪婪、腐敗、充滿惡意且充滿懷疑。這看起來很不公平——畢竟是美國掌握著實際權力,而以色列過去和現在都在對薩義德的巴勒斯坦人同胞肆行暴虐——但

薩義德似乎覺得比起沉迷於“向己方阿諛奉承這種損壞知識分子自古以來的形象的行為”(2000年12月),向自己的同胞說實話這一點更重要

在這些文章中薩義德詳細梳理了以色列的罪行[比如2000年12月發表的《被圍攻的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s Under Siege”),2002年8月發表的《緩慢的死亡:細節上的懲罰》(“Slow Death: Punishment by Detail”),或是2003年2月發表的《偽善紀念碑》(“A Monument to Hypocrisy”)等],用冷酷壓抑的敘述方式暗示了阿里爾·沙龍(Ariel Sharon)政府是如何榨乾隔離區巴勒斯坦集團的血液的:即虐待平民。那些虐待手法甚至在戰爭時都會被視為一種犯罪,現在卻被偽裝著和平假象的政府視為可接受的行為。但愛德華·薩義德認為這些現象並非一種好戰的民族統一主義者的掌權所帶來的偶然而不幸的副產品,而是一種巴勒斯坦人在進行“和平程序”時可以被預測——且薩義德已經預測到了——的情況。

對於那些支援奧斯陸程序且因其在90年代的發展而對其抱有期待的人,薩義德的批評有些令人感到乏味。但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很難否認他是正確的,反而是我們錯了。像以色列和平黨所想象的那樣,許多人——包括巴勒斯坦人——都認為奧斯陸程序應在雙方之間建立信心和信任。那些存在爭議的問題——比如對耶路撒冷的管理,巴勒斯坦難民返回家園的權力,猶太定居點的問題等——會在“之後”,於“最後談判階段”進行處理。與此同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會在管理巴勒斯坦領土的過程中獲得經驗和公信力,而以色列人將會得到和平的生活。最終,這兩個國家——一個是猶太人的國家,另一個是巴勒斯坦人的國家——將逐漸趨於穩定,它們的安全也會得到國際社會的擔保。

這就是於1993年簽署的《臨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即《奧斯陸協議》)的前提。但簽署協議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正如薩義德所提醒的那樣,這些談判並不涉及所謂的“雙邊”:以色列,這個擁有強大軍事裝置的正式建立的現代國家(在一些評估中以色列被評為世界第四強的國家),30年前在戰爭中佔了土地和人口。而巴勒斯坦,這個支離破碎而流離失所的社會,並沒有屬於自己的軍隊和土地。在薩義德看來,巴勒斯坦人民唯一能利用的就是他們的真實性:他們就在那裡,他們不會走開,他們絕不會讓以色列人忘了自己曾經對他們做過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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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的幾天,在耶路撒冷和拉馬拉之間的卡蘭迪亞村,在一個巴勒斯坦男孩的注視下,一名以色列軍官在考慮一項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提議 Jean Mohr

巴勒斯坦人沒有什麼可以放棄,所以他們沒有什麼可以拿出來進行談判。畢竟,“應付”佔領者的方法就是向其屈服——或是與之合作。這就是薩義德將《原則宣言》描述為“巴勒斯坦人的《凡爾賽公約》”的原因,同時這也是他從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辭職的原因。薩義德推測,如果以色列人想從巴勒斯坦人那裡得到些什麼,那麼巴勒斯坦人應該把自己的要求——即要求主權完整,要求以色列退回1967年的邊界,要求獲得“重返故土的權力”以及要求分享耶路撒冷——從一開始就開誠佈公地說出來,而不是將之放到無法定奪的最後階段。然後問題就只好回到以色列的“誠信”上來了。

03

加沙是由巴勒斯坦人看守的監獄,以色列軍隊在監獄圍牆外站崗

最初的《原則宣言》於1993年被簽署的時候,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定居點只有32750個猶太住宅單元。到2001年10月時這一數字增長到了53121——即增加了62%,並且還在持續增長中。在1992到1996年間,在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和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的工黨政府的帶領下,約旦河西岸的居住人口增長了48%,而加沙的居住人口增長了61%。以色列人這種對巴勒斯坦土地和資源的持續佔領很難說是遵守了《奧斯陸協議》,因為協議第31章(第7條)明確寫道:“在等待永久地位談判的結果期間,任何一方都不得開始或進行改變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區狀態的行動。”

與此同時,儘管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被授權管理剩餘的巴勒斯坦地區,以色列人仍在那些地區構建“猶太人”網路,並給予定居者和其他以色列人受永久軍事設施保護的住宅單位(和稀缺的含水層)。這種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以色列人不合時宜的土地合併所驅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由1967年後的民族統一主義末世論所驅動(這種情況下《舊約》就像是與黨派之神所籤的不動產合同);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由長期存在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對擴大領土這一目標本身的熱情所驅動。從巴勒斯坦人的視角來看,這些事件的效果就像是在慢慢絞殺“奧斯陸程序”,特別是加沙已被轉變成一個由巴勒斯坦人看守的虛擬監獄,而以色列軍隊只不過是在監獄圍牆外站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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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阿拉伯兒童與一名以色列士兵 Larry Towell / Magnum Photos

然後到了2000年,拖延已久的“永久地位談判”開始了:它首先是在戴維營進行,之後又在塔巴的西奈半島進行。愛德華·薩義德當然沒有在傳統美國觀點上費時間,這個傳統的美國觀點事實上已經被克林頓總統和埃胡德·巴拉克總理放棄了,甚至不領情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及其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也拒絕了它。這並不是因為薩義德在同情阿拉法特,而是因為戴維營給他的邀請——就像塔尼亞·萊因哈特(Tanya Reinhart)在2000年7月8日的以色列日報《新訊息報》(Yediot Aharonot)上所描述的那樣——很明顯是一個“騙局”。巴勒斯坦人得到了50%自己的土地,且那些土地都被分割開來且相互間並不相鄰;以色列人得到了10%的土地;剩下的40%成為“待定地區”——但受以色列管理。

五個月後,巴勒斯坦人在塔巴提出了一個改進過的領土分配方式,他們肯定希望這是能從以色列政府那裡得到的最好的分配方式。但結果是巴勒斯坦仍受制於以色列,且易受到其突然行動的影響;巴勒斯坦難民的抱怨從未得到完全解決;且以色列並不會在耶路撒冷的主權問題上讓步。事實上,即使在最後一分鐘以色列所做的讓步也不過充滿了薩義德稱之為“條件、資格與繼承人之限制(就像簡·奧斯汀小說中無限延期且原本就無法得到的不動產一樣)……”。

同時,巴拉克持續擴大定居點的人口,以至於他的談判被視為一個主要障礙。就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想把《塔巴協議》推銷給自己的選民,他們也很難做得到——伴隨著艾里亞·夏隆(Ariel Sharon)訪問聖殿山(Temple Mount)而來的第二次起義的爆發對巴勒斯坦人來說就是一場災難,但它是起源於奧斯陸協議以來經年累月的挫折和屈辱。基於上述原因,同時也包含了一些自身的原因,阿拉法特教導巴勒斯坦人民不要簽署協議。

《塔巴協議》,尤其是《戴維營協議》,就是《奧斯陸協議》種下的苦果,並且在愛德華·薩義德看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這些程序中犯的首要錯誤是由其在所難免的對成果的拒絕,以及對整個談判過程的懷疑所彰顯出來的。薩義德2002年6月發表於《金字塔報》的文章尖銳地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官員和領導人是不可原諒的,這些官員和領導人在佔領了的巴勒斯坦,在以色列的仁慈監督下,在一段時間裡像“維希政府式”的統治者一樣行使權力。這些人過去和現在都是“殘暴、專制和難以想象的腐敗的代名詞”[出自《巴勒斯坦如今的選擇》(“Palestinian Elections Now”),《金字塔報》 2002年6月]。

薩義德在同一份報紙的另一篇文章中寫到,阿拉法特和他的圈子“讓我們的處境變得更糟,比想象的還要糟糕”。“巴勒斯坦人(以此指代其他的阿拉伯人)受到了誹謗,並絕望地被他們的領導人帶向了錯誤的方向”,他們沒有較高的原則也沒有現實且實用的戰略。“多年以來,阿拉法特一直代表他的人民,代表他們的苦難和事業,並且和他的其他阿拉伯同行一樣,他就像一個過熟的水果一樣並沒有任何真正的目標或立場。”[出自《阿拉伯的分裂和黨派之爭》(“Arab Disunity and Factionalism”),《金字塔報》2002年8月]

04

站在幾乎所有人的對立面

那麼之後又發生了什麼呢?如果巴勒斯坦的領導是腐敗無能的話;如果以色列政府甚至不能信守自己做出的承諾,更別說滿足談判對手的願望的話;如果雙方都存在太多恐懼和厭惡的話,既然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國際社會——甚至包括美國——最後都在原則上接收了它,那麼一個同時適用兩國的解決方案又該如何實施?

因此,愛德華·薩義德再一次站在了幾乎所有人的對立面。

當薩義德於1980年第一次發表針對兩個國家的解決方案時,他受到了來自各方的攻擊和辱罵

,尤其是在阿拉法特發動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情況下。然後到了1988年,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承認最好的結果的確就是將巴勒斯坦分為兩個國家——一個是以色列人的,一個是巴勒斯坦人的——這也呼應了薩義德的觀點,即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間不存在互惠互利的領土自決。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半數被佔領的土地被徵用;隨著巴勒斯坦社會漸漸混亂,公認的巴勒斯坦的土地幾乎全變成了滿是廢墟的孤島,只有無精打采的棕櫚樹和被毀壞的房屋,在那裡,受到羞辱的成年人失去了主動性,很快就變成了被孤立的憤怒的青少年,薩義德總結說這一切越來越不可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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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巴勒斯坦男人正在用彈弓對抗以色列軍隊 Larry Towell / Magnum Photos

以色列永遠不會放棄約旦河西岸,至少絕不會將之留在一個連貫的、可支配的狀態下。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會組建成一個怎樣的國家?除了罪惡的黑手黨還有誰會想去“統治”這個國家?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想象中的“巴勒斯坦”只是個幻象——且是個相當吸引人的幻象。不論是好是壞,歷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區只存在過一個國家:以色列。這不是烏托邦,這只不過是基於實用主義對錯覺進行的攻擊。真正現實的做法是接受這一事實並思考如何在不利的境況下盡力得到最好的結果。“比擁有一個國家重要得多的是弄清這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在人生的最後10年,薩義德堅定地倡導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建立單一的世俗國家這一觀念。

愛德華·薩義德對自己的建立單一國家的信念,對目前僵局進行無排他性的、世俗的、民主的選擇的根據是什麼?

第一,現實的狀況非常糟糕且還將繼續惡化

:兩個民族都由各自的受害者的敘述維持著,為了同一塊小小的土地跨過子女的屍體進行無休止的競爭。其中一個民族是一個有武裝的國家,另一個民族由一群無國籍的人民組成,但在其他方面它們驚人地相似:畢竟,如果不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真實寫照,不是一個包含驅逐、流散、復活和迴歸的故事的話,巴勒斯坦民族的故事又是什麼呢?沒有人能將有爭議的“家園”分割得顧及雙方利益且讓雙方都滿意。對於兩個互相怨恨,且各自的選民成天都想著怎麼破壞併吞並鄰居的國家,很難在它們之間得到良好的結果。

第二,在巴勒斯坦的環境下一些基本的事物發生了改變。

40年來,數以百萬計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們在以色列,在被佔領的土地,在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難民營,在各個地方流亡——都被忽視了。他們的存在長期被以色列政治家否認;對他們的驅逐已經從官方記錄中清除,在歷史書中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的家園,他們的村莊和土地從地面上被抹去。就像薩義德所指出的那樣,這一切就是他一直講述同一個故事的原因:“世界上似乎沒有什麼可以維持這些證據;除非你不停地講述它們,不然它們就會被扔下並消失不見。”然而“這50年來維護這些證據變得非常困難,因為它們正在逐漸消失”。這就像是在說除了有人犯下什麼恐怖主義暴行的時候,其他時候巴勒斯坦人都不存在——而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曾是他們的全部,他們的出身地還是個謎,他們的暴力的來源也無處可考。

這就是為什麼“迴歸的權利”是所有巴基斯坦人訴求的重點——不是因為任何掌權者告訴他們以色列人可以“收留”數百萬難民及他們的後代,而是因為他們迫切需要一個對最開始發生的驅逐的承認,一個對原始錯誤的承認。這也是薩義德對《奧斯陸協議》不滿的原因:這個協議似乎在為以色列的所作所為找藉口,或者乾脆原諒了它。但“以色列不能被原諒,而且在它被要求(強調為我所加)彌補好自己的錯誤之前它都不應被允許離開談判桌”[出自《〈奧斯陸協議〉的代價是什麼?》(“What Price Oslo?”),《金字塔報》2002年3月]。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一點。

但是,現在人們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美國以外的多半世界現在已經看見了巴勒斯坦的悲劇,且他們看見的幾乎和巴勒斯坦人一樣多。他們是以色列的原住民,是一個被自己的國家排除在外的原住民團體:他們被驅逐,他們的土地遭遇非法徵用,他們被限制在“班圖斯坦”,許多基本權利被剝奪,且每天都在遭受不公正和暴力。如今,以色列人不會再找藉口說1948年阿拉伯人是因自己的意願或因外國的暴君的強制命令離開故土的,雖然我們曾一度以為真相就是那樣。這一領域最著名的以色列人學者之一的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最近提醒以色列《國土報》的讀者說,以色列人並不僅僅在1948年至1949年試圖開始進行種族清洗時驅逐巴勒斯坦人,他們還犯下了諸多戰爭罪行,包括強姦、殺害婦女和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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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莫里斯對這個記錄無動於衷——他將之視為國家建設時的間接傷害。但

由此我們可以想到薩義德的第三點依據

,即他所認為的存在建立單一國家的機會這一觀點可能是正確的。當巴勒斯坦的事件開始引起公眾的關注,並且越來越佔據道德上風,以色列的國際地位猛然間就崩潰了。

多年來,巴勒斯坦人民無法解決的問題是被驅逐、被殖民、被佔領和被虐待,而這些行為的發動者不是法國人或是荷蘭的非洲人,用愛德華·薩義德的話來說,反而是“在納粹的大屠殺中倖存下來,且有過種族滅絕和種族迫害記憶的以色列猶太公民”。

被受害者迫害的受害者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的——就像薩義德所指出的那樣,阿拉伯人傾向於最小化或者乾脆否認大屠殺以避免其帶來的影響這一點並未使情況變得更好。但當涉及虐待別人時,就算是受害者也沒有永久的豁免權。波蘭人在“冷戰”前後及“冷戰”期間對猶太人的迫害並不能用300萬遭受希特勒迫害的波蘭人抵消。在細節上稍加修改後,同樣的理論亦可用於以色列人的情況。在1967年取得軍事勝利之後,以色列占主導地位的國際形象就是由其左翼猶太復國主義的領導人和許多分佈在歐洲及其他地區的仰慕者建立的:他們將以色列描述為一個被敵人包圍的勇敢的小國家,那裡的人們令沙漠開出鮮花,當地土著居民出現在被粉飾過的畫面中。

在入侵了黎巴嫩,且發生了80年代晚期的暴動之後,以色列的公眾形象漸漸變得黑暗起來。如今它的形象已變得恐怖:在那裡,18歲的年輕人會拿著M-16卡賓槍嘲諷老年人(“保安措施”);推土機定期破壞掉一整棟公寓(“集體懲罰”);直升機在住宅區發射火箭彈(“定點清除”);在那裡,拿著補貼的移民在游泳池嬉戲,而不遠處就是長滿膿瘡或漸漸腐爛的阿拉伯兒童;退休的將軍和內閣大臣們公開聲稱要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像把蟑螂毒死在瓶子裡那樣”[拉斐爾·埃坦(Rafael Eytan)語]的嚴密封鎖,還表示要把土地上的阿拉伯癌症清理出去。

以色列完全依靠美國提供金錢、武器和外交支援。有一兩個國家與以色列有共同的敵人;少數幾個國家購買其武器;剩下的大部分國家因為無視國際條約和秘密製造核武器而成為其幫兇。但除了美國,以色列其實並沒有朋友——它在聯合國甚至都不能算是美國的堅定盟友。儘管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政治和外交上不成熟(我們可以在薩義德的作品中查到這一點);儘管阿拉伯世界還存在許多缺點——“他們還徘徊在人類前行的程序之外”;儘管以色列在自身宣傳方面付出了許多努力,這個猶太國家在今天仍然被廣泛認為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在取得軍事勝利37年後,以色列仍未獲得安全;它已經失去了國內和國際的尊重,且它永遠喪失了佔領道德制高點的機會。

對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和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懷疑得到了新的承認(尤其重要的是,許多深受以色列人困擾的人也這麼認為),這使得設法讓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成立單一國家的願望更難而不是更易實現。並且,就像有些巴勒斯坦人會一直怨恨自己的猶太鄰居那樣,有些以色列人也會因以色列曾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事而永遠無法原諒巴勒斯坦人。但就像薩義德所理解的那樣,巴勒斯坦人對受忽視的委屈感和以色列人對道德公正的堅持就是阻礙他們解決困境的兩大障礙。沒有哪一方願意“直視”對方。正如奧威爾在其《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徵》(Notes on Nationalism)中所述:“如果一個人的腦海中藏有民族主義的忠誠或仇恨,雖然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存在的,但是不能承認的。”

如今,除去其他不論,事實上雙方都有一些人——不誇張地說——承認對方的觀點。我認為這一點認知源於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居住在同一片地區,且在可見的將來會一直如此。他們的命運絕望地糾纏在一起。無論是否有圍欄,現在被以色列人統治的區域只會透過國際社會所不承認的武力方式“清洗”居住其中的阿拉伯人(或是猶太人)。正如薩義德所指出的那樣,“歷史上的巴勒斯坦”註定會失敗——但由於同樣的原因,“歷史上的以色列”也註定會失敗。不知出於何種原因,能夠尊重和容納這兩個民族的單一國家必須出現,儘管我們並不知道這個國家會在什麼時候以何種形式出現。

05

以一己之力促成對話

在愛德華·薩義德看來,解決中東問題的真正阻礙

不是阿拉法特或是沙崙,甚至不是自殺式炸彈或是定居點的烏爾特拉斯,而

是美國

。只有在美國,以色列的官方宣傳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巴勒斯坦的宣傳則徹底失敗。美國猶太人(或者說是阿拉伯政治家)處於“幻想和神話包圍的特別的自我隔離”狀態中[《美國猶太人的危機》(“Crisis for American Jews”),2002年5月]。許多以色列人都清楚地意識到佔領約旦河的行為對他們的社會造成了怎樣的影響(雖然他們對於這個行為對他人的影響並不是那麼敏感):“另一個國家的規則使得以色列自身的規則遭到扭曲,變得墮落,使國家被撕毀,使社會被破壞。”[安·古裡(Haim Guri)語]但大多數美國人,包括幾乎所有美國政治家,對此都一無所知。

這就是為什麼愛德華·薩義德在許多文章中要求巴勒斯坦人將自身狀況向美國公眾展現出來,而不是僅僅懇求美國總統“施捨”一個表態。美國公眾的意見很重要,而薩義德對無知的反美國主義阿拉伯學者和學生非常失望:“只是坐在貝魯特或開羅的會議廳裡譴責美帝國主義(或是猶太復國殖民主義),而不明白這個政府愚蠢或殘忍的政策並不總是真實地代表了複雜的社會情況這一點是令人難以接受的。”而作為一個美國人,他對自己國家目光短期的政策失望透頂:只有美國人能打破中東殺氣騰騰的僵局,但是“因為美國拒絕看清這個問題,我們很難指望它能補救些什麼”。

美國是否會清醒地負起責任並抓住機會現在仍無從知曉。

但可以肯定的是,除非我們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進行一場辯論,不然美國一定不會有所行動,但這場辯論一定是許多人希望迴避的,它甚至會使美國——和以色列一起——被世界其他國家孤立。

為了保證其有效性,辯論必須在美國進行,且必須由美國人指揮。這就是愛德華·薩義德站在奇異卻又重要的位置的原因。30年來,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地使美國展開了對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談話。他冒著巨大的風險進行了一次無價的公益服務。他的去世會在空洞乏味的美國公眾生活中激起波浪。他是無可替代的。

*本文亦收錄於《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標題為編者所加。

愛德華·薩義德:無根的世界主義者

本文作者 託尼·朱特,著名歷史學家,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聞名於世。1948年出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先後執教於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紐約大學。

1995年,他創辦雷馬克研究所,專事歐洲問題研究;1996年,當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2007年,當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並獲漢娜·阿倫特獎;2008年,入選美國《外交政策》評選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氣”獲得奧威爾終身成就獎。

託尼·朱特長期為《新共和》《紐約時報》《紐約書評》等歐美主流媒體撰稿,並以尖銳的自由主義批評立場成為備受尊重的知識分子,擁有“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之美譽。其主要著作有《戰後歐洲史》《沉痾遍地》《重估價值》《責任的重負》《未竟的往昔》《記憶小屋》《重估價值》《思慮20世紀》等。其中,《戰後歐洲史》被譽為“短時間內無法超越的偉大著作”。

編輯|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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