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140週年的記念:我為什麼熱愛魯迅 | 早說

我為什麼熱愛魯迅

今天是魯迅誕辰140週年紀念。

我這篇文章寫於1996年。

原以為會速朽,但可能因為魯迅的不朽

更可能是因為時代像一個旋轉門

這篇文字,現在還可以再讀讀

──這是好事?

魯迅在天上會說:呸!

魯迅的偉大是公認的。從前的定評是“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現在頭一項不大提起了,而對末一項,則是連他的敵人如陳西瀅等都不得不服膺的。郭沫若稱魯迅與乃弟周作人是五四以來中國文學“一對顛撲不破的重鎮”,而在汪曾祺看來,中國現代至今的散文無非是兩條路:魯迅的奇崛和周作人的沖淡。說文學家的魯迅是自中國有白話文學以來數一數二者,大約不會有太多的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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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魯迅的詬病主要來自他不計其數的筆戰對手,前些年又鞭屍似地被某些海內外“精英”翻炒過一陣。總括起來大致有三:一曰峻急,二曰刻薄,三曰多疑。

魯迅對社會和人的批判確乎頗不合時下流行的“寬容精神”,但這種並非為了要報私仇或快速成名的峻急,只能讓自己加速沉入無邊的黑暗中去,成為“二六時中,無時或已”的“怨鬼蛇蠍”。魯迅曾說,他的吃魚肝油,保養自己,倒不是為了他的愛人,而是為了敵人,“

要給他們美好的世界增添一點不愉快

”,心理“陰暗”到這種地步,難怪會讓講求“閒適”的文士們大搖其頭,在利己主義睥睨一切的當世自然也不合時宜之極。也許正因如此,魯迅所期盼的自己文章的“速朽”到今天也未能實現,現在重讀這些六七十年前的文字往往會驚異於與當下的合拍,這是魯迅的幸還是不幸?

說魯迅的文字刻薄,大約是有道理的,因為曾讓提倡“平和的趣味”的梁實秋至死餘恨猶存。然而我以為一個並未掌握話語權力的知識分子,在進行激烈的批判時刻薄甚至刻毒一些,似乎也無妨。徐志摩陳西瀅一干人常以自由主義相標榜,卻動不動就指責別人為“刀筆吏”,我覺得不好這樣亂比,魯迅的筆並無隨意判人生死的權利。並且,別的不說,魯迅的敵手中,對自身的反思剖析,少有如魯迅一樣的大膽和深刻,對社會的黑暗,也少有如魯迅一般敢於直面,倒是逃避的居多。以此觀之,魯迅似乎不乏刻薄的資格。

至於多疑,對於我們這些比當時的人擁有更多苦難記憶的現代人來說,應該更容易理解。雖然沒有經歷二十世紀人類兩大劫難──二戰和文革,但魯迅過人的洞察力使他清楚地看到人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和速度墮落著,對人類的絕望導致了他在生活中多疑得讓人有時難以接受,他自己也多次檢討(如楊樹達事件),但他在少年時代即確立的對人的不信任卻始終無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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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在對身處的世界如此的悲觀中,魯迅卻從未放棄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對社會所應負的責任。魯迅年輕時就主張“

任個人而排眾數

”,甚或稱“

民國以後,我們是做了奴隸的奴隸

”,然而窮其一生,魯迅所做的仍然是“肩著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的地方去”;魯迅“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但當增田涉問及“是否後悔做一箇中國人”時,他“眼裡含有淚花,低沉著聲音答:‘不,我愛中國!’”魯迅對中國的愛和沈從文那種“不可言說的溫愛”是不同的。沈從文是個浪漫主義者,終生都葆有兒童般的天真;而魯迅是眼前連路也見不到的“過客”,是“於絕望中看見希望”,要“於無希望處得救”。擁有希望而竭力追求其實現,固屬可貴,卻非難能,唯在完全絕望之際仍能摸索前行者,允稱大智大勇。這才是魯迅,不朽的魯迅,雖然身為“現代中國最苦痛的靈魂”,卻依然能在彌天的黑暗與遍地的汙濁中,昂起頭,“一步一步慢慢向前走去”。

這就像王爾德那句不朽的詩行:“

我們全在陰溝裡,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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