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現代董狐如何再現中國?史景遷著作中譯本總評

本文轉自:中國企業家雜誌

近來,史景遷的作品經大陸出版社出版,受到格外關注。由於史景遷乃西方漢學界重鎮之一,所以一經中譯,文化界旋即高度重視,肯定的聲音不絕於耳。這些批評言談各有重點,但整體言之,關鍵所在仍屬史氏最擅勝場的“敘述史學”。就史學發展的大要而言,批評界於此之著墨其實詭異。詭異者之一在於歷史本來就是一門“說故事”的藝術,何以因襲舊套的史作會得人讚賞,甚至再三強調?其次是19世紀以來科學治史的方法興起,蔚為主流的時間幾達百年,在熱潮猶未全退的今日,筆法左違的史作何以仍得青睞?再者這些問題不僅牽涉到原作,而且涉及譯筆的成敗,因為敘述史學所重者並非特別是史家說故事的技巧,還包括代他說故事的譯者的“文字技巧”。

《追尋現代中國》或《王氏之死》都非史景遷啼聲初試的作品,在這之前他已不乏著作,其中我覺得最具代表性的應該是《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此書有孫尚揚在臺刊行的本子,也有王改華的大陸譯本。孫譯是內行人手筆,文意上大致忠於原著,但文體上卻難如此要求。史景遷之所以著稱於世,原因並非文化研究界此前曾經鍾情於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假新歷史主義之名強調史學撰述中的文學成分,也不是因為目前時尚所在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有名文“講故事的人”使然,而是他的英文文筆在同行間確實鶴立雞群,而所著又講究佈局,在結構上每能新人耳目。《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全書由利瑪竇的《西國記法》起述,目的不僅在研究這本書背後的歐洲文化,也假書中幾個關鍵字大談利瑪竇生平,進而把重點擺在他如何東傳西學,敘述手法之高妙令人稱奇。孫尚揚對明末東西哲學的接觸頗有研究,所以史景遷的關懷,他可謂行家,在中文原典上譯來左右逢源。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和史景遷另著《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乃逆向而行的同工異曲。後書系1998年左右史氏在北京大學的演講錄,從18世紀法國作家葛萊特(S。 Guellette)的小說談起,觸及者都是受過中國文化影響的歐洲作家或思想家,遍及哥爾德斯密斯、孟德斯鳩和近代的卡內提和波赫斯等人。史氏重點所在,乃這些人想象中國的方法,兼及其人其作呈現中國文化的大要。《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雖然是演講錄,並無所謂“原著”可言,但是史景遷一向出口成章,娓娓道來也舌燦蓮花,英文又系文言合一,如果表現為文字必然極其動人,任何人譯其語都不能忽略其體。可惜我們閱讀《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卻有生澀之感,因為廖世奇與彭小樵等人把史景遷轉換得有如外國人在講中文,和孫尚揚不時可見的歐化語相去不遠。廖、彭諸人有一點略遜:他們在史氏的關懷上有隔。孫尚揚輕而易舉就可譯出的專門知識,他們幾無頭緒。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在當行者眼中可是大名鼎鼎,在廖、彭筆下卻只能音譯為“麥克爾·拉吉雷”,就是一例。

在某個意義上,《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乃史景遷近年來的名作《大汗之國》的姊妹篇。後書晚出,所涉仍系西方人的中國印象,上起馬可波羅,下逮卡爾諾等當代大師。但二書寫作或準備的時間或在同時,所以內容時見重疊。《大汗之國》不論體系或行文當然嚴謹許多,史景遷妙筆生花,握管如昔。他論證的資料又豐富無比,耕耘出不少常人罕察的吉光片羽。可是恕我坦言,此書也僅止於此。較有批判性的反而是早出的《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其中史氏態度積極,對西方人的中國偏見每加月旦。我讀《東方主義》之時,常感薩依德為德不卒,《東方主義》中的“東方”僅及中東便戛然而止。《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則代為延伸到了中國,彷彿續作一般。《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乃為中國聽眾而講,《大汗之國》卻是為歐美人士而撰,這當中史景遷莫非也有個人機會主義,致使標準雙重?阮叔梅是《大汗之國》的譯者,譯筆尚稱不惡。但是我要再度強調此書“有述無論”確為一大敗筆。史景遷筆下任何一章,我相信薩依德如果懂,寫來都會強而有力多了。

在中國現代史方面,史景遷撰有《天安門》一書,副題“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尹慶軍等人的大陸譯本保留正題,張連康的臺灣本則略之。儘管如此,在中文造詣上尹氏等人仍然不敵張連康,雖然我可以感覺到他們也頗為用心,嘔心瀝血想要再現史氏原作所刻意營造的文字氛圍。比起阮叔梅的譯筆,張連康確有不同,但請恕我仍得直言,這些譯者中沒有一位的文字功力趕得上史景遷。如就內容再論,《天安門》的視界集中,全書因此更為貼近中國。史景遷回顧中國近代所發生的各種變革,把變法維新與辛亥革命一網打盡,輾轉間又寫到北伐清黨與中共奪權。這個國家的政治此消彼長,歷百年而吵擾不休。全書最後攏收於“天安門”這個權力象徵之下,筆端確巧,令人激賞。

張連康的優點,亦可見於黃貴吟和林芳梧合譯的《胡若望的疑問》中,甚至推而延展到李孝愷2001年才中譯刊行的《王氏之死》。這幾本書雖非按原版的時序譯出,然而各家每每後出轉精,一山還比一山高。《王氏之死》原著出版於1978年,比《胡若望》初刊的時間足足早了20年左右。但兩書間若有巧合,因為史景遷在書中都把鏡頭由遠拉近,把個人小事放大成為歷史宏觀。《王氏之死》的主角乃某名字闕如的婦人,書中借她一生講17世紀山東郯城的舉廢,由此微觀清代中國中衰的轉折。史景遷的史筆最具巧思的是,他不僅轉換鏡頭,而且在一個寫實當道的時代運用後現代的拼貼技巧,在縣誌與小說中複述歷史的變革,結果所成就的反而是比歷史還要歷史的歷史。我們已習慣於寫實主義的線性時間,渾然忘記人世的時間還有心理與文化上的面向,而這些因素更常滲透互典,碎裂我們自以為是的線性時間。李孝愷的譯筆頗佳,不過他把蒲松齡的文言文轉成白話文的造詣遠高為英文中譯。

《胡若望》是後出轉精中的精品,意識流的蒙太奇在此幾乎化為波赫士或馬奎斯的魔幻寫實。這本書寫18世紀法國耶穌會士傅聖澤和中國天主教徒胡若望之間的糾葛。胡氏本為廣東某教會的司閽,傅聖澤為研究中國語文轉而聘之為助手,攜返法國。不料胡氏信教入迷,幻象與恍音縈繞不去,到了法國後已難勝任助手之職。傅聖澤故此拒付原訂的年薪,而這點糊塗的胡氏反倒不糊塗,揚言傅氏倘不履約就拒絕回國,所以一度在流浪和精神病院中苟且度日。胡若望的生命雖有發展,但高潮不多,史景遷志在將之寫成18世紀中西關係史上的一則歷史寓言。和《王氏之死》一樣,《胡若望的疑問》中時序也經拼貼成形,事件本身都由不同的鏡頭表出。是以書中有回憶,有現象,也有史景遷個人的看法。林林總總全都交錯相混,織成一片迷濛霧海,而胡若望就從這片雲山中走到讀者眼前,有如幽靈冉現。對歷史,史景遷此時頗有意見;對世人,他和馬奎斯則有異,因為他缺乏某種悲憫的情懷。

這種“情懷”,其實正是史家和小說家分道揚鑣的地方,史景遷當然是前者。對他而言,史家儘可採用小說家筆法,但歷史絕非虛構,而是“信而可徵”的過去事實。由是觀之,我們不難想象“好講故事”的史景遷依然會正經八百,寫起《追尋現代》這本近代中國的“通史”,把魔幻時間又拉回線性敘述。不過容我三度直言,方之史氏迄今業經中譯的諸作,《追尋現代》三卷才是他登峰造極之作。書中我們可以挑的骨頭,唯其引用中文原典不多,仰仗的主力反而是西方文字所寫的二手資料,於史家的訓練似有鑿枘。論到譯筆,我要說溫洽溢恐怕也是迄今所有譯者中才情最高的一位,下筆直追史氏。我尤其欣賞他句中強烈的韻律感,增減一分都不行,把史景遷那手絕妙的英文複製得幾乎已經變成是創作。我在一篇文中曾強調:翻譯有其主體性,拙劣的譯者是傭兵,善譯者則和原作平起平坐。溫洽溢顯然是善譯者。

《追尋現代》既為通史,當然要從明末一路寫到世紀末中國的市場經濟。我覺得《追尋現代》可謂史學撰述上的“董狐”。我意在隱喻,想要說明的是史氏於史事的裁剪常含尋常史家所缺的史識與龍門心傳。在某個意義上,史景遷的“史識”得力於他非炎黃子孫的身分不少,也得力於他豐富的西方史乃至於世界史的知識。《追尋現代》裡沒有民族主義,也沒有中國學者論史常常揮之不去的家國情結。書中所秉乃客觀之筆,故而可以深具普世意義的態度重審歷史。

(作者李奭學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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