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edrich Einhoff
(b。1936-2018)
德國當代最重要的表現主義藝術家之一,被譽為“把漢堡置於德國藝術地圖上的人”及“流派間的漫遊者”。他出生在二戰前的德國,童年經歷的長期戰亂和疾病,導致他想象出了一個對立世界(Gegenwelten)或者說一個平行世界,對他而言,這是一個在人類“顯性” 與“隱性”之間未被審視的區域。因此,埃因霍夫筆下的人物都有一種被束縛的魅力,他們或有模糊不清的五官、殘缺的身軀,藝術家使用“異化”的表現手法,塑造靜物似的人物形象,使其與畫面空間始終有分離感。
(文章節選)
For Friedrich Einhoff
Dr。 Werner Hofmann
沃納·霍夫曼
譯/Care, Lea, Ian
弗里德里希·埃因霍夫(Friedrich Einhoff)營造了一個素描和繪畫相互消融的畫面空間,呈現出一種近似毀滅性行為的理形。在那裡,虛無感把骷髏般的人物輪廓包圍起來,暗暗地充滿侘寂;在那裡,死亡的殘酷與生命的絢爛如出一轍。
埃因霍夫拋開人類的表象,探索非二元對立的中間地帶,他不把自己的人物形象賦予“人類”的定義,這些流於表面的甚至無法被當下的時空所侷限。他的藝術作品的完成度和他創造時代痕跡的維度,超越了人們所看到作品時得到的感受。
埃因霍夫在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 1901~1966)和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992)的風格之間提煉出了自己簡潔的美學語言:獨特的嚴謹性和力度。它摒棄賈科梅蒂作品中破碎的線條以及培根殘忍卻精湛的殘缺。埃因霍夫筆下的人物由不同的方式組成,他們的身體通常縮成一個腫塊或軀幹;腳有時位於畫幅之外;手臂緊貼身體,但頭顱呈現出來的狀態與畏手畏腳的軀幹大大相反——一種有生活尊嚴的存在。
埃因霍夫的靈感來源於腦海裡豐富的想象力,而非客觀存在的臨摹。在看似緊繃的肢體之外,身體輪廓卻十分平靜;軀體和器官呈現一種壞死的傾向,帶有癤、疤痕和汙漬的痕跡,這些人物跟畫面空間有著微妙的分離感,像是被嵌入到畫面的載體(紙或是畫布)之上。載體表面沒有中性的特徵,取而代之的是被加工過的痕跡。
沙子,灰燼,擦拭,覆蓋,塗抹,載體,烙上烙印;
粗糙,暗淡,褪去,多孔,疙瘩,面板,烙上烙印;
環境,人類,相互滲透。
如同面板病,輻射般擴散,擴張再聚集,宛如一層半透明的紗覆蓋在面板表面上。人物的性別特徵也被隱藏起來,使其脫離與身體表象的一致性。斑點、搓紋和“皰狀”物,這些紋理的筆跡、筆觸彷彿沒有個人情緒,它們對整個畫面的覆蓋看起來是隨機和隨意而為的(但絕對不是!)。埃因霍夫就像曾經的超現實主義者一樣,並不相信轉瞬即逝的,由指尖帶來的歡愉,這也是他區別於培根的力量感和賈科梅蒂的線性交織之處。
埃因霍夫的審美趣味向我們傳達了一種態度,除了荒誕滑稽地對他物進行拙劣模仿之外,還有其它方式可以做到挖掘其他現代(表現)形式的可能性,而這正是被當下時代精神所讚許的。埃因霍夫不僅只是把二元對立之間的部分表現出來,而是透過這樣的表現,讓生和死都佔同等分量。他堅信人類的“顯性”與“隱性”之間還有一個未被審視的區域,他還視人類為脆弱卻永恆的中性體(雌雄同體)—— 一如繼往地自我矛盾。這使得他筆下的人物有一種被束縛的魅力,孤立無聲的悲愴以集體的、匿名的氛圍包圍著他們。矛盾的是,正是他們的孤獨創造了整體的凝聚力。
這些行屍走肉般的人物形象在1980年代以成對或組的形式出現,他們肩負著簡單但卻也晦澀難懂的任務——給畫面結構帶來敘事特徵,從而增加神秘感。埃因霍夫設計了許多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文筆下的《終局》,當然,引用貝克特的典故所喻示的僅僅是因為時代特徵的相近,但可能並沒有必要的關聯性。腦海中浮現出《Fin de partie》(《終局》的原始譯名)中失明、癱瘓的哈姆(Hamm),他的父母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雙腿,現在正在兩個垃圾桶裡腐壞;或者《快樂的日子》(Happy Days)中的Winnie和Willie,他們的脖子以下沉陷在土堆裡…這些是衰敗的線性過程。與之相反,埃因霍夫的創作似乎脫離了時間性。像“Ungeklärter Vorgang”(未解的過程)、“Versuchsanordnung”(測試安排)、“Vorbereitungsphase”(準備過程)或“der Traum vom Weglaufen”(逃離之夢)之類的畫作,它們是凍結在寓言裡的敘述,沒有高潮也沒有結局,我們永遠不會擁有解釋這幅作品的鑰匙,甚至這把鑰匙也並不存在。
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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