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歷史的角度論余英時之貢獻及其侷限

從大歷史的角度論余英時之貢獻及其侷限

美東時間2021年8月1日凌晨,偉大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睡夢中魂歸道山,享年91歲。

餘先生高壽辭世,且以這種毫無痛苦的方式辭世,本算喜喪,但我還是深感痛惜和遺憾。所痛惜者,在當今華人史學家中,似尚無一人能完全接過餘先生之學術衣缽,尚無一人能代替餘先生之學術地位。所遺憾者,餘先生是當今華人學術思想界我最希望拜謁的三五個大家巨匠之一,但因為先生長居美國,一直沒有親炙的機緣。我不贊同錢鍾書先生的“雞蛋母雞論”,我認為,能當面聆聽大家巨匠的一席話,不僅有助於理解他的著作,而且的確有“勝讀十年書”之大用。

因為對餘先生的辭世深感痛惜和遺憾,以至於我短期內無法提筆撰寫正式論文深論餘先生之學術思想,但內心裡不斷有一個聲音催促我:“你應該為餘先生寫點東西”。我想,催促我的,大概就是良知吧。於是,下面就不揣冒昧,不避粗陋,想到哪裡就寫到哪裡吧。

餘先生的著作,我拜讀的不算早,也不算很晚。2006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余英時文集》,我買了六卷,分別是第三卷《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第四卷《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第五卷《現代學人與學術》、第六卷《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第七八卷《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上下),沒有買的是第一卷《史學、史家與時代》、第二卷《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第九卷《歷史人物考辨》、第十卷《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當時的想法是,先讀六卷,然後再買其它幾卷。哪裡會想到,再決定買剩餘的幾卷時,已經買不到了。

除了這套文集,餘先生的專著也很多,但我所細讀過的,只是他的代表作、煌煌鉅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及晚年代表作《論天人之際》。《朱熹的歷史世界》篇幅浩大,隨處引證古文,沒想到我讀得欣喜若狂,幾天時間就讀完了。餘先生是思想史大家,晚年潛心研究中國思想的核心問題——天人合一,這也是先生的恩師錢穆先生臨終前最為重視的問題。《論天人之際》就是這一研究的成果。因為我曾寫作《中國思想史批判》一書,所以非常在意餘先生對天人關係的論述,此書我細讀過兩遍,在我的書稿裡也屢次引述。

2012年3月,中華書局出版了《余英時訪談錄》,4月21日我就買來,當天連夜就讀完了,真可謂是醍醐灌頂,受益匪淺。當天讀畢以後我在此書扉頁批點道:“此乃目前所見最好的一本大師訪談錄。餘先生可謂清明之士也。”在書末空白頁我還寫了兩點心得:“1。沒有歷史感,沒有對歷史轉折原因的深入剖析,難成思想家。2。不要被任何一派思想所囿。”當年底,我又重讀了此書,批註是“仍覺振奮”。

從大歷史的角度論余英時之貢獻及其侷限

從大歷史的角度論余英時之貢獻及其侷限

嚴格來說,餘先生的著作,我拜讀過的不到一半。但這一半還沒讀完,我就斷定,餘先生的所有著作都值得細讀,對我來說,也必須全部細讀。只可惜,由於種種原因,這剩下的一大半閱讀計劃尚未實施,餘先生就離世了。嗚呼哀哉!

雖然沒有拜讀完餘先生的所有著作,但我自思對餘先生的學術特點還是比較瞭解。在我看來,餘先生的所有著述呈現出如下幾方面典型特點:

一、

從宗旨上看,餘先生一生治學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中國思想傳統的創造性轉換”(林毓生語)。

換言之,他關注的正是他的上述文集第二卷書名所言——“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何以如此?“不忍”故國文明衰亡也。所以餘先生有名言,“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通俗言之,

餘先生對祖國愛得極深,故其平生努力,皆在為古國找到一條思想上涅槃

重生

之路也。

二、

從格局上看,餘先生是一個高屋建瓴、高視闊步、高瞻遠矚的大家,他希望透過對思想史上關鍵轉折點的深入剖析,揭示中國歷史的變遷邏輯。

可以說,他對思想史上的關鍵轉折點都有專書論述。比如,論商周變革的是《論天人之際》,論秦漢變革的是《漢代中外經濟交通》,論宋明理學的是《朱熹的歷史世界》《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論清代考據學的是《論戴震與章學誠》,論近現代思想轉型的是《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現代儒學論》《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如此等等。

所謂“大”學者,首先是能提出大問題、抓住大問題的人,所謂“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余英時先生就是典型的能“知其大”的學者。

三、

從方法上看,餘先生不僅善於從大處著眼,更善於從小處著手;不僅能提出大問題,而且能在具體問題上進行針腳細密地論證。

他既對西方几十年來各派歷史哲學瞭如指掌,又不迷信任何一派歷史哲學。從傳統的學術語言來看,他融通了漢學與宋學。舉例而言,對南宋理學,傳統意見認為,理學放棄了“外王”追求。餘先生提出的創見是,理學不僅講內聖,也注重外王。他透過朱熹具體的政治活動,力證了理學家不是獨坐書齋的書呆子,而是一直在密切關注政治,積極影響政治。我想,但凡讀過《朱熹的歷史世界》的讀者,一定會驚訝於餘先生嚴密、詳實的論證,不會認為他的觀點是為新而新。

四、

從立場來看,餘先生具有主動擔當道統的使命,尤其強調知識分子的氣節。

這一點,不僅從專著《方以智晚節考》可以看出,從餘先生大量流佈於網際網路上的評論文章也一望可知。

五、

從文風來看,餘先生文風典雅,繼承了古文的風雅和白話文的精確,讓人讀之如沐春風,實在是一種享受。

從大歷史的角度論余英時之貢獻及其侷限

(李澤厚先生敬輓余英時先生)

余英時何以能成為余英時?換個角度來說,人們總是樂道錢穆與余英時的師徒關係,彷彿余英時不過是繼承了錢穆的衣缽而已。這種看法是相當偏狹的。在我看來,余英時與其說是繼承了錢穆,不如更準確地說是超越了錢穆。

固然,錢、餘這一對師生情誼深重:錢先生看重餘先生,一生對其耳提面命;餘先生尊重、感激、維護錢先生,一生執弟子之禮甚恭,甚至主動承擔瞭解釋恩師學術思想的責任。我們讀餘先生回憶錢先生的多篇文章,無不為其師生之間的深情厚誼感動不已。但是必須看到,

錢、餘之間既有同,又有異,而且其中的異更值得關注、深究。

我們先來看二人之同。其實從上述我總結的餘先生治學的五個方面特點來看,二人之間都存在某種程度的同。比如,錢先生也希望實現“中國思想傳統的創造性轉換”;能寫出《國史大綱》《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之類大批通史的錢先生自然也是有大格局的人;從小處著手的角度看,錢先生的成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雖然部分觀點未必能得到學界完全贊同,但的確是考據學的代表作之一;就立場和文風而言,錢、餘兩先生更是非常接近,錢先生的文章技巧甚至略高餘先生一籌。

但二人之異又是明顯的。這種異主要體現在:

錢先生強調對歷史抱持“同情的理解”態度,但這種態度卻更多表現為對傳統的辯護,這種辯護總體給人的感覺是傳統已經盡善盡美;雖然錢先生也希望更新傳統,實現“中國思想傳統的創造性轉換”,但其建構性思想畢竟太少。因此,可以說錢先生重在繼承傳統,一些觀點就免不了偏頗,比如他強調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不是專制,歷代都有對皇權的制約機制等等。而餘先生呢,可以說重在發展傳統,所以他要論證明代儒家思想家不拒絕商業文明,他要寫專著討論民主問題,他要論證恩師不是什麼新儒家,他自己也不是新儒家;更明顯的例子是,錢穆與胡適完全分屬兩個“敵對陣營”,因為學術思想南轅北轍,胡適明確阻止錢穆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但餘先生寫了專書論評胡適在近代思想史上無可替代的地位,認為胡適是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因此我有朋友認為:胡適+錢穆=余英時)。從文章上看,錢先生通論太多,有時就難免失之於簡率、偏頗,餘先生的論證就嚴密、詳實得多,也就更能服人。

錢、餘二先生為何存在這些重要差異?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二人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經歷及所處時代背景不同。錢先生出身寒門,天資聰穎,靠自學成才,其知識結構中中國傳統文史哲知識佔的比重過大,西學所佔比重過小,而且對西學的認識甚至常出現常識錯誤;加之身處外敵入侵、內亂不止、民族危亡的時代背景下,為激發國人愛國心,難免發偏激之詞,有違史家求真、求實之職業規範。餘先生出身在教授家庭,天資也相當高,雖也自學,但受到比較完整、完善的教育,大學在中國內地讀,研究生在香港錢穆門下讀,博士在美國讀。在美國讀書期間,餘先生師從注重考據的華人學者楊聯升,廣泛學習西方史學及歷史哲學,博士期間研究的純屬西方歷史,尤其是文藝復興史,這使餘先生的西學功底和視野遠非錢先生可比。加之餘先生青年時代雖然也經歷動盪,但去國讀書、工作以後,工作、生活環境都很穩定,國際形勢在二戰結束後也相對平靜,這就使得餘先生的心境比錢先生從容平和得多。

總之,

錢先生可謂從時間這個縱座標打通了中國歷史,但餘先生不僅打通了時間這個縱座標,而且打通了空間這個橫座標。不能認為錢先生學貫中西、識貫中西,但餘先生卻做到了學貫中西、識貫中西。從學術接力的角度看,餘先生接過了錢先生的衣缽,但又大大超越了錢先生。

余英時先生辭世後,在知識界引起了重大反響。餘先生的學識、風骨、為人得到了友人、學生、讀者的高度稱揚,可見公道自在人心。不過,任何人都是有限的存在,我們也不宜把餘先生偶像化。換言之,我認為餘先生的一些思想和觀點也不是絲毫沒有可商榷的餘地。

在我看來,餘先生雖然可以稱為學貫中西,但他對西方的“道”(信仰)的理解還是隔了一層,僅限於“學”的層面,這可能與其自覺地作為中國道統的擔負者的個人定位有關。其實,真道只有一個,無所謂中西古今,根本上講,它是自上而下的,是屬於全人類的。從這個角度看,餘先生對知識分子(或曰“士”)的作用看得的確有些過於樂觀了。我們必須問,道統之道從何而來?知識分子有什麼資格且何以能擔負道統?尤其在這個日新月異的資訊時代,這是一個無法迴避、必須直面的問題。

黃仁宇先生是余英時先生的學生,黃先生倡導用大歷史觀知人論世,以上就是我站在大歷史觀的角度對余英時先生的定位。

概而論之,餘先生只是一個有思想的、偉大的史學家,很難說是一個思想家。從文化上看,他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從政治上看,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從整體上看,他或許並未完成這二者的有機融通;從邏輯上看,這二者可能也很難融通。

余英時超越了錢穆,誰能超越余英時?如何超越余英時?謹以此問遙祭一代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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