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智人生|和李醒民一起認識科學:科學非善亦非惡,卻可以用以行善或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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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知識是中性的

利普斯科姆比(J。Lipscombe)和威廉斯(B。Williams)關於科學中性的界定,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他們說:“基本的科學中性論題可以被有用地分解為兩個子觀點。如果科學實際上不能就應該做什麼或不應該做什麼進行言說,那麼就可以稱其為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如果它不能就什麼是善或惡、對或錯進行言說,那麼就可以稱其為在評價上是中性的。”——

在價值或道德上是中性的,既非善亦非惡,卻可以用以行善或作惡

例如,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就秉持這種看法:“科學的進展對於我們思想的許多中樞有一種奇怪的雙刃劍式的影響——用這隻手施予,同時又用那隻手奪去;追求抽象的真理,它常常反而產生了實地的矛盾。紛擾和騷亂大都由此而生。” 也就是說,科學知識雖然包含少許價值,但基本上可以說是價值中性的。這就是說,科學知識本身就稟性而言無所謂善或惡:牛頓的力學定律F=ma既不善也不惡,愛因斯坦的質能關係式同樣既不善也不惡,亦無法依據其對具體的行為和言論做出善惡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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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的質能關係式

不少學者注意到並贊同科學中性的觀點。伯姆(Boehm)看到:“目前通行的觀點認為,科學操縱自然的方式在道德上是中性的,既非善,亦非惡,完全取決於人類運用它的方式。”

普羅克特(R。N。Proctor)明察:“科學價值中性作為真的和善的東西之間的本體論的二元論受到捍衛。在20世紀有關的系統闡述中,關於’應該是什麼’的命題從來也不能從關於‘是什麼’的命題中推匯出來,價值不能從事實中推匯出來。……價值中性也被用來否認真的東西必然是合理性的或善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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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對於科學的副產品或具體的技術應用而言,情況截然不同——它具有兩面性,或者說是雙刃劍,所以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和謹慎權衡。薩頓洞若觀火,他說:“就其本身而言,

知識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但其價值在與其他事物的關係中顯示出來。和權力、力量的其他形式一樣,它可以(常常是)被濫用,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就是罪惡和危險的。知識若不被誤用也可能被糟蹋,沒有寬容和博愛,過度驕傲可以把知識弄得一錢不值。

我們必須努力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認識事物,這是基本的,但不是最終的。一方面是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另一方面是我們所在和所為的世界,這兩個世界是有區別的。完全的人文主義者應該把這兩者都總計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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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發電原理

奧拉夫·斯特普爾頓在《人類向何處去》中寫道:“沒有知識便不會有毀滅的危險,這種認識難道沒有一點道理嗎?……人自從變成有理智的動物的初期,他所創造的一切都有’毀滅的一面’。……幾乎各個知識領域,甚至是和戰爭相去甚遠的知識領域的任何思想進展本身都有雙重作用,即可用於辦好事,也可用於辦壞事。最常見的情況是又辦好事也辦壞事。” 不過,他得出的結論是:“核戰爭危險來自知識,也必然葬身於知識。”

R。S。科恩(R。S。Cohen)也認識到,

完滿的真理是有苦味的

。科學不再是它曾經是的那樣,不再是人類進步的完全有啟發性的助手。無論依據馬克思主義者對當前發達工業社會的人際關係的批評,還是依據存在主義者對現代大量的無根基社會中個人的孤立狀況的批判,或者依據宗教對流行的缺乏愛和真正的友誼的批判,我們最終都可以得到下述認識:唯有科學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而且令人煩惱地是中性的。它對善並非自動地、自發地是一種力量。因此,無論個人或社會,都不能依賴像科學這樣的中性的社會建制。知識並非必然地是自由的。事實上,在一種詳細的闡明中,一隻手用於善的東西,用另一隻手就可用於惡。正是由於對科學應用之善、惡雙重效應的洞察,他才明確表示:科學本身若不受約束,那麼它是危險的,也是強有力的、不負責任的。沒有責任就沒有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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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於科學知識在價值和道德上是中性的認識,許多思想家提出一種折中——或恰當地講是保持必要的張力——的應對策略。聖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哀嘆:由於“在科學和學問名義下偽裝的好奇心”把對自然秘密的研究比作著魅,我們發現它贊成該圈子內的任性和奇蹟。感覺經驗是“目欲”;為了保持虔敬,人們必須勤勉地警惕“目欲”。聖托馬斯·阿奎那和聖哲羅姆(Saint Jerome)描繪了對獲得知識的三種態度:(1)對知識沒有一點興趣是應受譴責的無知、罪孽;(2)對知識的謹慎的興趣是勤學、美德;(3)對知識過分熱切是好奇、罪惡。“罪惡的好奇”包括為驕傲或為某種邪惡的意圖追求知識,以被禁止的方法(如巫術或占卜)追求知識,窺探上帝的奧秘——信仰的秘密、世界的終結、基督隱藏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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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魔力的曼德拉草(mandrake)

布羅諾烏斯基和盤托出的正確態度是:我們既要抵制人文學者把科學看作討厭的偏見,同樣也要抵制科學家理解他們自己的工作和他人工作的偏窄觀點。布羅諾烏斯基在此語之前發表了一番議論:“雪萊把科學描繪為近代的普羅米修斯——他會喚醒世人的戈德威特(Godwit)的驚奇之夢——的時候,他太單純了。但是解讀那時作為夢魘發生的事情,也是無意義的。不管是美夢還是夢魘,我們都不得不按原狀經歷我們的經驗,都不得不警覺。我們生活在處處被科學滲透的世界,這個世界是整體的和實在的。我們不能僅僅透過把它放在一邊而把它轉化為遊戲。這種假裝的遊戲也許會使我們喪失我們最珍視的東西:我們生活的人性的內容。蔑視科學的學者可能開玩笑地說,但是他開的玩笑不完全是可笑的事情。

把科學視為特殊的詭計的集合,把科學家視為稀奇古怪的技藝的操縱者,這是有毒的曼德拉草之根

。……沒有比下述幻想更危險、更退化的學說了:我們可以以某種方式暫緩考慮我們社會做出決定的責任,而把它傳給用特殊魔法裝備的少數幾個科學家。這是另一種美夢,H。G。威爾斯之美夢,其中高大而講究的工程師是統治者。”在這裡,我們對這段話中涉及的幾個名詞加以說明。戈德威特是英國政治哲學家。曼德拉草(mandrake)屬於玄參科植物,在古代被認為具有某種魔力,其叉式根與人形相似,據說由地下精靈控制。威爾斯(H。G。Wells)是英國小說家、未來預言家和社會改革家,寫過科幻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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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斯(H。G。Wells)的小說《時間機器》

莫爾從倫理方面全面地描述了科學和技術之間的關係,以及對待它們的比較公允的態度。(1)真實的科學陳述在倫理的意義上是善的。(2)每一個真命題、每一項真正的知識,都能潛在地作為技術行為的工具,即能夠潛在地應用於技術。(3)每一項技術成就,包括人類創造的(人造的)生態系統,總是並且必然是使人又愛又恨的。因此,人類的每一項文化都不可避免地隱含人對自然的技術行為,它總是並且必然是使人又愛又恨的。(4)把技術內在的倫理的和事實上的又愛又恨的矛盾感情解釋為科學知識的矛盾情感,是對科學的可悲誤解。(5)儘管發展新技術和堅持舊技術必然從屬於政治決定,但是科學的進步不必受政治權力的控制。科學共同體不能接受任何“知識禁區的法規”。另外,社會決策者如果確信特定的目標不值得冒險的話,那麼就一定能夠而且必須禁止技術的發展。(6)在必然是多元化的自由社會,你將總是發現有關許多目標的多種觀點,包括風險評估在內。因此,任何一個與技術有關的政治決定都必然是折中方案,從來也不能使每一個人滿意。

簡短的結語

作為知識體系的科學或科學知識基本上是價值中性的,也就是說它在道德上和評價上是中性的。因此,就知識本身而言,無所謂善惡。這就像老子所說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道德經·第五章》)的現代詮釋一樣——自然及其規律無所謂善惡,關於自然及其規律真相的表述即科學知識亦無所謂善惡。順理成章的是,科學家力圖發現這些規律也無所謂善惡。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科學知識,就其能夠愉悅創造者(科學家)的心靈而言,就其能夠滿足大眾心智的欲求(就像人的腸胃的飢渴需要用食物填充一樣,人的心智的空虛需要用知識填補)而言,就其直接的精神價值或精神功能而言,應該說是善的,是有益於社會進步和人的自我完善的。當然,科學知識轉化而成的技術應用則有善惡之分。也就是說,科學在形而上之善或純粹善或目的善的意義上,是善;在形而下之善或實踐善或手段善的意義上,需要針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至於作為研究活動的科學和作為社會建制的科學則包含多一些的價值,它必須在社會的法律框架下和人類的道德規範內執行,否則就會有意或無意地做出非善之舉,從而有可能貽害社會和人類。當然,以此為理由為科學設定禁區,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損害人類的長遠利益。不過,作為科學主體的科學家,應該對自己的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有清醒的認識,按照科學倫理規範行事,始終把人類的福祉放在第一位。這樣一來,科學也就在總體上是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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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在總結“科學和技術:天使抑或魔鬼?”的學術討論時這樣寫道:“科學和技術知識作為世界中的成員,不用說有其自身自主的執行邏輯。但是,

科學和技術知識是人為的(by the people),它也應該是為人的(for the people)

。決定一切的全在於人,全在於應用它們的人。遺憾的是,我們的社會在諸多方面是一個手段日益強大、目標每每混亂的社會,我們自己的良心和智慧的緩慢增長趕不上知識的迅疾暴漲。於是,科學和技術在某種程度上被異化了,被異化的人異化了——這是我們時代的悲劇。不過,我們也不必過於悲觀,秉持一種謹慎的樂觀主義外加一點警惕性也許是恰如其分的。我們這樣想和這樣做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真正的科學的歷史僅有短短的三百多年,足以對自然環境和人類構成威脅的現代技術的歷史比科學的歷史還要短一些,在今後漫長的發展時期,科學和技術難道不能糾正自己在短時間內所犯的偏差和錯誤嗎?更何況,人類的良心和智慧難道在未來不進反退嗎?歷史對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我們預期將來也會如此。當然,列舉歷史證據並不是充分的證明,但是歷史無疑能夠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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