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韋勒克 | 悼念奧爾巴赫:熠熠生輝,無可替代

【朝花夕拾】韋勒克 | 悼念奧爾巴赫:熠熠生輝,無可替代

悼念奧爾巴赫:

熠熠生輝,無可替代

勒內·韋勒克

【譯者按】

1957年,以《摹仿論》著稱於世的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溘然長逝。次年,其好友韋勒克(René Wellek)寫下了這篇悼詞,洗清奧爾巴赫遭受非議的相對主義嫌疑,重申其思想的不朽價值。紛亂之世,二人起衰振隳,且生前惺惺相惜,身後哀思至深,文人之誼,堪為佳話,斯文在茲幸不墜。

【人物簡介】

奧爾巴赫(1892-1957),德國著名比較文學家、語文學家和文學批評家,代表作《摹仿論》早已躋身經典之列,享有盛譽。

韋勒克(1903-1995),捷克裔美國著名文學理論者、比較文學家和批評家,代表作:《近代文學批評史》。其與奧倫合著的《文學理論》盛行不衰。

奧爾巴赫與韋勒克在1950年代共同任教於耶魯大學,交往甚密。

【譯者簡介】

陳龍(筆名“越東”),江蘇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現任教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

1957年10月13日,在康涅狄格州沃林福德的蓋洛德療養院,耶魯大學羅曼語文學斯特林講席教授埃裡希·奧爾巴赫溘然長逝。他在那年夏天曾前往德國旅行,途中似乎輕微中風。為此,他才在逝世前幾周,去了蓋洛德療養院休養。

1892年11月9日,奧爾巴赫生於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在海德堡大學學習法律。從德國軍隊服役歸來後,他的興趣發生了改變。他負笈德國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羅曼語文學系,並於1921年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論義大利與法國文藝復興早期小說的技藝》。之後,他加入了柏林的普魯士國家圖書館。1925年,他在慕尼黑出版了他的維柯《新科學》德譯本;1929年,他出版了其首部雄心勃勃的著作《塵世詩人但丁》。該書首章預示了之後《摹仿論》中的眾多觀點。得益於該書,奧爾巴赫在1929年獲得馬堡大學羅曼語文學的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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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當他被希特勒政權解職時,他加入了在伊斯坦布林尋獲避難所的德國學者團體。在那裡,奧爾巴赫擔任了土耳其國立大學教授,度過了戰爭年代,並撰寫了其最偉大的作品:《摹仿論》(1946年於瑞士伯爾尼出版)。在該書之前,他曾於1944年在伊斯坦布林出版了《但丁研究新論集》,其中收錄了初刊於1939年《羅曼語檔案》的重要論文《喻象》(Figura)

1947年,奧爾巴赫遠渡美國,先去了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繼而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隨後前往了耶魯大學。在那裡,他於1950年被任命為教授,1956年被任命為斯特林講席教授。在耶魯大學的數年中,他不僅將散見各處的一些論文結集,並於1951年在瑞士伯爾尼出版(Vier Untersuchungenzur Geschichte der französischen Bildung, Bern:FranckeVerlag, 1951;收錄了論文“La cour et la ville”、“Über Pascalspolitische Theorie”、“Paul-Louis Courier”、“BaudelairesFleurs du Malund das Erhabene”),而且見證了《摹仿論》被譯為英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和希伯來語。奧爾巴赫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專注於一個研究早期中世紀的專案;他逝世前完成的手稿很快將於伯爾尼出版,題為《拉丁晚期與中世紀的文學語言及其受眾》。

奧爾巴赫先生對文學史和中世紀研究貢獻卓絕,我們在此無力予以評估。但是在比較文學領域,對於他真正的比較文學著作《摹仿論》及其總體觀點,我們應該有所瞭解。倘若將此書描述為現實主義的通史,那麼就大錯特錯了。

其所關注的並非那種簡單反映日常現實的現實主義,而是人們對待世界的一般態度,以及人們自覺和無意識的認識論。

這是一種具有特殊具體性和歷史特殊性的悲劇性解讀。它結合了歷史主義和存在主義這兩種可能相互矛盾的歷史力量(參見René Wellek, “Auerbach’s Special Realism,”Kenyon ReviewXVI, 1954: 29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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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爾巴赫的研究方法總是始於文字,並且強調語文學、讀解藝術和文體分析。由此,他延伸至反思歷史和社會學(譬如作家或其公眾的起源),最終抵達他所謂的“內在”歷史,亦即思想史。

在《法國教育史四論》(Vier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französischen Bildung)的序言、為《摹仿論》辯護的後記文章(“Epilegomena zu Mimesis,”Romanische ForschungenLXV, 1954: 1-18)以及關於我的《近代文學批評史》的書評(參見Romanische ForschungenLXVII, 1956: 387-397)中,奧爾巴赫述其心志,

持守語文學、文字、特殊性與具體性,並且較諸《摹仿論》中的少數方法論之言,他更充分相信他對文體學、社會學和思想史的特殊聯結。

他強調自己深受德國浪漫主義和黑格爾的薰陶,但也強調自己不贊同他們的投機野心。他甚至希望自己能夠完全不使用“一般性表述”,而是藉由一些特殊性表述來呈現自己的觀念。在奧爾巴赫那裡,這種對特殊性的具體真理的信念與歷史主義相互結合,而歷史主義反對一切絕對主義,贊成他所說的“歷史視角主義”。他堅持

這種歷史相對主義既非折衷主義,也非反覆無常的印象主義,更非放棄判斷。相反,它結合了三種判斷形式。

“人們甚至不再尋找歷史之外的絕對標準了。人們慢慢學會在現象中發現秩序的內在歷史範疇、彈性靈活的範疇和永不固定的範疇。人們開始明白了這些現象在他們自己時代的意義,知曉了它們在我們有跡可循的三千年文學生活中的意義,進而瞭解了它們對此時此地的我有何種意義。這對判斷而言已經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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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爾巴赫深知最後的這種個人因素是無法透過學習而學會的,它訴諸高明的眼光見識和藝術的想象性同情。他清楚《摹仿論》作於“四十年代初期,由處於某種特定環境中的某個特定之人所撰寫”。然而,關於自我和物件在其時代與整個文學傳統中的地位,這種自我批判的自覺意識似乎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觀點。它需要一種巨大的內在自由。奧爾巴赫斷言:

“相對主義是全面、嚴肅的歷史勞動的前提基礎;但它不同於類似蒙田的那種缺乏個性。一個人需要的不是固定不變的世界觀,而是自我批評和勇敢無懼。一個人可以服從真理,即便其始終不會忘記真理的指示與命令是多麼含混;我甚至相信這是唯一恰當的服從。”

然而,對於這位欽佩他的學識、感受力和判斷力的朋友兼同事,在我們的對話中,總有那麼一刻,似乎不可能默許這種懷疑的相對主義。他的反理論中心論要求相對性,但真理和知識的概念牴觸和駁斥了相對性的複雜結構。我相信,奧爾巴赫先生往往過分謙遜或嚴厲地對待他自己和他的方法——

他已然提出了超越歷史變遷的“真確”洞見,並且他的《摹仿論》不僅是一部偉大的學術作品,而且代表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心聲,更堪稱真理之作、洞見之作、藝術之作,它會在歷史的長河中,始終熠熠生輝,無可替代。

【文獻出處:René Wellek, “Erich Auerbach (1892-1957),”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10, No.1 (Winter, 1958), pp. 93-95】

(本文原載於譯者個人公眾號“GL對言AS”,感謝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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