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四期《文物春秋》摘要(上)

中國考古百年

泥河灣百年科學探索述略

郭曉明 王法崗

【關鍵詞】泥河灣盆地;泥河灣遺址群;舊石器時代考古;人類演化;100週年

【摘要】1921年,泥河灣村天主教堂的神父文森特報告了泥河灣村附近發現古脊椎動物化石,揭開了泥河灣科學研究的序幕。100年來,泥河灣盆地發現自早更新世至晚更新世之末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300餘處,構建起自距今170多萬年至1萬年間古人類文化序列的框架,成為我國北方最重要的古人類文化遺址。泥河灣遺址群研究歷史悠久,成果豐碩,在第四紀地質、舊石器、古人類、古動物、古環境等科學研究領域都享有盛譽。在我國文化遺產事業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充分發揮新建成的河北省泥河灣研究中心的功能,加強與國內外科研院所的合作,深入挖掘遺址內涵,提升泥河灣舊石器時代遺產的內涵、知名度和影響力,促進盆地內珍貴的人類文化遺產和科學資源的社會和經濟價值的釋放,是新一代考古工作者的重要使命與擔當。

2021年第四期《文物春秋》摘要(上)

研究與探索

試論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的幾件商代青銅容器

田劍波 周志清

【關鍵詞】金沙遺址祭祀區;三星堆遺址;商代;青銅容器;南方系青銅器

【摘要】透過分析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的7件青銅容器殘片的器形和紋飾,可辨識其中5件屬於尊、罍、瓿一類青銅器。這些銅器與三星堆遺址乃至長江中下游出土的青銅器在紋飾風格方面非常相近,推測為同一青銅體系,都屬於商代南方系銅器的範疇,年代約為殷墟一、二期。三星堆遺址中尊、罍屬於高等級青銅容禮器,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的這批青銅容禮器功能、地位應與之相同,表明在殷墟一、二期,作為都邑聚落中心的金沙遺址與三星堆遺址可能存在並行發展的階段,這對重新認識二者之間的關係有著重要意義。

2021年第四期《文物春秋》摘要(上)

曾鄂史地二題

黃錦前

【關鍵詞】南公;曾侯諫;溠;隨;盩城

【摘要】據考古出土實物及文字資料可以確認,曾人始祖南公雖被封於南土立國,但作為輔弼大臣,始終於王室任職而未就國,就封者應系其子即葉家山 M65 的墓主曾侯諫。“溠”與“隨”古音相近,構形相關(皆從“左”),曾之所以又稱隨,應與曾國位於溠水流域的地理位置有關。疑尊、疑卣“於入鄂侯於盩城”,盩城應在今湖北隨州一帶。“溠”與“盩”義近,“盩城”之得名亦與鄂國位於曾國以西溠水與溳水的交匯處的地理位置有關。

定興縣文物保護管理所藏八年郾王

戈銘文補釋

楊爍

【關鍵詞】燕國兵器題銘;八年郾王戈;單佑;補釋

【摘要】《文物春秋》2020年第3期刊載韓智慧、楊豔成先生《定興縣文物保護管理所藏八年郾王銅戈、銅矛》一文公佈了燕國帶銘青銅戈、矛各1件,其中八年郾王銅戈銘文中原釋為“造”的第五字可隸定為“”,讀為“作”,原釋文中缺釋的兩字可補釋為“(單)佑”。“單佑”為燕地名,在燕兵器銘文中尚屬首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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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晉時期佛像八鳳鏡新論

黃盼

【關鍵詞】佛像八鳳鏡;佛像圖案;漢晉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早期佛教

【摘要】根據對鳥紋的表現方式,漢晉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出現的佛像八鳳鏡可以具體分為三類:A類出現最早,可以上溯至3世紀前期;B類流行於3世紀中後期,是佛像八鳳鏡中的主流;C類流行於3世紀末4世紀初,為該鏡種的末期,佛像紋飾隨著鏡種的衰落而逐漸消亡。佛像八鳳鏡裝飾的佛教圖案包括坐佛、半跏思惟像及天人像等造型,是以3世紀時印度犍陀羅地區表現佛神通廣大的影象及佛傳故事圖為底本創作的,與中國北方佛教南傳初期的整體發展情況相適應。同時,佛教影象只是作為一種祥瑞圖案,與神仙、瑞獸等形象混用於銅鏡紋飾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神仙道教為主流信仰的漢晉社會對新傳入的佛教所持有的包容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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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地區金代彩瓷相關問題三則

趙冉

【關鍵詞】山東地區;金代彩瓷;紅綠彩瓷;垂肩冠;金三彩獅形器

【摘要】山東是金代紅綠彩瓷器發現較多的地區之一,但從目前發表的窯址考古資料來看,德州窯未發現確切的生產紅綠彩瓷的窯址,且出土紅綠彩瓷與磁州窯產品並無二致;淄博磁村窯出土紅綠彩瓷片數量有限,且與該窯其他產品的胎釉特徵存在較大差異;棗莊中陳郝窯在調查時發現的“白釉紅花”器也未見於窯址正式發掘。因此,山東地區燒造紅綠彩瓷的證據並不充分。仕女俑是淄博窯金三彩較為多見的造型之一,結合文獻記載可知,大部分女俑所戴的倒U形冠飾可能就是流行於宋仁宗時期的“垂肩冠”。獅形器也是淄博窯金三彩中比較有特色的瓷器類別,其造型帶有明顯的佛教元素,除用作香爐外,可能還是寺廟或者家庭所用的供養之器,子口蓮座獅形器上面可能有文殊菩薩等佛教人物像。

2021年第四期《文物春秋》摘要(上)

房山靈巖禪寺元至大元年聖旨白話碑釋證

馬壘

【關鍵詞】北京市房山區;靈巖禪寺;聖旨白話碑;元至大元年

【摘要】2014年,北京市房山區靈鷲禪寺修繕工地出土一通元代殘碑。殘碑所記內容為理清房山地區佛教建築發展、瞭解元代大都行政區劃及靈巖禪寺寺名更迭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由碑陽所刻聖旨白話文書內容可知,該聖旨頒佈於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且早在至大年間,該寺已由“谷積山院”更名為“靈巖禪寺”。碑陰記載了頗具規模的寺產地界,以及寺廟建築名稱,為研究元代寺院佈局及建築特徵提供了可貴的文字資料;所載“會福院”,可能為元代管理皇家寺院大護國仁王寺財用的會福院下轄的管理大都附近財產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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