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偉《引路人》:人類在災難面前的選擇

李宏偉《引路人》:人類在災難面前的選擇

《引路人》帶書腰書影。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作家李宏偉的《引路人》,這本書的背景設定在未來的“新文明時期”:資源枯竭、環境汙染、地震頻發,地球被推到了極端化的處境。一種新的社會治理方案被實施,整個世界被區分為“豐裕社會”與“匱乏社會”。全書由三個部分組成,分別是“月相沉積”“來自月球的黏稠雨液”“月球隱士”。第一部分是現在時態,第二部分是過去時態,第三部分是未來時態。它們按次序分別呈現出核心人物的老年、青年和童年時期。

近日,《引路人》的一場新書分享會在線上舉辦。作家、評論家弋舟、張楚、季亞婭、肖江虹、黃德海、江汀與讀者分享了《引路人》。

弋舟表示,《引路人》有一個宏大的架構,對未來有想象,主題直關人類命運,還有點懸疑小說的色彩。“如果硬要給這本小說下定義,科幻小說、型別小說、未來小說、末世小說,都難以去涵蓋它。”張楚指出,“李宏偉關心的是將來的世界到底朝哪個方向走。他想討論一些終極的問題,需要具像、表象的東西把它呈現出來。”

李宏偉《引路人》:人類在災難面前的選擇

李宏偉

選擇的中間地帶

這本書的責編江汀介紹說,第一部分在結尾丟擲了整本書的核心問題——當人類在最大的災難面前只有兩條路,選擇左手,會將人類帶入非常困難的境地,這個過程中大部分人會犧牲,但能夠存留文明的種子和火焰;而選擇右手,代表不放棄任何一個人,所有人在一種溫暖的團結當中全部去世,但也是一種很安慰的絕唱。“這一次,你選左手,還是右手?”,書中人們的每一個決定,都將與這個選擇相關聯。

季亞婭站在作者的立場分析,認為李宏偉既推出了左右手選擇的有力命題,又同時表現出一種警惕。“比如他在裡面一再嘲笑男人和女人的對立,還有底層和上層的對立。其實這是對二元對立的話語模式的思考。他說這種話語模式實際上是維繫世界上大多仇恨和謊言以及衝突的根源。”因此她感到,“不要用左右手二元對立的方式禁錮你的頭腦、去傷害你自己、去左右你的情緒、去憤怒。你所要做的是感受,發現這種邏輯結構背後的荒謬。我們到了不得不選擇的時候,是尊重我們那一刻的本心、情感或者本能。但是你要反思它們從何而來,是不是已經被人塑造過的。”肖江虹也提出,除了左手和右手,還應該思考有沒有第三種甚至更多種的可能。

黃德海說,在這些問題裡,人們所有的選擇都是“不得不”:“並不是說我們預想好了選擇左手或者右手,而是到了迫在眉睫的時候,再不選擇就面臨癱瘓。”他指出,從《國王與抒情詩》到《引路人》,李宏偉的創作始終站在中間——只是引出情景,從來不做選擇。“這個中間狀態表面上看是猶豫,但其實是用另外一個方式往下傳遞。大家所有的智慧在左手和右手的猶豫之間產生另外一個可能性,這也許是另外一代人的命運。”

而中間狀態也是他認為《引路人》最出色的地方,“特里林說,立場之間才是唯一誠實之所。我們永恆地處於這個、那個甚至無數個可能之間。這本小說展現出了非常巨大的疑惑,對可能性的反思,對自己輕易站在某個立場上的質疑。”他還說,在這部小說中,所有難以抉擇的問題,都被寄予了豐富、開闊和被反駁的空間,這非常重要。“如果想一步到位解決問題,其實我們不應該再扮演一個暴君的角色。在這些充分的可能裡,甚至你在很多地方會看到一個男性揣摩女性心理時候的侷限,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另外一個性別的人怎麼想問題。所以在這些問題上,你會覺得文字的力量和自己能夠理解的邊界已經出現。”黃德海說。

江汀則引用羅傑·加洛蒂對卡夫卡作品的評論,來總結李宏偉的中間態度:“他既不是對世界原封不動的模仿,也不是烏托邦的幻想。他既不想解釋世界,也不想改變世界。他暗示這個世界的缺陷,並呼籲超越這個世界。”

一切科幻寫作都是寫作當下

季亞婭表示,這本書的主題恰好跟她這兩年做的兩件事有關,一個是女性,一個是生態,這也確實是這兩年非常受關注的兩件事。

她認為李宏偉創作的原動力可能是現實焦慮:“當時最讓我震驚的,就是他這個情節設計的核心:35歲沒有找到物件的男性將會被流放到匱乏社會。網路上經常出現的一種集體的焦慮和無意識,就是關於兩性性別話題的探討,也是網路上特別流行的一個很主要的話題。很有意思的是他對愛情和兩性關係的隱喻,中間有一個章節是櫻桃園,那裡面完全是一種詩意的敘述來探討兩性相處之間的各種可能性,有相愛,還有破壞,還有仇恨。最後達到的限度和可能性,以及最後那個狀態,是兩性合二為一的理想的人,沒有性別的人。”季亞婭說,“引入性別視角,借這個女性曾經有對立的思考模式,藉助她的眼睛,伴隨故事的程序,去結構“之間”狀態。我從來沒有覺得性別是他一定要表示的內容,但這是很好的進入點。性別視角的意義絕不是用一種話語打倒另一種話語,而恰恰是這個視角維度的豐富。”

而生態則是指在文明和末世主題意義上的生態寫作。她說,李宏偉對生態文學的理解,就是對自然的凝視中看清楚人類社會。“因為生態文學都有一個前提,就是災難出現。有可能是環保災難,有可能是自然災難,比如這本書裡寫到的地震。也有可能是人和人之間的災難。生態裡面有一個詞,廢土意識。在這個廢墟之上展開想象,恰恰是這個詞彙和這種書寫帶給我們特別有啟發性的地方。”

借用輕科幻、非現實的外衣和對未來文明的想象,能夠更自由地講述故事。“設定一個未來的末世場景,把所有想講述的東西放入整個文明構架裡面。比如這本書裡放入的東西——有限的平等是什麼,無限的平等是什麼;有限的自由是什麼,無限的自由是什麼;工業汙染和輻射之後的廢土地帶又是什麼樣子;人類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如何管理自己渡過災難。借用現實主義的故事,你沒辦法對背後直接的執行規則在前臺表現,只能隱喻。但是在科幻題材或者末世題材裡面,你可以把它呈現在前臺,政治統治的模式、經濟的模式,對人性倫理的探討,都可以因為題材的彈性而拉扯到極限。”季亞婭說。

肖江虹認為,李宏偉的小說體現出哲學層面的穩定性,他完成了自我世界的構建。弋舟表示:“這個小說不僅僅給我們對未來人類世界的想象一些啟發,所有的閱讀都要對我們的當下起到某種撫慰。”

黃德海指出,無論是兩性問題,還是生態文學問題,乃至人類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問題,都是我們思維的侷限所造成的。“比如過去我們破壞自然的時候會認為是為了人類發展,但是忘記這個東西可能反噬人類自身,如果早意識到這點就不會出現這麼惡劣的後果。所以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考慮這之間的狀態,而不是果斷地選擇。不管是我們想維持田園牧歌式的未來還是狂飆突進式的未來,最終的方向,在那些看不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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