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漢英英漢詞典對中華文化的解讀

第一部漢英英漢詞典對中華文化的解讀

《華英字典》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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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像 資料圖片

第一部漢英英漢詞典對中華文化的解讀

董曉波 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員,江蘇國際法治動態研究中心主任、首席專家,中國法律英語教學與測試研究會副會長、江蘇比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主要從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語言學、法律翻譯、語言戰略與規劃、跨文化交際等方面的研究。

漢語全方位、規模化走向世界,既有利於中國融入世界、世界走進中國,也有利於增進中外彼此間的瞭解,促進世界多元文化的發展。在不同文明間的溝通交往中,字典自古以來就充當著人們認知、學習異域語言文化的重要工具。《華英字典》(又譯為《中國語文字典》)的編纂開始於1808年,是中國第一部漢英英漢詞典,被以後漢英英漢字典編撰奉為圭臬。《華英字典》出版後,受到歐洲各界尤其是漢學界的普遍讚譽,並很快風靡歐洲大陸,日本翻譯家也把它譯成日文。《華英字典》還對現代漢語新詞的創制和中國近代文學從文言向白話的過渡產生了很大影響,在《華英字典》中,已包含許多現代漢語語詞。編纂者馬禮遜(1782—1834)在編纂字典時堅持學好一種民族語言必須瞭解與這個民族有關的歷史、地理、宗教、文化、哲學、 政治、風俗、禮儀等方面內容的宗旨,因此整部《華英字典》富含中國歷史、文化、政治、宗教、習俗等方面的內容,堪稱一部中西文化的百科全書。本講座透過對字典裡漢字釋義的文化考察,重點探討該字典所呈現出的中華文化的內涵及其編者的解讀,彰顯這部中西文化“百科全書”的風貌,從而讓我們多一個觀察漢語、漢字和中華文化的視角,多一個來自漢語與中華文化譯介傳播歷史經驗的借鑑。

馬禮遜與《華英字典》

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於1782年1月5日出生於英國北部的莫珀斯鎮,並於1804年接受倫敦教會董事會的委任,奔赴中國進行海外傳教。馬禮遜前往中國的目標之一就是編纂一部中文字典,《馬禮遜回憶錄》中對字典的結構、編排及出版等有著較為細緻的介紹:

至於《華英字典》,1815年出版了第一卷,書名是《字典》,這是馬禮遜根據嘉慶十二年刊刻的《藝文備覽》英譯的,漢英對照。第二卷第一部在1819年出版,書名是《五車韻府》。第二卷第二部在1820年出版,附錄中特別列出了中文的楷書、行書、草書、隸書、篆書、古文6大類書寫方法。第三卷在1822年出版,書名是《英中字典》,內容包括單字、詞彙、成語和句型的中英對照,例句都有中文譯文。整部《華英字典》在1823年出齊,共有六巨冊,合計4595頁,工程浩大,全由馬禮遜一人經過13年的積累和編纂而成。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漢英英漢字典,《華英字典》收錄詞條四萬多,《華英字典》的三卷或者說三個部分其實是相互獨立的,編寫體例亦各不相同。第一卷根據《藝文備覽》將漢字筆畫分為214 個字根來編排(CHINESE AND ENGLISH,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形成部首查字的漢英字典,書後附有字母索引,其在整個《華英字典》中所佔篇幅最大,約為其總頁數的五分之三。該字典的部首查字法是中國傳統的辭書編纂法,而字母索引則是馬禮遜的獨創,體現了學習型字典的特點,大大方便了漢語學習者對該字典的使用。

字典的第二卷《五車韻府》為按漢字音序查字法排列的漢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ARRANGED ALPHABETICALLY),依照漢字音標來用英文字母排列。附錄中的各種中文書寫體使中英文字的比較又有所深化。這一卷的基本結構也是以已有中國著作為底本,這一底本為清朝一位陳先生的遺稿,在其學生補充、加註後,曾為《康熙字典》的編纂提供過有力的幫助。馬禮遜找到這部著作後,即對之加工、調整、編輯、翻譯,由此構成《五車韻府》的主體。此外,馬禮遜在編纂《五車韻府》時,還參考了《康熙字典》和羅馬天主教士按字母排列編著的《字母字典》( Alphabetic Dictionary),並進而參閱了《分韻》《佩文韻府》《爾雅》等中國文獻,從而使字典在內容和編寫方法上都體現出中西文化的對照、比較和溝通。

《華英字典》的第三部為《英漢字典》於1822年在澳門出版。它採用的是英、漢對照體例,內容有單詞、片語、成語、格言等,其解釋和例句還有漢譯。雖然在馬禮遜之前已有拉丁語與漢語對照的外漢字典,但編纂英漢字典卻屬馬禮遜首創,因而難度頗大。馬禮遜自己在序言中亦坦言:“自從作者為本字典蒐集詞彙,已經過去十三年歲月。在此期間,不斷對其增補,但是中文與英文相對應的字全部蒐集起來,這樣的著作對一個人來說太廣泛了。即使窮盡一生,要使它完美也是不可能的。”

從整體框架來看,《華英字典》似是《康熙字典》的翻版和英文註釋,但其編譯和註解不僅基於《康熙字典》所引的“四書五經”等經典中的例句,更有對大量其他中國文獻的參考和借用。根據馬禮遜夫人的回憶,至1809年時,馬禮遜為編纂《華英字典》就購買了1229冊中文書籍,覆蓋了中國的經典作品、天文、地理、律例、歷史、宗教、解剖學和中醫學等領域。在編譯《華英字典》的十三年期間,馬禮遜每天都在搜尋詞彙並對之詮釋進行增補調整,其釋義詳盡、全面,廣泛觸及了中華文化的諸多層面,已遠遠超出解釋文字本義的範圍。

從一個客觀公正的角度出發,我們承認《華英字典》的問世的確代表著那個時代中英外向型字典的頂尖水平,法國著名漢學家雷慕沙(Mons Remusat)稱其是“擁有其他字典無可比擬之優點”的字典,它在一定程度上掃清了中英文之間的語言障礙和隔閡,使得兩種文化對彼此的詮釋和理解成為可能。

《華英字典》對中華文化的譯介

《華英字典》作為我國曆史上第一部英漢外向型字典和中華文化的百科全書,“將中國語言文化知識更系統、更深入地傳給了西方世界”,這對其後的衛三畏、麥都思、裨治文等人編撰的字典均產生重要深刻的影響,可謂“東學西漸”之始發也。縱觀《華英字典》博大紛雜的文化釋義,我們可粗略梳理為以下幾類。

東方哲理、中國智慧

馬禮遜在《華英字典》中傾灑了大量筆墨對中國的各派宗教和哲學機理進行了介紹,體現出他對中華民族思想核心的深切關注。《字典》中的第一個字“一”進行闡發時就藉助了道家哲學,他先指出“天是一,地是一,道是一”,又引用了《道德經》裡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為例句來說明“道”作為第一位的物質原因而存在的觀點,他還指出中國人眼裡的“道”是一種極靜或一種完全靜止狀態的狀態,它無形可觀、無跡可尋,其本質就是一種在天地分開之前就存在的最初的力量或原理。相比道家哲學,作為主流思想而普遍存在於中國各階級社會心態中且維繫著中國人道德、信念、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儒家哲學在《華英字典》中亦得到了詳盡的介紹。馬禮遜筆下的儒家哲學,是“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的倫理關係,是“人,仁也,仁生物也”的人本學說,是“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和“伯氏吹壎,仲氏吹篪”的禮樂和合,也是“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的教化理念。中國的傳統觀念歷來有三教合一之說,因此馬禮遜還辨析了佛陀、阿彌陀佛、三寶、三教、三門、三法、佛法無邊等佛教概念。除此之外,馬禮遜還對伊斯蘭教等宗教的信仰和習俗進行了譯介。

中華法系、法治文明

皇皇中華,泱泱大國,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歷時數千載而未見中斷的文明古國,孕育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法系,搖曳閃爍著眾多法律思想的光輝。《華英字典》指出,中國法律分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別對應官吏任免、戶籍賦稅、民間祭祀、軍令兵籍、刑罰生殺和公共工程。在字典中,馬禮遜對中國古代的刑事法律詞語(如“斬罪”“濫刑”)、民事商法概念(如“合同”“婚嫁”)、訴訟審判制度(如“狀師”“正法”)等內容進行了通透的譯介。除了法律色彩鮮明的專業詞彙,馬禮遜也選擇了一些較為基礎的概念進行解釋,例如法律本體(如“法律”“章程”)、法律的由來(如“國家之立法,所以懲不善而儆無良”)和法律的手段(如“刑具”)等,《字典》也記載了中國古代從早期“墨、劓、剕、宮、大辟”到後來“笞、杖、徒、流、死”五刑的內容和歷史流變,在涉及具體每個字的解釋中,又有著對刑罰過程更進一步的描述。另外在“刺”字下,字典還大致解釋了西周時期的“三刺”制度,指出這是中國古代所使用的三級別案件研討程式:“First, of the higher officers of state; second, of the inferior officers; and third, of the people。”這使人對中國的司法體系,尤其是早期司法制度的民主和審慎的特性有了初步的印象和了解,這些都為西方人士瞭解中華法系和中國法律、法治思想提供了鮮活文字材料。

社會制度、風土人情

馬禮遜在《中國大觀》裡指出:“一個人如果對一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宗教習慣以及當地的風俗和觀點不甚瞭解,相應地,他很難理解那個國家的語言。同時在應用那個國家的文字和語法時,就會出現錯誤。”因此,在編撰以西方讀者為受眾群體的漢語詞典時,馬禮遜堅持積極譯介源語文化中的文史經典、地理人文和民風習俗,從而成功引領西方讀者從單純的語言學習質變為對中華文明的文化探究。《華英字典》“官”字的釋義,從篇幅上看就佔據了整整30個版面。字典先是從中國傳統的“天官賜福”說起,介紹了官職、官府、官宦人家,介紹了文官和武官、京官和外官、大官和小官等為官的職責操守。然後便不厭其煩地梳理了自上古伏羲、共工氏、神農、黃帝、少昊始的冠名,到虞夏商周設四輔及三公,從秦及漢初至平帝,孔光由太傅遷太師,到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任太師及卓誅又廢,再到漢末的廢丞相,以三公綜理眾務,三省合班奏事,細述了三公、三師、三少和三孤的官銜演變,以及三省六部制的最終演進、確立。洋洋灑灑數萬字的釋義內容包羅了中國官僚體制的設定構架和演變發展,文化含量遠遠超出了其摹本《康熙字典》。從制度層面看,最能選拔人才、也最令人引以為傲的還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正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舉制度不僅是古人改變身份、地位和等級的有效法寶,也是古代國家錄用人才最為有效的途徑。《華英字典》對這一制度的介紹可謂不遺餘力。如在第176頁“兒”字部“元”字下,字典羅列了會元、進士、解元、舉人、狀元等稱謂及其含義。在第746頁“子”字部“學”字下,甚至有長達80個版面的相關鋪敘。

馬禮遜在《華英字典》中對中國人的帽子進行解釋時,點明瞭背後的文化成分,如加冠禮以及頂戴與階級官銜的關係;在介紹中國人的姓名時,從諸多大姓的來源、關於姓氏的書籍、中國出現姓的時間談到法律禁止同姓結婚、每個人擁有名字的數目以及名字與人的個性的關係等。所有這一切,都使得西方讀者真正讀懂中國、走進每一個漢字的文化範疇成為可能。

文史經典、世俗小說

在《華英字典》中,除了被尊奉在廟堂之上的經史子集,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也躍入了馬禮遜的眼簾。無論《易經》《詩經》《書經》《孝經》,還是《禮記》《論語》《孟子》《荀子》,抑或是《左傳》《史記》《漢書》《呂氏春秋》,都會在漢字釋義中深淺不同地出現。有論者統計,《紅樓夢》(字典譯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裡的“詞彙及長句”在《華英字典》第三部《英漢字典》裡出現最多。“在所引的215句文字中,有130句都出自紅樓人物的對話,這些對話多為純熟、地道的官話口語,感情充沛、句式豐富。”學者研究,在馬禮遜其他相關的著述中,至少有三次提及《三國演義》。除此以外,《華英字典》在第128頁“人”字部“倚”字下,也出現了“曹操依(倚)仗軍(兵)威,決不肯和”;第479頁“土”字部“在”字下,有“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第223頁“刂”字部“刎”字下,有“(貂蟬)妾寧死不辱,遂掣壁間寶劍欲自刎”等,都是源於《三國演義》的釋句。第18頁“一”字部“不”字下,還解釋了出自《水滸傳》的成語“不三不四”,《西遊記》的“(你)不看僧(金)面看佛面”也引用,但未點明出處。另外,《大明英烈傳》《玉嬌梨》《明珠》《好逑傳》《英雲夢傳》《五虎平南》《快心編傳奇》等小說都被不同程度地進行了引用。

天文地理、風俗民情

整部《華英字典》也譯介了中國浩瀚多姿的天文地理,乃至博大精深的醫藥養生等知識。如在第56 頁“亠”字部“京”字下,字典在釋義中介紹了“京都”“京師”,指出“天子所居曰京師”,“京,大也;師,眾也”。北京是“目前中國的首都,通常被寫作Peking”,而南京“是原先的首都”。在同一頁的“亭”字下,字典還介紹了花園的亭子、八角涼亭,介紹了亭臺樓閣的建築和造型特點。在第512頁“土”字部“堂”字下,字典圖文並茂、極其詳盡地描摹了中國古代帝王所建造的最神聖的建築物“明堂”的建築格局及功能效用,並且梳理了傳說中“明堂”稱謂的歷史變革。此外,馬禮遜還不忘突出中國民間文化傳統,介紹了作為社會聯絡紐帶的“明倫堂”、讀書求知的“學堂”、主持正義的“大堂”“左堂”“右堂”以及“官府坐堂”,自然還宣揚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的一大民情就是“謙遜”,語言上的謙遜便體現在“謙辭”“敬辭”的大量使用上。《字典》第17頁“一”字部“下”字下,他指出“在下”是自謙的說法——“在下之下對上之稱”,並說明“陛下”“閣下”“足下”的區別。與謙稱自己相對的,是對對方的敬稱,比如“內人”是稱自己的妻子,而“尊夫人”則是對對方妻子的尊稱。再拿風俗來說,“一鄉有一鄉之俗,一國有一國之俗……所以入國而必問俗也”,透過謙辭和敬辭能窺得中國世風世俗的冰山一角。明白中國的風俗習慣,才能更好地瞭解中國。字典在很多漢字釋例中,都不失時機地介紹了中國豐富多樣的社會民情、風俗習慣乃至律令規矩。例如,在第303頁“十”字部“卑”字下,介紹了“右重左卑”“天尊地卑”的傳統認知標準;第337頁“又”字根下,引唐代柳宗元的詩句“入郡腰常(恆)折,逢人手盡叉”,描述古人見面的行禮方式;作為外國人的馬禮遜尤其沒忘強調“將酒勸人並非惡意”(第337頁)的酒桌文化。此外,中國各類警句妙語、俗話俚語,甚至對於街巷罵架、髒話濫語在《華英字典》裡也有著生動的反映和引述。除了介紹常規字典裡大多會摘錄的如“朝三暮四”“三五成群”“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命世之才”“牡丹雖好,終須綠葉扶持”等長短不一的成語和典故外,馬禮遜自開篇就羅列了諸如“好語似珠穿”“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總之,君子身可小可大,丈夫志能屈能伸”“好事不出門,惡事傳(行)千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自古道,父債子還”“冤有頭,債有主”等警句俗語。罵人的髒話濫調也得到了馬禮遜的關注,如第188頁“八”字下,他還專門介紹了“王八蛋”等詞語的語義和用法。

為西方瞭解中國打開了一扇窗

馬禮遜在字典編纂中融入了兩個值得借鑑的理念:中外文化比較和中華文化傳播;透過對中華文化的介紹來吸引更多的人學習漢語。這樣的編纂理念不僅在當時是超前的、先進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華英字典》中所呈現出的漢字、漢語和中華文化融為一體的編纂模式和編纂理念,特別是對中華文化的廣泛而頗具匠心的融入,不僅在當時是一種創新,為西方世界打開了一扇瞭解漢字、漢語和中華文化的大門,即使在當今的辭書編纂中仍然堪稱一種正規化,特別是跟海內外一些學習型字典“就文字說文字”“就語言說語言”的做法相比,就更不難看出《華英字典》的獨特價值。

19世紀的許多學者特別是“社會進化論者”,把進化等同於進步,排列人類的種群與文化型別,並且把白種歐洲人排在最頂端,把他們征服的殖民地排在最低端。“語言優劣論”這一錯誤的思想在19世紀極為盛行,但馬禮遜毫不猶豫地批評道: “將來有一天當有更多的人瞭解和熟悉漢語時,漢語的優點和缺點也會受到公正的評價。至今為止歐洲的漢語崇拜者和輕視者都忽視了漢字,結果他們沒有給予漢字一個正確的評價。”在字典序言中,馬禮遜從漢字起源、倉頡造字、漢字結繩記事說、六書等說起,介紹漢字的性質;馬禮遜抓住漢字的本質屬性,突出漢字的表意性質,並建議西方學習者學習漢字時,應遵循漢字規律,能夠透過每一個漢字,瞭解它的由來,便於後期的記憶學習。馬禮遜《華英字典》第二部《五車韻府》第二卷還為讀者梳理漢字五體演變,包括小篆、 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此外,馬禮遜讚揚了漢字對中華民族統一的貢獻,他認為是漢字讓中國統一,而歐洲的拉丁文字使得歐洲分成幾個國家。他如是寫道: “拉丁文字因時代發音的變化而不斷改變它的拼音,與之相比,漢字顯得固定不變。也許漢字在某種程度上對中國的統一是有貢獻的。如果中華帝國的所有方言都用拉丁字母來表示的話,書寫語言之間就會像歐洲的一些國家一樣出現差異。表現思維的書寫語言區別於口語,這不正是語言不受時代變化影響的一大優點嗎?”

從內容上看,《華英字典》富含對中國各派宗教哲學、神話傳說、風俗禮儀、歷史名人、音樂戲劇及天文學的介紹,以及對中國學校教育及科舉制度的評價,堪稱中華文化的百科全書。作為世界上出版的首部雙語字典,《華英字典》的編纂規模和獨創性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價值。

首先,《華英字典》全面記錄了中國近代以來中英兩種語言初次大規模接觸後產生的外來詞語,這些詞語對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著重要的意義,為西方人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瞭解中國政治、文化、歷史、教育、宗教、風俗習慣等提供了便利;《華英字典》中包含大量的文化負載詞,包括中國經典詩文、白話小說、格言、諺語、俗語等,對其譯介,馬禮遜費盡心思。如對儒家經典術語的翻譯,採用歸化和異化的翻譯方法,及直譯、意譯、音譯、仿譯等多種翻譯手段,更好地詮釋了中國傳統文化,將中國文化成功地傳遞到西方國家。例如馬禮遜對成語的譯介,馬禮遜往往採取直譯加註的辦法,如“一面之詞”(One face‘s declaration)、“七手八腳”(seven hands and eight feet);透過直譯的方法,更好地保持原文內容,讓西方讀者先了解每個漢字的字面意義,之後透過註釋解釋成語的深層含義,從而更好地傳遞文化負載詞的文化內涵。如“一面之詞”解釋為denotes what is affirmed on one side of the question not yet fully examined into; “七手八腳”解釋為express the confusion caused by too many persons,being engaged about a thing。

此外,《華英字典》中收錄了大量經典文獻用例,如《論語》《孟子》《左傳》《紅樓夢》等,對“君子、禮、仁”等傳統儒家文化詞的譯介,馬氏往往採用音譯加註的辦法,如“君子”,音譯為Keun-tsze,再對其文化內涵加以解釋good man,honorable man,wise man。再如“仁”,音譯為Jin,再加註進行補充perfectly virtuous和benevolent,音譯儒學術語能夠更好地凸顯該術語的文化異質性,加註法對音譯進一步註釋、補充對譯詞,從而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譯文,達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對中國傳統特有的文化詞,《華英字典》的釋義往往更具有綜合百科的性質。如“卦”是中國文化特有詞,馬氏對其釋義首先給出了“卦”的詞性,動詞或名詞的用法、占卦的方法、伏羲創造八卦、八個卦象及方位,並用八卦的插圖加以闡述,插圖的使用使表述更有效、更直觀。之後,馬氏另起一段介紹宋代周氏對“卦”的闡釋理論。第三段提到“卦”的通假義: 卦之言為掛也,掛永珍於上也。需要注意的是,馬禮遜在釋義“卦”的時候,提到了宋周敦頤的闡釋,周敦頤是宋明理學大家,馬禮遜能夠參照周敦頤的書來詮釋“卦”,頗有見識。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對中國文化詞百科書式的詳盡詮釋,使得《華英字典》自出版後,就廣受西方讀者的歡迎,也將中國傳統文化成功地傳播到西方。

同時,這部字典對近代中國語言學史的研究也有著重大的意義,它所保留的西方人對中國語言、文化和社會習俗等方面的語言實證,彌補了我國近代漢語研究的缺陷。

最後,《華英字典》還激起了早期中國官員瞭解西方世界的興趣。林則徐在1839年南下廣州查禁鴉片時,特地向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年-1861年)索要了一本《華英字典》的完整本。

馬禮遜是比較系統地將中國文化經典翻譯成英文的第一位西人。馬禮遜認為,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其創造的文化遺產遠非歐洲哪一個國家能比擬。翻譯中國文化經典將有助於西方更好地瞭解中國。馬禮遜在華期間,還從事了編寫書籍、創辦報刊等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的活動。馬禮遜在華25年,總共發表了21本英文書,其中14篇與中國語言、文化和歷史有關。1812年,馬禮遜翻譯的《中國文學經典彙集》,包括《三字經》(The Three-Character Classic),《大學》(The Great Science),《三教源流》(Account of FOE)以及《太上老君》(Account of the Sect TAO-SZU)等在倫敦首次出版。

結 語

馬禮遜來華的19世紀初期,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低谷時期。由於缺乏對中國這一神秘東方古國的接觸和了解,當時的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語言、文化、形象等的認識實際是狹隘且充滿偏見的,甚至可以說是“充斥著民族主義或者歐洲情緒”的傲慢之見。馬禮遜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的努力,雖然具有明確的為殖民勢力服務的初衷,但對《華英字典》的譯介行為,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華文化的對外輸出、增進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正確認識、推動異域文化對我國文化的接受認可並重塑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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