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敦煌抄經《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簡論

吐蕃敦煌抄經《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簡論

吐蕃敦煌抄經概況與《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簡論

八世紀中期,崛起中的吐蕃勢力迅速擴張,而安史之亂中的唐朝國運急轉直下。一張一弛之間,軍政交鋒引發文明的碰撞與交融。敦煌作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和宗教聖地,深深吸引了被譽為藏傳佛教三大「法王」之一的吐蕃贊普——墀松德贊及其擁護者。除了開疆闢土和經濟利益,為了從這個「善鄉佛國」引進唐朝先進文化、汲取佛教思想,吐蕃軍隊從大曆十一年(776)起對敦煌進行了長達十一年的圍困,直至貞元二年(786)方實現和平佔領。在統御敦煌的近七十年時間裡,以墀松德贊和另一位「法王」墀祖德贊為首的吐蕃統治階級大力扶植佛教,開窟造像,繕寫佛經。慕名而來的吐蕃僧團虛心學習敦煌佛經抄寫、管理制度的成熟經驗,官方同時組織漢藏兩種文字的佛經抄寫。敦煌大規模的寫經事業開始於吐蕃統治敦煌的中後期,即吐蕃第三位法王墀祖德贊執政時期(815-838)。在敦煌以抄經坊為基層單位,形成了近七百人的多民族經生隊伍。可以說,這既是一次興佛壯舉,也是一場大規模的文字普及運動。但公元八三八年,墀祖德贊被謀殺,繼位的達朗瑪贊普下令滅法,封閉所有寺院佛殿,毀壞佛像和佛教經典,吐蕃本土的佛教勢力遭受了重大打擊。千里之外的敦煌雖倖免於難,但是大規模的抄經活動終止了。因此,敦煌遺書中的古藏文寫經都是在這短暫的十幾年中寫成的,具有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獻價值。

從藏經洞出土的古藏文佛教文獻看,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所抄之經主要為《十萬般若波羅蜜多經》和《大乘無量壽宗要經》,本次上拍的這卷卷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古藏文寫經是《大乘無量壽宗要經》。法國、英國、日本天理圖書館、龍谷大學、臺北中央圖書館、中國家圖書館、甘肅省等均有收藏。《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為淨土三經之一。敦煌寫卷中有漢、蕃兩種文字的《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繕寫此經所作的功德是對吐蕃贊普的讚頌和祝福,當局十分重視。經卷彙集於龍興寺之經庫中,漢文《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寫卷一百三十五卷,蕃文寫卷四百八十〇卷,計六百一十五卷。從這些寫卷的字形上看,九世紀初第二次藏文改革前的一般特徵明顯。吐蕃時期第二次文字改革前,藏文的書寫形式、文法規則、書法書品都與後期的藏文有著明顯的不同。

敦煌古藏文佛經有兩種裝幀形式。梵夾裝,卷軸裝,藏文以硬筆(竹筆或木筆)橫書。從墨跡觀之,多深淺不勻,有洇透現象,用墨含膠較輕。抄經所用的是寬約三十一-三十三釐米、外觀粗厚的藏紙,通常由多張紙粘接卷制而成,單紙長約四十五釐米,每紙兩欄,隔欄寬約一。五釐米,欄平均書寫經文約十九-二十一行。用於抄寫《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的紙張裁切較為整齊,抄寫一遍平均用紙三張,總長約一百三十五釐米,但抄寫多遍後粘接在一起的也很普遍。因《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寓意吉祥,多為做功德的人僱人抄寫,視個人能力可長可短,多則十遍,少則一遍。抄寫《大乘無量壽宗要經》所使用的藏紙,堅韌厚實,耐拉抗蛀,色呈灰白或淡黃。造紙的主要原料包括瑞香狼毒、沉香、山茱萸科的燈臺樹、杜鵑科的野茶花樹和故紙等。瑞香狼毒有劇毒,雖然不是造紙的上乘原料,卻可以防蟲,有利於紙張的長期儲存。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抄經坊,寫經生終日疾書,校對人嚴謹勘核,佛經至少經過三校方能入函入藏。在這樣嚴格的約束下,產生了一大批高質量抄本。這兩卷書法流麗、紙墨精良的古藏文《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寫經,見證了青藏高原透過絲綢之路與中原文明的交流融匯。在吐蕃勢力撤出敦煌後的百年時間裡,藏語仍然是絲綢之路上的通用語言之一,而古藏文寫經的魅力日益被世人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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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北京榮寶齋

吐蕃敦煌抄經《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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