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雲波路北魏石槨墓解讀

2014年5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雲波路華宇商業中心用地範圍發掘了29座北魏墓(圖1),其中10號墓出土有精美的仿木石槨和種類豐富的隨葬器物。該墓位於墓群西部,墓向坐北朝南,為長斜坡墓道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組成,總長17。54米。墓室平面呈方形,長3。54、寬3。8、頂高2。4米,是大同地區繼宋紹祖墓、智家堡石槨墓、尉遲定州墓之後發現的又一處北魏石槨墓(圖2)。從清理情況看,該墓未被盜擾,隨葬品按照一定的葬俗有序排列,墓室內設仿木結構石槨,作三開間懸山頂,三角梁在前簷處向外出挑,槨室內建木棺,這些現象都是以前平城北魏墓葬中不曾出現的,對於研究北魏平城時期的隨葬品排列、建築結構、喪葬習俗等提供重要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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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大同華宇北魏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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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北魏石槨墓

一、墓葬概況及年代

從發掘情況看,該墓沒有發現被盜擾的痕跡,只是由於常年滲水淤積或擾動,用來封堵墓門的石板,跌落至甬道和墓室之間,致使隨葬器物發生輕微的移位和不同程度的殘損,但隨葬品整體佈局和排列關係沒有發生大的變動,基本上是按原來的位置擺放,40件隨葬器物多為陶器製品,由於墓室內設定有仿木石槨,槨內建木棺,佔據了墓室的大部分空間,隨葬品集中擺放於槨前和石槨內,顯得比較緊湊,根據其排列情況和隨葬功能大致可以分為三組(圖3、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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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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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墓室平面圖

第一組位於墓室入口處及南壁兩側,是由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一道組成守衛墓室保護墓主人安全的區域。兩件鎮墓武士俑為模製成型後組裝而成,一左一右對稱矗立於墓室南壁兩側,他們頭戴兜鍪,相貌猙獰,身著彩繪鎧甲,一臂彎曲前伸,一臂向後抬起,雙手作執兵器狀,臉朝向墓室入口處,守護墓室安全(圖5、圖6)。鎮墓獸為泥質灰陶,施彩繪,一件為人首獸身,一件為獸首獸身,背上均有長方形孔應為插鬃毛之孔,長尾從後方繞起搭在獸脊背上,尾端分叉,兩件鎮墓獸並排站立於墓室前部中間,頭朝向甬道口守護墓主人安寧(圖7、圖8)。該區域隨葬品內容與沙嶺壁畫墓甬道及西壁壁畫、迎賓大道16號壁畫墓和宋紹祖墓隨葬品表現為武士、鎮墓獸和門吏等相似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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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鎮墓武士俑 圖 6 鎮墓武士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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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鎮墓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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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鎮墓獸

第二組位於仿木石槨的前部,該區域的隨葬品大多以對稱的形式擺放,最外邊為陶氈帳模型,底部近正方形,向上逐漸收分,正壁中下部開門,頂部用氈子覆蓋,開兩個天窗,繩索開啟門窗反映得十分清晰(圖9)。緊挨著西邊為一輛捲棚車(圖10)、東邊是一輛鱉甲車模型(圖11),捲棚車前放了兩件陶牛(圖12、圖13),而鱉甲車前卻沒放陶牛,顯然是下葬時放錯了地方。再向裡至石槨門框的兩側為女樂俑、胡樂俑在演奏,胡人雜技俑在表演(圖14~圖19),女侍俑在一旁侍立觀看(圖20)。該區域位於石槨之外,周圍是氈帳、牛車等室外的題材,表現了墓主人在野外伎樂百戲的宏大場景,與沙嶺壁畫墓南壁壁畫、雁北師院2號墓隨葬器物表現的內容十分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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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陶氈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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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捲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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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鱉甲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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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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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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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圖16 樂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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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樂俑 圖 18 胡人雜技俑 圖 19 胡人樂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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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女侍俑

第三組位於仿木石槨內、木棺的南側,在石槨門檻正中放置一件灰陶多枝燈(圖21)。多枝燈後面為陶屋模型,這在大同北魏墓葬中第一次出現,陶屋面闊三間,進深兩間,是一座帶前廊(已失)懸山頂建築,做工雖然略顯粗糙,卻極為模擬,正脊上曲線柔美、鴟吻樸素無華,前面正中開門,門額上有三個門簪,一扇門已失,一扇為“半啟門”,屋面施白地,柱樑飾紅彩,屋頂塗黑色,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北魏建築的形狀、結構和色調(圖22)。陶屋周圍是數量眾多為墓主人服務的女侍俑(圖23~圖25),外圍是家居生活中用的陶壺、陶罐(圖26、圖27)和橢圓形漆盤等。仿木石槨內的隨葬器物反映了墓主人的家居生活場景,與沙嶺壁畫墓東壁壁畫、宋紹祖墓石槨內隨葬器物表現的題材相同,陶屋中出現“半啟門”形式與大同湖東北魏一號墓相似,是漢代以來古代墓葬中的傳統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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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灰陶多枝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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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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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圖25 女侍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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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陶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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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陶罐

雲波路石槨墓沒有出土確切紀年的器物,墓葬時代根據墓葬形制和隨葬器物特徵作出推斷。該墓為長斜坡墓道、近方形土洞墓屬於大同地區典型的北魏墓型。墓室內設定仿木石槨紀年墓有尉遲定州墓為太安三年(457)、宋紹祖墓為太和元年(477),該墓石槨的櫨鬥、橑簷枋、瓦條形正脊和“凸”字形鴟尾更接近宋紹祖墓的石槨。出土的陶罐口沿外有二或三週凸弦紋以及器身壓印忍冬紋帶,與距此一公里的南郊北魏墓群第四期陶罐器型紋飾相同。隨葬器物中鎮墓俑、鎮墓獸、氈帳、陶牛、陶車模型以及出土的人物俑與宋紹祖墓和司馬金龍墓出土的隨葬品組合和俑群特徵十分相似,具有很強一致性。根據上述分析認為該墓時代為北魏平城時期太和初年的墓葬,從棺木中的骨骼判斷墓主人為女性,年齡40~50歲,棺木中出土有一枚鐵鏡,多為女性隨葬之物,豐富的隨葬器物和仿木石槨說明墓主人身份應為北魏上層官吏或貴族。

二、石槨斗拱出跳

石槨位於墓室中部,為抬梁式仿木結構,單簷人字坡懸山頂,面闊三間,進深兩間,由69塊不同形狀的砂岩石料拼裝而成。最下面為長方形地,由9塊寬度相同、長度不等的長條石板拼成,三面中間鑿有凹槽,南面開有4個圓形卯眼,槨室內11塊形狀不同、大小不等的石板鋪裝成地板。前簷豎立4根簷柱,平面為八角形,柱頭直接雕刻出皿板和櫨斗的形狀,柱腳留有圓形榫頭對應插入地栿的卯眼內,槨室明間為門,次間簷柱下半部開有凹槽,插入石板,上半部為窗,其他三面由7塊石板圍合而成。在簷柱的櫨鬥之上架構4根三角形縱梁,櫨鬥之上與三角梁之間承放額枋,三角梁下有凹槽扣合簷柱與槨壁,三角梁前簷處向外出跳,上置散鬥及橑簷枋,中部刻有凹槽置小鬥及脊檁,後簷在凹槽上直接安裝橑簷枋,並扣合兩側槨壁,加強槨室整體的穩定性。畫像磚石以及現存的石闕儲存了大量斗拱實物資料,斗拱應用於建築上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成組的斗拱只是用於柱頭上,在一斗二升的基礎上,在拱身中央墊上一小木塊,誕生了更為合理的一斗三升,補間常用人字拱。漢代向外懸挑的出跳普遍使用插拱或斜撐形式,這時的插拱多為一跳,斗拱的形態一般是由柱身上向外挑出的方木,在方木的端頭安置一斗二升或一斗三升斗拱構成,在漢代建築模型陶樓中有真實的反映。

魏晉時期木構架的斗拱也有一定的發展。《魏都賦》前後挑簷枋和脊檁上承8塊蓋板,構成石槨屋面,前簷蓋板雕刻出仿木形式的椽子,石槨頂部正中有石雕瓦條形正脊,兩側為“凸”字形鴟尾(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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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石槨

在柱頭上用櫨鬥作為結合柱、梁、枋的構件起源很早,西周“令簋”器足上端所置的櫨鬥,是目前最早的實體形象,戰國時期河北平山縣中山國王墓出土的銅方案提供了“一斗二升”的轉角鬥拱的例項。兩漢時期出土的建築模型、中描寫首都鄴城文昌殿斗拱“欒櫨疊施”,形容斗拱重疊層數較多。何晏在《景福殿賦》形容該殿斗拱“櫨各落以相承,欒拱夭矯而交結”,雖然帶有文學作品的誇張,但也說明此時的斗拱後尾已和梁結合,向外懸挑出跳不只一跳,可惜沒有出土相關的實物資料。南北朝時期一般在鬥底加墊皿板,隨著佛教建築的興起,斗拱的發展逐漸趨於規範,尤其是柱頭橫向一斗三升式斗拱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補間人字拱比例適當,相間排列於建築物簷下極具藝術裝飾意義,實物見於宋紹祖墓、陽高尉遲定州墓的仿木石槨,雲岡石窟的第10窟前室西壁屋形龕和第2窟中心塔柱等,簷柱櫨鬥上置闌額,其上排列一斗三升拱和直腿人字拱承托出簷。

縱向的出跳在北魏平城時期一直沒有見到實物例證,斗拱出跳彷彿處於一種停滯的狀態,雲波路石槨墓的發現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面,挑拱在舊有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石槨簷柱櫨鬥上直接架構三角形縱梁,前簷處向外出跳橫木(華拱),上置鬥承託簷枋,增加了出簷的深遠。此後,建於6世紀左右的日本奈良法隆寺金堂簷下有云形拱出跳,隋代洛陽出土的彩繪陶房上的橑簷拱木都是這種形制,這種形式的挑拱可能就是華拱的雛形。漢寶德在《斗拱的起源與發展》一書這樣描述華拱:“華拱是斗拱系統中自柱面垂直突出,以上承簷檁的部材。在早期較簡單的結構系統中,只要把乳栿之梁頭伸出,即有初步的華拱作用。”陳明達對於挑拱的來源說:“在柱頭上用櫨鬥作為結合柱、梁、枋的構件,早在周朝就已發明。許多樓閣上的斗拱,都是使用於巨大的挑梁頭上,清晰地指出出跳拱來自挑梁。用於結合梁、柱、枋的斗拱是不出跳的,使用於簷下或平坐之下的斗拱,為了懸挑而創造了出跳形式。由於只出一跳,可以推想此種挑梁形式的出跳,系由梁枋延伸而成,或其內側系壓於梁枋之下。”

由此可見,雲波路石槨墓三角梁向外出跳,前端按拱的式樣加工雕鑿,上置鬥承橑簷枋,雖然只有一跳,增加的出簷也不是多深遠,但挑拱與梁枋結合共同承擔出跳的作用,從結構上改變了漢代以來採用插拱或斜撐的出跳方式,是我國古代建築斗拱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的開端。

三、石槨內建木棺

大同出土的北魏仿木結構石槨,均採用加工好的石質構件柱、梁、板、斗拱,按當時建築外觀造型拼合組裝而成。這種形制的石葬具僅在四川漢代崖墓中發現,採用數塊石料拼合而成,並將棺蓋做成屋頂建築式樣的數量極少,如四川內江市紅纓1號崖墓石棺,用13塊石板、石條組合成,棺蓋作廡殿頂。到了北魏平城時期,仿木結構石槨突然出現在大同地區的墓葬中,有學者認為其來源與四川崖墓有關,北魏太武帝崇奉道教,當時最流行的道教派別是四川的天師道,四川正是石葬具流行的區域,可能隨天師道傳入大同而被使用起來,也有學者認為來源於漢代以來流行的墓上建築石祠堂,仍存在諸多的疑問。

目前發現最早的北魏仿木石槨為陽高尉遲定州出土,據銘文考訂為太安三年(457),其次有宋紹祖墓、智家堡石槨墓、大同公安局石槨墓、富喬電廠石槨墓出土的石槨等,上述石槨內均設定有精美的石棺床,棺床上不見木質葬具,儲存的石灰枕或人骨架直接陳放在石棺床上。漢末魏晉以來,各地都流行在墓室中設棺床,這些結構和設施都是已磚砌成,石雕棺床的使用則集中分佈於北魏平城地區。所不同的是,雲波路石槨墓石槨內不設石棺床,而是在底板上置一木棺,平面呈梯形,前高寬後低窄,棺木雖朽,但棺痕清晰,棺內人骨一具,頭向西,仰身直肢。

梯形木棺最早發現於內蒙古完工墓地和扎賚諾爾墓地,代表的是早期拓跋鮮卑的墓葬文化特徵,鮮卑南下時逐步深入匈奴故地,與留下的匈奴部落共同生活相互融合,文化中包含了許多匈奴的因素。

自拓拔猗盧到道武帝定都平城,拓跋鮮卑統治者把自己民族的喪葬習俗帶到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發掘的167座墓中絕大部分為梯形木棺。

多年來,大同御東和城南發掘了近兩千座北魏墓,葬具90%以上使用梯形木棺,使用磚砌棺床或石棺床數量較少。北魏以後梯形棺具已經為各地民眾所接受,並逐漸代替傳統長方形木棺成為主流葬具。可以說,這種葬俗不僅被入主中原的拓跋發揚光大,而且影響了北魏以來的喪葬習俗,時至今日,整個中華民族仍以梯形木棺為主。

在大同地區發掘數量眾多的北魏墓葬中,除普遍使用的梯形木棺外,還出現瞭如仿木石槨、石棺床、磚砌棺床、木質棺床、木質帷塌、甕棺、梯形木槨、梯形石槨內建木棺等不同質地、種類的葬具。雲波路石槨墓仿木石槨內建木棺,這種現象在以前平城北魏墓葬中不曾出現。其實,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有些地區的墓葬已用木棺作葬具。大汶口文化晚期,少數墓坑面積很大,坑內沿四壁用木材壘築,上面用木板鋪蓋,構成了早期的木槨。商代王公貴族和各級官吏的墓,多用木材築成槨室,斂屍的葬具都是木棺,放在槨室正中。周代的棺槨制度有嚴格的等級,秦漢的棺槨制度沿襲了周代的禮制,仍有嚴格的等級限制。東漢以後的磚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槨的作用,墓室內的葬具則有棺無槨。北魏時期厚葬之風有所抬頭,加之等級觀念影響,出現在木棺外設定槨的現象,官吏貴族墓葬中有梯形木槨、梯形石槨內建木棺等形制,雲波路石槨墓在仿木石槨內設定木棺而不是石棺床,不僅只在形式上有所差別,進一步說明大同地區發現的北魏石槨的定名是正確的。

上述內容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北魏早期平城地區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融合和文化交流,在汲取漢民族先進文化的同時又保留了自身獨特的傳統習俗,並且在個別方面作了創新。雲波路石槨墓的發現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資訊,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逐步推進,更具特色的北魏墓葬會一一展現在我們面前,必將大大促進北魏早期墓葬制度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註釋: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紹祖墓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7期。

劉俊喜、高峰《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畫》,《文物》2004年第12期。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陽高北魏尉遲定州墓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第12期。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2008年。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東北魏一號墓》,《文物》2004年第12期。

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學出版社,2006年。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第3期。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1期。

陳明達《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築技術》,文物出版社,1990年。

雷建金、曾健《內江市中區紅纓東漢崖墓》,《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

資料正在整理中。李作智《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簡報》,《考古》1965年第6期。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扎賚諾爾古墓群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第12期。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0期。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賓大道北魏墓群》,《文物》2006年第10期。

內容來自公眾號:

考古匯

圖文來源:

《收藏家》201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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