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彩陶研究日趨興盛

仰韶文化彩陶研究日趨興盛

仰韶文化彩陶研究與中國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同步進行。可以說,仰韶文化彩陶研究是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縮影。中國考古學的誕生,通常是以1921

年瑞典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安特生(J. G. Anderson

)首次發掘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繼而提出仰韶文化為標誌的。研究仰韶文化、研究彩陶,成為中國考古學誕生以來常常念及的重要課題,仰韶文化的彩陶研究常議常新。根據學術界對仰韶文化彩陶的研究狀況,可以將迄今為止的仰韶文化彩陶研究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

萌芽期(1921

—1949

1921年4月,安特生第一次發現彩陶片與石器共存的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遺址。同年6月,安特生在遼寧省錦西沙鍋屯遺址中又一次發現了彩陶,併發掘了沙鍋屯遺址。10月27日至12月1日,安特生主持發掘了仰韶村遺址。他又陸續調查了不召寨、秦王寨、池溝寨等遺址,結合這些調查資料命名了仰韶文化。這些工作帶有開拓性質,擺在安特生面前的是考古學的處女地。從1923年春天開始,安特生西行至甘青地區,採集並收購了大量彩陶,安特生本人也悄然由地質學家轉變為考古學家。1923年,安特生著、袁復禮節譯的《中華遠古之文化》發表。1923—1924年,安特生又在甘肅一帶作了考古調查,且曾作試掘,發現不少新石器時代的遺存。1925年,他發表了《甘肅考古記》,把甘肅的遠古時代分為六期:齊家期、仰韶期、馬廠期、辛店期、寺窪期、沙井期。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學者也開始了調查彩陶遺存的考古活動。1926年初,從美國學成歸來的人類學家李濟與袁復禮在山西省汾河流域進行考古調查,並發現了夏縣西陰村遺址。同年10月至12月,李濟主持了西陰村的考古發掘,也發現大量彩陶片等遺物。

這一時期涉及仰韶文化彩陶研究的著作,除了安特生的《中華遠古之文化》外,還有瑞典學者阿爾納的《河南石器時代之著色陶器》。

關於甘肅遠古文化六期說,安特生在《中國史前史研究》《河南史前遺址》中又加以細化和補充,一時間流傳甚廣。但是,早在1937年,尹達就產生疑問,並寫出《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抗戰結束後,這篇文章才於1947年在《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冊上發表。

1946年,裴文中《中國之彩陶文化》一文,將彩陶文化與仰韶文化區分開來,並對“傳統文化”進行分割槽,提出了彩陶研究的三個問題:彩陶的絕對年代、彩陶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以及彩陶文化的起源。伴隨著中國考古學的初創,彩陶研究應運而生,但前進的過程中仍步履維艱。

初創期(1950

—1965

新中國成立後,考古工作者對黃河流域進行了廣泛調查和發掘,得知仰韶文化遺址的分佈西達渭河上游,南及漢水,北抵河套。這一區域內,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上千處仰韶文化遺址,並在陝西和河南重點發掘過十幾處。

例如,陝西有西安半坡,寶雞北首嶺、邠縣下孟村,華陰橫陣村,華縣的泉護村和元君廟等遺址;河南有三門峽廟底溝、洛陽王灣、鄭州的後莊王和林山寨等遺址。在這些仰韶文化遺址中都發現了不少彩陶,尤以西安半坡遺址和三門峽廟底溝遺址出土的彩陶數量最多、內涵豐富,也最為引人注目。

1951年,河南澠池仰韶村被重新發掘,但發掘者仍然認為仰韶村存在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混合文化”。1954年,考古工作者開始對西安半坡遺址進行發掘。此後,河南省陝縣廟底溝遺址、陝西省寶雞北首嶺遺址、華陰橫陣村和華縣元君廟仰韶文化墓地的大面積發掘,都出土了大量彩陶。其中,《廟底溝與三里橋》和《西安半坡》兩部發掘報告中公佈的彩陶資料最為豐富,研究也最為系統,因而也最引人注目。

這一時期,關於原始彩陶的研究有兩本著作引人注目。

一部是1955年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繪圖室編寫的《彩陶》;另一部是1957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館馬承源《仰韶文化的彩陶》。這兩本書雖然只是小冊子,卻比較全面地論述了仰韶文化彩陶的製作、施彩技術、圖案的裝飾風格以及彩陶用途等,可以說是綜合性研究的早期典範之作。

這一時期關於彩陶研究的重要論文,有石興邦《關於西安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紋形象的商榷》、楊建芳《廟底溝仰韶遺址彩陶紋飾的分析》《略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分期》等。此外,蘇秉琦在《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中,專門對半坡型別和廟底溝型別的彩陶進行分類、構圖的專門研究。嚴文明《論廟底溝仰韶文化的分期》對廟底溝型別的彩陶進行詳細的分類與分期研究。這一系列發掘與探索,掀起了彩陶研究的高潮。

發展期(1972

—1999

這一時期,考古工作者進行了許多重要的發掘和再發掘工作。

例如,陝西臨潼姜寨、河南鄭州大河村和西山城址、鄧州八里崗、汝州洪山廟、甘肅秦安大地灣、陝西華縣泉護村等遺址。這些發掘工作出土了豐富多彩的彩陶資料,促使彩陶研究進入發展期。

在彩陶研究方面,嚴文明《〈鸛鳥石斧圖〉跋》剖析了河南臨汝閻村遺址出土的一件仰韶文化彩陶圖,認為這是“鳥”集團戰勝“魚”集團的寫照。他還在《甘肅彩陶的源流》一文中,以考古發現的真實材料,駁斥了“中國文化西來說”,提出中國的原始彩陶不是西來的,而是西去的。何德亮最早對大汶口文化彩陶進行了系統的梳理,他將彩陶的發展劃分為早、中、晚三大階段,認為大汶口文化彩陶深受廟底溝文化影響,隨後影響了北方的小珠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但與青蓮崗文化的聯絡較弱。

20世紀80年代,李湘生分析了仰韶文化彩陶的製作工藝,指出仰韶文化彩陶的原料來自黃河及其支流自然淘洗沉澱的黃黏土和紅土。他還把彩陶成形工藝分為兩大類、五種方法,透過模擬實驗,認為半坡時期已經出現了輪繪技術,馬家窯文化時期輪繪技術已經十分高超。欒豐實認為,大汶口文化彩陶源自北辛文化彩陶,北辛文化的彩陶是在中原仰韶文化的影響下產生的。吳汝柞和牟永抗認為大河村文化白衣彩陶和復彩的出現與發展受大汶口文化的影響,廟底溝文化中由圓點、直線、弧邊三角構成的花朵紋也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影響下產生的。

最早對大汶口文化彩陶進行專門研究的,是1978年南京博物院編的《江蘇彩陶》一書。該書將江蘇彩陶的發展劃分為早、中、晚三個階段,深入分析了每一階段彩陶的器形、紋樣、色彩的特徵及分佈區域。此外,該書還簡要討論了江蘇彩陶與仰韶文化彩陶的關係,認為植物花紋類紋樣直接受仰韶文化影響而產生。此外,袁廣闊《河南史前彩陶》、甘肅省博物館編《甘肅彩陶》、青海省文物考古隊編著《青海彩陶》等,以及張朋川《中國彩陶圖譜》一書涉及仰韶文化彩陶研究的部分,都對推進彩陶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

此外,蘇秉琦在《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中認為,“花”與“華”為同音,今日所言之“華人”,實為“花人”。這裡的所謂“花”,放在史前文化中來看就是廟底溝文化的花瓣紋。

興盛期(2000

年至今)

這一時期的考古發掘也較為興盛。

2002—2003年,考古工作者再次對廟底溝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此次發掘中,不僅發現了仰韶時代廟底溝文化、西王村型別文化和龍山時代廟底溝二期文化的諸多遺蹟,而且出土大量彩陶。

此外,雙槐樹遺址的發掘對於仰韶文化和彩陶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

該遺址位於鄭州鞏義市黃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東4公里。該遺址東西長約1500米,南北寬約780米,殘存面積達117萬平方米,處於河洛文化中心區。經考古勘探發掘和科學測年確認,遺址性質為5300年前後古國時代的一處都邑遺址。雙槐樹遺址出土了仰韶文化閻村型別和大河村型別的彩陶。

這一時期的彩陶研究也較為繁榮。如趙春青《從魚鳥相戰到魚鳥相融——仰韶文化魚鳥彩陶圖試析》透過對魚鳥彩陶圖的分析,認為其反映了“魚”集團與“鳥”集團從戰爭到和平的過程。張宏彥《從仰韶文化魚紋的時空演變看廟底溝型別彩陶的來源》堅持廟底溝型別的彩陶來源於半坡型別。這一時期又出版了一些研究史前彩陶的圖錄和專著,如張力華主編《甘肅彩陶》、王仁湘和王傑主編《雕龍碑史前彩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華夏之花——廟底溝彩陶選粹》,可以使我們更為直觀地瞭解各地的史前彩陶藝術。除這些圖錄之外,還出現了彩陶研究的學術專著。

綜合性研究方面,較為重要的著作有兩部。一是王煒林主編的《彩陶·中華——中國五千年前的融合與統一》,該書再次強調了廟底溝文化彩陶圖案的重要性。

該書認為,“魚鳥”融合,綻放成“花”,成為廟底溝文化彩陶最具代表性的紋飾母題。

二是王仁湘《史前中國的藝術浪潮——廟底溝文化彩陶研究》,專門研究仰韶文化的重要階段——廟底溝文化時期的彩陶藝術。

此外,朱雪菲根據博士論文撰寫的《仰韶時代彩陶的考古學研究》、趙春青和賈連敏主編的《彩陶中國——紀念廟底溝遺址發現60週年暨首屆中國史前彩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均值得一讀。陳星燦先生主編的《中國出土彩陶全集》於2021年出版,分為十冊,收錄了2000多件彩陶,是仰韶文化彩陶研究基礎材料的全國性精品彙集。

仰韶文化彩陶研究不僅是一百年來中國考古、歷史與藝術界的工作者對距今7000

年至5000

年原始藝術品的探討,而且對於追尋中國歷史根脈、總結中國史前社會的藝術規律,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考古學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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