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書齋文化,具有一種獨特的美,既像詩,又像畫

明清時期的書齋文化,具有一種獨特的美,既像詩,又像畫

明清時期是我國書齋史上的鼎盛期。由於資本主義的萌芽,農業和手工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商品經濟日益繁榮,這些都為人文環境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一些“耕讀世家”、“書香門第”在社會各界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讀書、藏書成了人們所尊崇的社會行為。一大批文人學士在這種形勢下應運而生,他們遵從儒家倡導的立身之道,大興土木,建造了大量風格各異、各有千秋的書齋,為自己獨善其身、潛心讀書創造了優越的條件。與此同時,朝廷的腐敗和官場的險惡也使不少文人感到心灰意懶,他們退出官場,寄居書齋,整日裡吟詩誦詞,評閱史籍與書為伴。書齋,作為一個文人的心靈空間,不論是典雅豪華的高堂,還是簡陋窄小的斗室,都寄託著齋主的理想,始終營造著中國文化中獨具魅力的一片天地。

體現了儒家“兼濟天下,獨善其身”的思想風貌

明清時期的書齋文化,具有一種獨特的美,既像詩,又像畫

儒家倡導的處世立身之道是:一則兼濟天下,二則獨善其身。官府是兼濟天下之處,而書齋則為獨善其身之所;朝廷是士人進階謀位之處,書齋則為文人樂趣所在。書齋文化與儒家這一思想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絡。在當時一些有關書齋的題記和議論中,常常可以看出這一思想的流露。清初浙東學者李鄴嗣在《伏翠山房記》中寫道:“餘見從來士大夫,方其身居要津,名位已重,亦嘗命家人豫造泉石,以為身退之計,然有園亭置久,而主人竟不一至者;亦有主人暫來即去,翻不若過客流連者,此雖其退在口,而身固未嘗求退也;或不幸身遭廢退,放歸田裡,猶且臨清泉而嘆若枯魚,處豐林而怨如窮鳥,漏逼鐘鳴,尚圖一出,此雖其身退,而心終未嘗樂退也。”文中指出亭園主人雖做好了身退之計,但卻“暫來即去”,“若過客流連者”,念念不忘“兼濟天下”,建立功業,其心未退。

明清時期,以“淡”字命名的書齋頗多,明代學者薛瑄在為楊伯玉“淡庵”的題記中說:“淡者寡慾之謂也,……誠以士君子立心之要,莫要午淡而寡慾也,寡慾則世味焉以移易其志哉!”古之君子“不為富貴聲色滋味所淫溺之,天理滅,人心泯,將無以自立於世矣”。他們認為:只有在淡泊中才能領略書齋生涯的樂趣,而只有書齋生涯的樂趣才能修性養心,“獨善其身”。清學者俞弁的書齋生涯也很有代表性。他說他終日在書齋中“讀經史百家,忽然有悟,朗讀一過,如對賓客談論,而無迎送之勞,一樂也;展現法書名帖,追思古人筆法,如與客奕棋,既局而無機心之勞,二樂也;焚香看畫,一目千里,雲樹藹然,臥遊山水,而無跋涉雙足之勞,三樂也。日復一日,蓋不知老之將矣,何必飫膏梁,乘輕肥,華居鼎食,然後為快哉!”遂匾一室曰“逸勞堂。”書齋中的書、名帖、畫在他眼裡,都成了有生命的東西,士人的書齋之樂和淡泊之情躍然紙上。

反映了士人掛冠免禍、隱居山林的思歸之風

明清時期的書齋文化,具有一種獨特的美,既像詩,又像畫

明清時期,由於封建社會官場上的腐敗和政治鬥爭的險惡,一些文人產生了“去官隱退”的林下之思,一時,得遂其初願成為他們立身的準則和追求。故此,當時以“遂初”為名的書齋並非罕見。隱退以後,他們有的著書立說,有的終日與棋琴書畫為伴,以此頤養天年。一些文人在有關書齋的題記中較多地反映了這種思潮。

明代大散文家歸有光在《遂初堂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來必盡其用,而勢不能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他認為:歐陽修雖身居高位,但仍有“思穎”之詩、“歸田”之錄,“蓋君子之志如此”。動盪不安的政治局面和激烈的黨爭往往使一些士人掛冠免禍,思潛書齋,仕與不仕,多有遂初之念。身在官府而思歸書齋者也不在少數,明代嘉靖年間的翰林院孔目何良俊,雖身在京城任職,但“每喟然嘆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韱,古法帖鼎彝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不亦思而可笑乎!”明末學者祁彪佳在家鄉有一園林,頗集山水之盛,但卻偏偏在園中置一簡陋的書齋,名曰“志歸”。他寫道:“當予乞歸時,便欲於定省之暇,適志園亭,而此齋實為嚆失,乃此是志吾之歸也,亦曰歸固吾志也;”

明末,宦官專權,黨爭不止,一些士人未人仕途,其心已寒,便有退居書齋之念。進士馮元揚少年時讀書於家鄉慈溪城東,攬採江山之勝而嘆曰:“異時有買山錢數緡,為閣於此,署之曰‘儋歸’,與通人高士讀書飲酒其中,可以樂而忘死矣。”又有李長蘅在京城赴試前便已嘆道:“他日世事粗了,築室山中,衣食並給,文史至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彷彿淵明‘南郵’之詩,相互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可以樂而忘死乎!”身還未人仕途,已思其退,而思退又必聯想到日後的書齋生涯,這就是當時一些文人的思潮。故他們常以書齋生涯示其終焉之志。尤其是一些絕意仕途的文人,書齋更是他們的精神寄託。因此可以說,書齋生涯不但是文人追求的初衷,同時也是辭官隱退的後路。

追求古雅幽靜、高潔脫俗的讀書環境

明清時期,有些士人既絕仕途,便著重追求讀書的意境,使其與齋主的情操交融於一體,令人見其書齋,如見齋主。《明史 倪瓚傳》中,記錄倪瓚個人言行的文字並不多,但對其書齋內外的境況卻著重予以描述,使讀者更加深刻地認識了倪瓚的為人:“所居有閣曰清閟,幽回絕塵,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繞其外,高木修簋,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時與客觴詠其中。為人有潔癖,盥濯水不離手,俗客造廬,比去,必洗滌其處。”倪瓚書齋的意境,也成了後代文人仿效的物件。明末清初的遺民張岱因慕倪瓚清閟,仿其書齋名曰“雲林秘閣”。文人追求的書齋意境,意在有一種出塵的氣氛,一些人對這種境界的追求,甚至成為一種癖好。如明代寧獻王朱權被封江西潁,由於宗藩不許干預軍政,故朱權終日在書齋中研讀秘籍,沉緬詩文,嘗“令人往廬山之巔,囊雲以歸”,在書齋中“障以簾幕,每日放雲一囊,四壁氤氳,如在巖洞”,故名其書齋為“雲齋”。人其書齋,如臨仙境,可謂別出心裁。

明清時代的書齋陳設有三種特色:一是古代文物成為書齋收藏的必然物件,這和明清時期文人好古的風尚有很大的關係,其藏書多宋元版本,且“唐宋以來法書名畫,充棟插架,以及尊罍彝器,杯盎几案,入其室無一近今物”(《藏書紀事詩》《卷四》)。明代史鑑之書齋“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相與鑑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塵,望之者以為列先之儔也”(《藏書紀事詩》《卷二》)。清代安儀周的“古香書屋”中“貯牙籤萬軸,餘盡商周秦漢青綠寶器,唐宋元明名家翰墨也,寢食期間,俗夫不得窺戶牖,時人比之清閣。”(《藏書紀事詩》《卷四》);二是明清時期的文人多善書畫,故書畫是書齋中不可缺少的陳設,已成為書齋文化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三是清代學者,尤其是乾嘉時期的學者多從事考據和古籍校勘,其漢學家的書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藏書樓。他們不僅僅左擁廿二史,右持十三經,其書齋往往是“圖書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室者,如入萬花谷中,令人心搖目眩”(《履園叢話》卷六),成為明清時期書齋的又一特色。

齋有古意,人有古風。明清時期的書齋不僅僅追求陳設上的古雅,其齋主也十分講究與書齋意境的相結合,如錢謙貞於書齋“懷古堂”中:“明窗柒幾,丹黃校勘,似陸龜蒙;蒲團若碗,棲心釋梵,似白樂天;歸池潑墨,淋漓絹素,似米元章;鐘鼎彝器,金石翰墨,辨別款式,似趙明誠;而忍辱不較,閹戶自守,又似管幼安。”(《藏書紀事詩》卷四)書齋的氣氛和齋主的風範相協調,以至俗人不得人其齋。明末學者祁彪佳在“寓山草堂”品茶賦詩自娛,“若俗子十往返不一見,雖受怒罵如張牧之,固不惜也”。得入書齋者,皆文人雅士,鴻學碩儒,相與文酒唱酬,談學論道,無雜人,不雜言。又如張岱在“古梅書屋”“終日坐臥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入”。清末詩人龔自珍曾言,登乾嘉時代漢學家盧文紹的“抱經堂”和阮元(清大學士)的“研經堂”“無雜賓,無雜言焉”,登陳慶鏞的“問經堂”“愀乎非五經之簡畢不敢言”,可以說古時文人的風範與書齋的意境是既相協調又相輝映的。

古雅幽靜的書齋環境是我國古代文人所追求的書齋意境,但也有人反以書齋的簡陋為樂。歸有光的“項脊軒”本是“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但卻意境不減,樂,趣無窮;祁彪佳有雄資大建園林,但書齋卻“一仍簡陋,然亦可嘯可歌,可偃仰棲息也已”,“避暑齋中,比窗盡致,平疇遺風,綠畦如浪,以觴以詠,忘其為簡陋,而轉覺渾樸之可親,遂使畫棟雕薨,俱為削色”。清代吳岑渚的“半硯齋”“才容十笏,圖史筆硯之外,無他物”。但齋主以著書為樂,“中之人,恬淡樂志,猶凡夫也”。學者錢大昕之弟錢晦之書齋簡陋,但他認為可居即可,故命為“可廬”。錢大昕在“可廬記”中寫道:“晦之好讀書,而不汲汲乎榮利之嗜,故名廬之意,蓋蘄至於古之隨遇自足者,仰予又有進焉,夫之理所在,有可不可,境之所值,無可無不可,晦之能安於境上可,必能辨於理之所不可。”不求奢侈,但求境界上的高潔。

明清時代的書齋,就如同我國古代的唐詩宋詞、書法丹青那樣,具有一種獨特的美,它既像詩,又像畫,和古代儒家觀念及其情懷相聯絡,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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