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我的《清明上河圖》

今天是馮驥才先生八十歲生辰。聽他說說他與他的《清明上河圖》的故事。

馮驥才:我的《清明上河圖》

與我糾結了幾十年的一幅畫,是世人皆知的《清明上河圖》。我是畫山水出身,初識它時卻給我以強大的震撼。一個畫家居然敢於把一個城市畫下來,古今中外惟有這位宋人張擇端。而且這幅畫無比的龐博和深厚,精確和傳神,連街頭上發情的驢、打盹的人和犄角旮旯的茅廁也全都收入畫中!現在想來,我對它的痴迷與我對民俗興趣的潛質分不開。當時我二十歲出頭,氣盛膽大,不知天高地厚,居然發誓要把它臨摹下來。

要臨摹好《清明上河圖》必需讀懂原作,但原作藏在故宮,只能一次次坐火車到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繪畫館去看,並把認識到的一些細節記在小本上,常常一看就是兩三天,隨即帶著讀畫時新鮮的感受跑回來,伏在案上,對照印刷品來摹寫。可是故宮博物院也不是總展出這幅畫。那時資訊不通,更沒網路,無法獲知何時展出。常常是一趟趟白跑腿,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我最初臨摹《清明上河圖》是失敗的。我以為自己習畫是從宋人院體畫入手,臨摹這幅畫不會太難。但動手臨摹才知道,除去畫中的山石、樹木和流水我畫過,大量的民居、人物、舟車、店鋪、傢俱、風俗事項和生活物品,都從未畫過。不知道畫法,很難下手。而張擇端的筆法既是寫意,也是工筆,洗練又精準,活靈活現,在旁人的畫中不曾見過。畫家的個性愈強,愈難臨摹,而張擇端用的筆是禿鋒,行筆時還有些“戰筆”,蒼勁生動,頗含韻致,仿效起來更難。

然而,我天性喜歡面對挑戰,臨摹此圖時,偏偏選擇畫中最複雜的一段——虹橋,以為拿下這一環節,便可包攬全卷。誰料這不足兩尺的畫面上竟擁擠著上百個人物。各人各態,小不及寸,手腳如同米粒。這些人物擠在一起,相互交錯,彼此遮翳;倘若錯位,哪怕差之分毫,也會亂了一片。這一切只有經過臨摹,才明白其中無比的高超。於是畫過了虹橋這一段,便擱下筆,一時有被此畫打敗之感。

馮驥才:我的《清明上河圖》

重新燃起臨摹《清明上河圖》的決心,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我從事的仿古工作被迫停止,天天閒著,有大把的時間,可用來臨摹這幅繪畫史上的鉅製。

我先做好充分準備。自制一個玻璃檯面的小桌,下置檯燈,把用硫酸紙勾描下來的白描全圖鋪在玻璃上,敷以素絹;待電燈一開,畫面清晰地照在絹上,這樣再對照印刷品臨摹就不會錯位了。可是我沒有張擇端用的那種禿筆怎麼辦?我琢磨出一個好辦法,用火柴吹滅後的餘燼燒去毛筆鋒毫的虛尖,這種人造禿筆畫出來的線條,竟然像歷時久矣的老筆一樣蒼勁。同時,我還對《清明上河圖》中的各種技法悉心揣摩,先要另紙練習,直到有了把握,才敢上手臨摹。這樣,始自卷尾,由左向右,一路下來,愈畫愈順,感覺自己的畫筆隨同張擇端一起穿街入巷,遊逛百店,與往來行人摩肩擦背,推推搡搡;待走出城門,徜徉在人群中,自我感覺完成這幅巨畫的臨摹應無問題時,忽然出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我的鄰居引來一位美籍華人說要看畫。據說這位來訪者是位作家。我當時還沒有從事文學創作,對作家心懷神秘和景仰,遂將正在臨摹中的《清明上河圖》抻開給她看。畫幅太長,畫面低垂,我正想把畫放在桌上,誰料她突然跪下來看,那種虔誠之態使我大吃一驚。像我這樣的在計劃經濟中長大的人,根本不知市場生活的種種作秀。當她說如果她“有這樣一幅畫,就會什麼也不再要了。”我被深深打動,以為真的遇到藝術上的知音,當即說我給你畫一幅吧。她聽了,那表情,好似已到了天堂。

藝術的動力常常是被感動。於是我放下手中畫了一小半的《清明上河圖》,第二天就去買絹和裁絹,用紅茶兌上膠礬,一遍遍把絹染黃染舊染勻,再在屋中架起竹竿,繫上麻繩晾絹。那條絹有五米多長,便折來折去地在我小小房間的半空中“遊走”。此時的我,對這幅畫臨摹得正是得心應手,動筆畫起來很流暢,對自己也很滿意。天天白日上班,夜裡臨摹,直至更深夜半。嘴裡嚼著饅頭鹹菜,卻把心裡的勁兒全給了這幅畫。那年我三十二歲,精力充沛,一口氣幹下去,到了完成那日,便和妻子買了一瓶通化的紅葡萄酒慶祝一番,掐指一算居然用一年零三個月!

此間,那位美籍華人不斷來信,說盡好話,尤其那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中國來”,叫我依然感動,期待著儘快把畫給她。但不久唐山大地震來了,我家被毀,牆倒屋塌,一家人差點被埋在裡邊。人爬出來後,心裡猶然惦著那畫。地震後的幾天,我鑽進廢墟尋找衣服和被褥時,冒險將它挖出來。所幸的是我一直把它放在一個細長的裝餅乾的鐵筒裡,又擱在書桌抽屜最下一層,故而完好無損。這畫隨我一起逃過一劫,與我是一般尋常的關係嗎?

此後,一些朋友看了這幅無比繁複的巨畫,勸我不要給那位美籍華人。我執意說:“答應人家了,哪能說了不算?”

待到1978年,那位美籍華人來到中國,從我手中拿過這幅畫的一瞬,心裡真有點捨不得。我覺得她是從我心中拿走的。她大概看出我的感受,說她一定請專業攝影師拍一套照片給我。此後,她來信說這幅畫已鑲在她家紐約曼哈頓第五大街客廳的牆上,還是請華盛頓一家博物館製作的鏡框呢。信中夾了幾張這幅畫的照片,卻是用傻瓜相機拍的,光線很暗,而且也不完整。

1985年我赴美參加愛荷華國際筆會,中間抽暇去紐約看她,也看我的畫。我的畫的確堂而皇之被鑲在一個巨大又講究的鏡框裡,內裝暗燈,柔和的光照在畫中那神態各異的五百多個人物的身上。每個人物我都熟悉,好似“熟人”。雖是臨摹,卻覺得像是自己畫的。我對她說別忘了給一套照片做紀念。但她說這幅畫被固定在鏡框內,無法再取下拍照了。屬於她的,她全有了;屬於我的,一點也沒有。那時,中國的畫家還不懂得畫可以賣錢,無論求畫與送畫,全憑情之所至,所謂“秀才人情紙半張”。一時我有被掠奪的感覺,而且被掠得空空蕩蕩。它畢竟是我用年輕生命中整整的一年換來的!

馮驥才:我的《清明上河圖》

現在我手裡還有小半卷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圖》,在我中斷“這幅”又失去“那幅”之後,已經沒有力量再繼續畫這幅畫了。我天性不喜歡重複,何況臨摹《清明上河圖》又是一項太浩大、太累人的工程。況且此時我已走上文壇,我心中的血都化為文字了。

寫到這裡,一定有人說,你很笨,叫人弄走這樣一幅大畫!

我想說,受騙多半源自一種信任或感動。世上最美好的東西並沒有人拿走,還在我身上。而且,還有這未完成的小半卷的《清明上河圖》,藏於畫室,自我見證。(馮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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