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為什麼堅持辭達而已,反對文過飾非?

孔子為什麼堅持辭達而已,反對文過飾非?

古人很早就認識到言辭的重要性,《詩經·大雅·板》:“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毛傳:“輯,和;洽,合;懌,說(悅);莫,定也。”這句詩的意思是言辭和順,百姓就融洽和睦;言辭動聽,百姓就安寧悅生。關於言辭的重要性,《詩經·大雅·抑》也說:“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告誡人們言語不可不慎重。據《論語·子路》記載,魯定公曾問孔子:“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一言而喪邦,有諸?”“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固然言過其實,但言語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視的,尤其是事關國家政事更應該用詞嚴謹。《論語·憲問》:“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一份完善的命令出爐,竟然需要那麼多人為之嘔心瀝血!先秦時期人們對言辭的重視,《說苑·善說》用一段話進行了歸納總結:“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慚;蘇秦行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內心的想法被稱作“志”,有時也稱作“意”。《莊子·外物》說:“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人的語言能力有高有低,很多人有“言不盡意”的人生體驗。《周易·繫辭上》引孔子之言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為此聖人不得不“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語言的基本功能是表情達意,情和意都可以憑藉言辭進行傳達。曹植《洛神賦》:“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其中的“誠素”就是情愫。情意既可以藉助言辭通達對方,也可以藉助其他方式——比如玉佩。但在人類掌握語言後,交流溝通主要依靠語言來進行。情意就象靈魂一樣,憑附在言辭之上,經人接聽然後為人理解。或者可以這樣說,言是車駕,情意就是車上的貨物,從此地載到彼地。在生活中,語言是表情達意最便捷和最常用的方式。

孔子在《論語·衛靈公》中說:“辭達而已矣。”在孔子看來,說話最重要的是將內心的想法準確無誤地傳達給對方。在《周易·文言傳》中,孔子提到了“修辭立其誠”,要求修辭者持中正之心,懷敬畏之意,對自己的言辭要切實負責。“修辭立其誠”要求說話者懷真誠之心,從心靈深處發聲音,講真話。孔子還說過“言而無文,行而不遠”的話,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而無文,行而不遠。’”為了精準地表情達意,有必要對“言”進行修飾,但“文以足言”,不能以文害辭,以辭害意。楚竹書《孔子詩論》第一簡“文亡隱言”,意思是“文”不要起到遮蔽言辭的負面作用,強調的也是對“言”的修飾不能過分。《論語·季氏》記載孔子之言:“不學《詩》,無以言。”孔子以《詩》授徒,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言語能力。孔子重視言辭,孔門四科中就有“言語”一科。但孔子反對巧言,認為“巧言亂德”(《論語·衛靈公》),“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聲稱“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在孔子看來,“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修飾過甚會給人誠意不足的印象。在孔子的學生當中,宰予、子貢都善言辭,但孔子對他們都有嚴厲的批評。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論語》記載宰予的地方有兩處,一見於《陽貨》,宰予與孔子辯“三年之喪”,孔子稱“予之不仁也”。一見於《公冶長》,宰予晝寢,孔子罵宰予“朽木不可雕”後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宰予言行不一,讓孔子非常不滿意。

孔子一方面重視“言”的作用,另一方面反對對“言”進行過分修飾。然而,現實卻是“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論語·雍也》),如果既不能像祝鮀那樣能言善辯,又沒有宋國公子朝的美貌,就很難在這個世界上立足了。容貌是天生的,言語則可以習得。春秋之後,善辯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說:“君子必辯。”(《荀子·非相》)辯必文其言,文其言則難免過其實,有傷“修辭立其誠”之初衷。尤其是那些縱橫家們,他們繼承了春秋時期“行人”相聘於諸侯的傳統,熟悉縱橫捭闔之術,憑藉自己的口才,鼓吹“縱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史記·蘇秦列傳》)。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他們見風使舵,明辨利害得失,為諸侯爭城、掠地、殺人、滅國,出奇謀,劃妙策。他們或遊說君王,或互相辯難,無不變本加厲,鋪張誇飾,務必出奇制勝,決勝千里,形成的文字固然令人拍案叫絕,但也背離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

呂叔湘先生將語言分為“口語”和“筆語”。“文”在先秦時期的“口語”和“筆語”中已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縱橫家們的言談風氣極大地影響了先秦諸子的著述,各種言說技巧被運用到著書立說當中,大大增加了諸子散文的可讀性。然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卻指出:“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先秦諸子競逞口舌之辯的書寫方法,引起了一些人對以文害辭的擔憂和警惕。《老子》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老子反對對“言”進行修飾,認為修飾會對“言”所承載的志意產生傷害。在言文關係方面,孔子的看法還是比較辯證的,老子則顯得相當偏激。在諸子散文中,《墨子》一書最乏文采,這當然與其“非樂”思想有關。在墨子看來,“文”與“樂”一樣,因為不切實用所以不被重視。韓非對《墨子》一書之所以缺乏文采卻是這樣看待的:“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值),以文害用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韓非深恐人們“覽其文而忘其用”,所以又特意講了“買櫝還珠”和“秦伯嫁女”兩個寓言來說明“以文害用”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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