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中記》:災難的安魂曲——訪作家阿來

《雲中記》:災難的安魂曲——訪作家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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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中記》:災難的安魂曲——訪作家阿來

——訪作家阿來

《雲中記》:災難的安魂曲

文 | 行超

《雲中記》:災難的安魂曲——訪作家阿來

《雲中記》(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4月)的扉頁上有這樣幾行字:“向莫扎特致敬。寫作這本書時,我的心中總回想著《安魂曲》莊重而悲憫的吟唱。”某種意義上,《雲中記》正是阿來寫給5·12汶川地震中逝者們的一首安魂曲。10年之後再次回望,在曾經的巨痛即將被大眾遺忘的時刻,阿來用自己極度剋制的筆觸、平靜的講述和深刻冷靜的思考,寫出了擁有《安魂曲》般力量和美感的《雲中記》。

記 者:

《雲中記》的寫作開始於5·12大地震發生10年之後,這中間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沉澱。遲遲沒有動筆的原因,是您有意剋制、不想被一時濃烈的情緒所裹挾,還是一種自然的失語狀態,就像我們面對至親的突然離開時彷彿喪失表達能力一樣?

阿 來:

其實這兩種原因都有。災難發生的當下,我也覺得有很多話可以說,當時那種情境下,很多作家都提起筆來書寫,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所觀察到的現實。但是面對這樣的寫作,我馬上產生一種警惕,難道文學就是簡單地說出事實嗎?難道現實主義就是簡單地描繪自己所看到的嗎?我覺得在這樣重大的現實面前,文學應該寫出更有價值的、更值得探索和挖掘的東西。但是這東西究竟是什麼,當時我沒有想得很清楚。而且的確,如果選擇第一時間去寫,我也很容易情緒失控,包括我們看到很多及時出現的作品,其實都是失控的、沒有節制的表達,你以為自己是在第一時間、在一個最好的狀態中去書寫的,但是最後發現所達到的不是想要的效果。

《雲中記》:災難的安魂曲——訪作家阿來

記 者:

那麼,是什麼具體的契機讓您最終提筆的?

阿 來:

我其實沒有想過什麼具體的契機。我知道這個題材、這個內容對我來說很重要,我也相信自己有一天肯定會去書寫它。但是我的寫作一向不會做什麼具體的規劃、準備,也從來不給自己規定什麼時候要寫什麼。其實當時我正在寫另一個長篇小說,突然有一天,我的腦海中一下湧現出一種情緒,出現了一個具體的形象,這些都與我當時正在寫的長篇完全沒有關係。但那個形象又是那麼鮮明,在我腦中揮之不去,那就是後來出現在小說《雲中記》中的祭師。於是,我停下自己手中正在寫的那個長篇,開始了《雲中記》的寫作。

對我來說,寫作常常就是這樣的情形。一件事情,如果我對它有興趣,那麼它就一定會存在於我心裡,我不會著急去表達,而是先剋制住表達和書寫的衝動,因為我知道這種衝動有時候是虛假的,或者是短暫的。長篇小說的寫作需要有漫長的時間、大量的經歷投入,一時的感覺是不夠的,你必須有充分的內心準備,不然一口氣是沒辦法支撐自己寫到底的。

記 者:

您的作品一直關注人與自然的關係,前兩年的“山珍三部曲”《蘑菇圈》《三隻蟲草》《河上柏影》透過珍稀物種的現狀反思了當代社會的商業邏輯。在生活中,您也是個非常熱愛自然與生靈的“博物學家”。而《雲中記》寫的是自然災難,或者說是自然對人的懲罰。透過這部作品,您對人與自然的關係有什麼新的理解?

阿 來:

剛才提到我在災難發生的當下沒辦法馬上動手的原因,也是我當時沒有想明白的問題,主要是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處理與死亡、與自然的關係。過去我們所看到的中外文學中的災難書寫,不管是戰爭災難還是政治迫害,這些災難的發生都有具體的原因和物件,我們習慣了對面有個敵人、有一種敵對的力量,這樣我們才可以表達情緒,才可以施以仇恨、批判。但自然災難完全不同,颱風、地震、火災、水災,這些都是大自然按照自己的規律在執行,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要生活在大地上,並不是大地發出的邀請,而是人類自己的選擇。我們總說“大地母親”,大自然是我們永遠沒辦法去仇恨的。我們的文學習慣了把所有問題設定出衝突雙方,但在自然災害這裡,衝突雙方是不存在的,你對面的大自然是沒有情感的,它並不是施暴者,因此你也不能把它當作敵人,這個問題是我們此前的災難文學所不曾面對的,也是我在寫作時首先必須想清楚的。

比起“山珍三部曲”,《雲中記》對自然與人的關係思考,其實觸及的是更加本質性的關係。大自然為人的生存提供了庇護,提供了各種各樣的資源,但它也有情緒發作的時候,它一旦發作,人類就將面臨災難,而這時,人的宿命性就出現了。人必須在這個充滿災難的大地上生存,你在享受大自然恩賜的同時就必須承受可能發生的災難,這一切我們都別無選擇。這是人類的宿命,也是悲劇性所在。這個時候,我們才真正深刻意識到人類的無力、渺小,因此,愛護自然絕不是基於狹隘的環保主義,而是一種更根本的宿命論的認識。如果說《雲中記》有一點貢獻的話,我想主要就是處理和提供了對死亡、對自然這兩個方面的新的書寫。

記 者:

從《塵埃落定》到《機村史詩》,再到今天的《雲中記》,可以看出,您對現代文明始終持有一種複雜的思考與審視。小說《雲中記》寫到災後重建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尤其是後面幾章,央金、祥巴等人本來是災難的受害者,但他們在商業邏輯的影響下,對家鄉和鄉親的做法、行為更讓人覺得痛心。您是怎麼構思這部分內容的?

阿 來:

大地震過去這麼些年,其實我還是一直關注著災區的情況。小說中所寫到的這些現象其實在現實生活中都能找到影子,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我用文學的手法進行了改頭換面而已。對於自己筆下的人物和現實生活中看到的這些現象,我還是基本秉持著“溫柔敦厚”的態度,提出問題的同時也儘量理解他們吧。

對於這場大災,我關心的不止是當時的災區和災民的情況,我更關心的是之後重建中的災區。一場災難帶來了很多人員傷亡、財產損失,這些傷亡和損失是無法逆轉的,發生了就是發生了,觸景生情很正常,但是悲天呼號本身並沒有價值。更重要的是,在災難發生之後,我們人的意志體現在哪裡、發生了什麼變化,之後我們是怎樣對生活、對社會進行重建的,在我看來這比一時受災的情況更重要。所以在《雲中記》中,我想寫這部分內容。

記 者:

就像雲中村人所面臨的現實一樣,在現代化不可抗拒的大趨勢面前,雲中村這樣的古老文明,或者說雲中村人所信仰的精神和傳統,在今天處於怎樣的地位,該如何自處?

阿 來:

我並不認為所有舊的東西都應該儲存下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它的軌跡,與時代脫節之後,消失就是必然的命運。人類文明幾千年,這當中不斷的進步,其實就是不斷髮現新的事物、同時不斷與舊的事物告別。

我們現在有一種強烈的懷舊情結,這裡面其實有兩個心理基礎。一是我們提倡尊重傳統、保護傳統的大環境。這個環境是好的,但其中有問題需要辨析。在我看來,我們對傳統的理解和保護,更重要的是領會其中的精神,地球空間有限,要不要儲存那麼多物質的東西,這個問題我還是存疑的。與其去儲存那麼多具體的物質,不如多讀一點我們古代的經典著作,我們民族傳統真正精神性的東西其實是記載在文字和書籍中的,而不只是留存在某個老物件上。現代社會出現了拜物主義,很多“懷舊”行為,有時候其實只是對物質的迷戀,而不是對傳統的尊重。現在很多人對於傳統文化的理解就是老物件、舊儀式,所謂“鑑寶”,最終關注的還是它的商品價值。事實上,我覺得傳統文化最重要的是其中的精神,我們傳承傳統文化,並不是傳承一件物品、一些技術上的問題,而應該是傳承它真正的內在精神。

還有一個心理基礎是,當代社會中的人們在面對新事物時內心有一種焦慮和不確定的、不安全的感覺。過去出現的新事物往往是可感可觸的,火車、汽車雖然是新的,但人們還可以把握。但是到現在,我們每天所面對的很多新問題是大家完全無法把握的,比如我們熱衷於討論金融、科技、人工智慧等等,大家耳熟能詳,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說清楚它們到底是什麼。對於這些新事物,人們一方面極度依賴,一方面又無法把握。在這種關係中,人類本身會產生焦慮,會時常有缺乏安全感的時刻,所以我們一邊急速發展,不停地出現新事物,另一方面又不停地“懷舊”“懷鄉”,對舊事物總有一種迷戀。

記 者:

小說中阿巴對於傳統的態度,其實也代表了您剛才所說的觀點。這個人物身上有某種矛盾性,他開始以祭師的身份參加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培訓班時,好多東西都記不住,被大家嘲笑為“冒牌的半吊子”,但另一方面,在大災發生之後,他卻成為了對故土和已故鄉親最堅定的守護者,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您是如何定位並把握阿巴這個人物的?

阿 來:

阿巴這個人物身上是有普遍性的,在現實生活中,我見到的一些所謂傳承人都有點“半吊子”。這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文明傳統並不是很順利地傳承下來的,“文革”對傳統文化形成了強力的阻斷,很多傳統在當時人們的思想中被切斷了。所以,直到今天,我們對傳統文化在內心的理解和認可其實並不徹底,很多人都是似懂非懂的。《雲中記》中的阿巴就是這樣,一開始他對於傳統文化是什麼其實並不是很清楚,但是災難的發生喚醒了他,喚醒了他對傳統的記憶、對傳統文化精神的理解,也喚醒了他作為“傳承人”的責任感。

記 者:

對作家來說,“穿梭生死”的寫作是很不容易的。《雲中記》透過阿巴實現了這一點。阿巴是雲中村人們與亡人溝通、與彼岸世界溝通的一座橋樑。與西方人不同的是,中國文化中一直缺乏“死亡教育”,對於死亡,我們好像除了恐懼之外一無所知。《雲中記》中,阿巴“向死而生”,某種程度上他也教給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面對死亡。

阿 來:

阿巴這個人物的命運一開始我並沒有明確的定位。在寫作的過程中,我跟他一起經歷、一起成長,到最後,他透過自己的行動和思考了悟了生死,參透了其中的關係和秘密。所以面對自己最後的結局,阿巴的內心是非常平靜的,甚至進入了一種偉大的境界。

中國人對待災難和對待死亡大多有三個階段的感覺,首先是你說的恐懼,接著是受震動,然後就是遺忘。我覺得“死亡教育”應該有兩方面內容,一是對於正在面對死亡的人,如何能夠平靜坦然地接受死亡,接受這是人的必然命運;還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當你面對他人的死亡時應該思考什麼,如何從別人的經歷投射到自己,思考自己的生存和生命價值以及死對生的意義,這是對每一個個體的生者,對整個社會和國家而言都很重要的深層問題。

記 者:

十餘年過去了,彼時語境中的很多喧囂如今已經趨於寧靜。就像您說的,我們好像已經進入了“遺忘”的階段。小說《雲中記》就像是一場對亡靈的告慰,告慰小說中的阿巴,更是告慰在那場災難中受災的靈魂。這次寫作,對您個人來說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嗎?

阿 來:

這樣的遺忘我真的看過太多太多了。地震發生之後,我第一時間趕到汶川,此後又去過北川、映秀等地。在現場,我眼見著救災人員、志願者的熱情一天天退卻,遺忘開始發生。最開始的半個月時間內,大家都沉浸在那種巨大的悲痛中,救災的熱情也都很高漲。半個月過去之後,這種熱情一天天的退卻、遞減,救災的人們每一天都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狀態。不用說現在已經過去了十餘年,我曾經親身經歷的遺忘的速度,是以天為單位計算的。

寫作《雲中記》,其實我並沒有想說告慰什麼人。在那場大地震中,受災的人裡面沒有一個是我自己熟悉的、身邊的人,但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看,我們人類都處於“生命共同體”之中,所以,他們的受難也是我的受難,他們的經歷也是我的經歷。因此,這次寫作其實就是記錄一段我與那些受難的人們、小說中的人們共同的經歷,記錄我們共同的沉痛的記憶。完成《雲中記》的寫作對我而言,首先是讓自己心中埋伏10年的創痛得到了一些撫慰,是我對自己那段經歷、那種感受的一個交代,那段記憶我永遠不會忘,但是寫完之後我心裡釋然了很多。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9年11月15日3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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