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季《中國》,見到中國人的溫良品格

原來,

杜甫也經歷過漫長的待業期,

關漢卿就是古代的斜槓青年,

海瑞竟也面臨職場上能力和情商的雙重考驗?

最早的KPI創始人是張居正……

近日,一些看過紀錄片《中國》第二季的年輕人在社交平臺上這樣熱議。

從歷史關照到當下,見仁見智,《中國》終究沒有辜負追隨了兩季的觀眾。

兩季《中國》,見到中國人的溫良品格

《中國》劇照

《中國》第二季仍用錢穆《中國史綱》所強調的“溫情與敬意”,詮釋中國人的文明源流與精神底色。推出後在教育界亦反響熱烈,不僅是清華、北大等高校教授對本片一路好評,很多家長及中小學生在看後也接連點贊。

“最衝擊我的還是它的畫面,整體非常唯美,尤其李白杜甫、宋徽宗那兩集。在安靜的背景下去呈現故事,演員去營造歷史的氛圍,和我們之前所看到、用更多聲音去烘托的紀錄片還是有很大區別的。”作為首層閱讀者,該片的總顧問之一、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彭勇的觀後感很直接,他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直言,“《中國》是我這些年來看過的影視劇裡,文字質量最高的作品之一。”

兩季《中國》,見到中國人的溫良品格

《中國》劇照,宋徽宗趙佶

專業和非專業觀眾的肯定,正是創作團隊所看重的,創作者功德圓滿,平生不枉做了一次“歷史的搬運工”。

《中國》並不是通史,而只是一個縮影,兩季共22集,其實講的是一個故事,把全片當成一個人的成長去領會,才更會真正理解主創的用心良苦。

總導演兼製片人李東珅這樣闡述:中國就像一個人,在春秋戰國時期樹立了三觀,在秦漢時期逐漸完善了體魄,形成了今天大一統的軍銜制的國家管理體系,魏晉南北朝那麼紛亂的時候,他開始成長,再後來他融合了外人的思想,成為了一個朝氣蓬勃的青年,當他覺得在巔峰的時候,也是一個下衰週期的開始,歷史有周期,歷史週期是客觀的。

突破

治大國如烹小鮮,講故事亦如此。《中國》的標題宏大,講述的方式卻很下沉。

看似輕描淡寫,在影像表達裡,卻儘可能同時展現了三種對話:人物與時代的對話、導演與人物的對話、觀眾與時代的對話。有了敦實的精神血肉,這也是每位觀眾都能在其中找到自我對照的原因。

從第一季開始,《中國》的影像表達就是極其主觀和詩性的,幾乎不正面表現歷史,而是透過看似不符合邏輯的戲劇化場景、加上強烈隱喻的文字,融合出一種意味深長的思辨。

片中常見到,一道門就是一座府邸,一屏風就是一座宮殿;一人一兵器代言一場戰爭。

第二季的變化,是從對國家本身的極度關注,開始關注到一些更加細節的人。

其實在第一季最後一集盛唐篇,已經有了變化。放棄了名垂青史的大人物,選擇了三位“小人物”作為主人公:正準備考試的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一對即將離婚的敦煌夫妻,一位長安城內的粟特商人。

在第二季,除了帝王名臣,如康熙、乾隆、張居正、海瑞外,還有詩人李白、杜甫,畫家張擇端、王希孟,劇作家關漢卿、僧人八思巴、道士劉秉忠、教授徐一夔、翻譯馬歡、書生徐子龍、農學家徐光啟、實業家張謇……

兩季《中國》,見到中國人的溫良品格

《中國》劇照,海瑞

歷史會留下每一個人的價值,他們各自的掙扎求存和思辨之光都值得被講述。

有時候,影視作品追求好看,會將重點放到人們喜聞樂見的戲劇衝突裡去,濾鏡之下難以返璞歸真。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彭勇覺得,比如明朝的兩集《臣子》和《季風》,最成功的地方是抓住了明代的基本特徵,打破了大眾固有的對明代一些陳舊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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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子》劇照

“《明朝那些事兒》《萬曆十五年》《明代特務政治》,包括吳晗的《朱元璋傳》,這些書對受眾的影響太大了,以及高中歷史書一提到明清,還是閉關鎖國,資本主義萌芽也是沒有萌生新的近代化因素等等”,彭勇感嘆,“這個觀念實在是太難扭轉了!”

事實上,他認為明朝整個社會處在一個從傳統到近代轉型的非常關鍵的時期,也是“國際化程度很高的一個發展階段”。

明末商業化出版空前繁榮,坊間刻書蔚然成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吳有性的《瘟疫論》、潘季馴的《河防—覽》、屠本畯的《閩中海錯疏》等一批足以比肩世界的科學著述先後問世。藉助商業化的出版方式,明代最為傑出的成就得以儲存和傳播,也讓中國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印跡。

彭勇認為,長期以來,很多學者都說明朝的學風很壞,因為明朝人喜歡抄別人的書,還沒有版權意識。

“但明朝的私人的販書刻書那麼發達,恰恰說明老百姓的閱讀量大了,尤其老百姓家裡也有好多旅遊的自助旅行圖,叫日用類書。《中國》確實下沉到了明朝的普通百姓,講到了閱讀和娛樂文化,這是很多作品幾乎並不關注的部分。”

片中這種關照還有很多處。比如講元朝的《市井》這一集,透過關漢卿,牽引諸如戲劇家楊顯之、白樸、馬致遠等對元曲產生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展現以戲劇為載體的儒家文化“下沉”到市井鄉野的演變過程,啟用中國人的精神基因。

兩季《中國》,見到中國人的溫良品格

《市井》劇照,關漢卿

總導演李東珅還指出一點:當文化開始下沉到市井的時候,民眾透過戲曲小說知道了“禮義廉恥,忠孝節烈”,這個時候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一個新的文化變化,我們有了“家國情懷”,有了“民族英雄”這樣的概念。

關漢卿在晚年時最著名的就是“我是一粒銅豌豆”,這是一個頗有自黑氣質的文人。在創作這一集時,“顛倒夢想”這個詞忽然蹦出來,李東珅總覺得,關漢卿特別像周星馳。

“在我們的畫面裡,他(關漢卿)始終是一個很沉重的表情,其實他生活裡非常搞笑,他內心痛苦外在嬉笑怒罵,他非常特別。寫他非常難,是因為他並沒有記載的歷史細節,我們只能從他的作品中感受他這個人。”

配音

在這一季,周濤和何炅輪流配一集。男聲溫潤祥和,女聲冷峻深邃。

兩季《中國》,見到中國人的溫良品格

《中國》劇照,何炅扮演的徐霞客

周濤的聲音被觀眾稱為“提神”的聲音,力道和理解恰到好處。

在周濤的理解中,《中國》的解說詞,有對於歷史事件和人物命運的描述,有主創的感慨,也有哲學和社會學的思考。這幾重內容統一於解說詞中,首先要求配音者對於文字有深入的理解和領悟,並且有調動自己聲音的能力和技巧,將“復調”式的內容融匯於有聲語言,在文字的有聲化之外,透過語調、氣息、停頓、起伏,將文字背後的複雜情感準確傳遞給觀眾。

在這次《中國》的創作中,周濤隱藏了觀眾熟悉的語言表達方式,更加深沉、冷峻。兩季相較,第二季則加入了溫暖的調性。

她表示,自己不是為了尋求變化而變,變化是依據片子的整體風格而來,同時也是自己經歷閱歷的變化。在整體把控上,她覺得,紀錄片裡,配音和畫面是對立統一的關係。解說詞文字內容可能遊離於畫面,但是聲音的情緒節奏跟畫面應該是和諧的。所以,配音創作要把握住全片的整體基調,在整體基調的統領下實現語言的大開大合或低迴婉轉……用語言為畫面潤色,用語言為主題點睛,用語言為情緒註解。

“正如克羅齊所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回眸歷史總是令人心生感慨唏噓不已。那一個個偉大而孤獨的背影,那一幕幕過往又似乎仍在眼前的畫面,讓我進一步感喟世事之無常,生命之脆弱。用聲音為歷史事件和人物樹碑立傳,傳達的導演的意圖,也是我個人的思考和理解。”周濤說。

當記者問到幕後有什麼好玩的點時,周濤簡而言之:導演本人是一個配音控。

倒也不驚訝,在第一季時她就曾透露,光是配70字左右的宣傳片,在錄音棚就待了整整三個半小時。對於“咬文嚼字”的難處,周濤認為,大家秉承著非常認真的態度,常常為了一句話、一個詞的表達方式進行反覆的商討和嘗試。不覺得難,因為覺得做的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文字

《中國》第二季從盛唐拐點講至辛亥革命,繼續梳理中國文化血脈傳承,鼓舞觀眾在鑑往知來中,更好地理解“今日中國是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

“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是今天這樣的?其實都是由無數時代的思想形成的。”在第一季,這個核心問句就有了。

《中國》的文字存在著很強的邏輯:首先文字一定是敘事主體,其次畫面不能成為文字敘事的負荷,它必須是增量,也就是影像要給文字敘事提供文字所沒有的東西,所以,文字和影像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分裂又統一的一個過程。

在第二季中,觀眾可以明顯感受到文字背後是海量歷史資料,一句旁白可能跨越了幾本書,看過正片,你會想要透過延伸閱讀去看到更多歷史中的細枝末節。而主創團隊也貼心製作出每一集的延展書目。

李東珅說:“我們在第一季的結尾講到,孔子與老子一儒一道成為未來中國人的雙重精神選擇。一千多年以後,杜甫李白,就好像是千年前的映照。他們身上映照出了一個開元,盛世從極盛到衰落的一個拐點的折射,它是一個命運的折射。”

的確,《中國》的文字值得反覆閱讀。

第六集《季風》片尾這樣說道:“那個為許多普通人探索和記錄下的時代,如同一陣季風,忽然來了,很快又去了,大明帝國就這樣走到了它的尾聲,下一次季風的到來,還要再等很多年。”

講到王希孟和《千里江山圖》時,旁白是這樣評述的:他如同迷一般的出現,又消失了。似乎,他來人間一趟,全部的意義只在於這一幅畫。

兩季《中國》,見到中國人的溫良品格

《中國》劇照,王希孟

在採訪中,李東珅叮囑再三,文字先讀一遍,看畫面再讀一遍,兩次的獲取資訊一定不一樣。

和第一季開播時的興奮不同,這一次李東珅顯得頗為語塞,大概所思所想已在片中盡數放下,話已窮盡,他告訴記者,《中國》第二季是自己對歷史題材電視紀錄片的終極理解,或許有一天,他會推翻今天的認知,但正像片中的人物不斷的掙扎、和解和失敗重來,創作的用心良苦也都是應當的,他只希望,每一個觀者都能真實感受到片中要傳達的力量。

如片中歷史人物,每個人都有一種東西叫天賦,有些人終其一生,都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使命,有些人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對李東珅而言,他始終會告訴自己,一定要努力把自己的使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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