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論 隱喻之殤

術論 隱喻之殤

引言

無論中西,隱喻之學都源遠流長。

在中國,先秦時期的孔子便提出了“能近取譬”的思想,宋代的陳騤在《文則》中更是系統地梳理了“取喻之法”並正式提出“隱喻”一詞,今人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的“譬喻”一節中明確地區別了“明喻”、“隱喻”和“暗喻”,為現代漢語的隱喻研究奠定了基礎。

在西方,亞里士多德最早在《修辭學》和《詩學》中科學地討論了“隱喻”,之後統治西方修辭學近兩千年的“比較論”和“替代論”都導源於此。直至1980年,萊考夫和約翰遜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的出版,為西方隱喻學拓展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人們對隱喻的認識從一種修飾性的修辭技巧上升為一種根本的認知方式。十數年之後,這種認知隱喻學的研究也在中國學界蔓延開來。

認知隱喻學突破了傳統的修辭學框架,後者的“隱喻”不僅包括了前者的“隱喻”,還包括了與之並列的“明喻”、“暗喻”、“提喻”等等,甚至可以說,整個人類語言都是隱喻性的。認知語言學將“隱喻”看作:在一定的語境下,用某一類事物談論另一類不同的事物,貫穿於各個語言層。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為一個“熱點向”的女性主義文字,在2017年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多方關注,後終因作者之死被推向高潮。然而,這一文字除了在內容上引起我們對某些社會性話題的關注之外,也在形式風格上引起我們對修辭的深入認知與反思。任何讀過此書並具有一定文學敏感度的人,都會詫異於文字中四處瀰漫的明喻、暗喻、隱喻等譬喻修辭,這使得我們不禁要用認知隱喻來分析它。然而,我們並不想以一個既定的理論來解剖這個文字,並將其裝入格局分明的箱子裡。我們要尋求的是理論與文字之間的相互刺激、相互反思、相互生髮。

在詞中沉浮的隱喻

亞里士多德曾在《修辭學》中對隱喻作如此看法:“隱喻是對借來之詞的使用,或者從種借來用於屬,或者從屬借來用於種,或者從屬借來用於屬,或者透過使用類比。”亞里士多德對“借來之詞”的四種情況的分析,基本上著眼於實體性的種屬。這類種屬在詞性範疇上即表現為名詞,因此。亞里士多德以來的修辭學隱喻研究,基本上只關注名詞性隱喻。但是在認知隱喻學看來,隱喻在句法範疇上,不僅表現為名詞性隱喻,還表現為動詞性隱喻、形容詞性隱喻、副詞性隱喻等等。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瀰漫性譬喻修辭在各個句法成分均有所表現,以下擇其代表性的例子摘錄並分析。

1。 名詞性隱喻

名詞性隱喻是體現在句中名詞上的隱喻,在句法中可以承擔主語、賓語、表語等,因此名詞性隱喻又可具體劃分為:充當主語的名詞性隱喻、充當動賓的名詞性隱喻和充當表語的名詞性隱喻。

1)光之手摸索她,看破她。

在例1)中,“光之手”是一個充當主語的名詞性隱喻,將車燈的光線譬喻“光之手”。

2)思琪的眼睛覆蓋著一層眼淚的膜。

在例2)中,“眼淚的膜”是一個充當動賓的名詞性隱喻,將眼中的淚水譬喻為“眼淚的膜”。

3)她們是一大一小的俄羅斯娃娃。

在例3)中,“俄羅斯娃娃”是一個充當表語的名詞性隱喻,將房思琪與許伊紋兩人譬喻為“俄羅斯娃娃”,暗示著她們精緻的外貌與被人玩弄的命運。

2。動詞性隱喻

動詞性隱喻是體現在句中動詞上的隱喻。

劉怡婷枯萎在房間正中央。

在上例中,“枯萎”是一個充當謂語的動詞性隱喻,將當時劉怡婷處在房間正中央的情態以用以形容花草凋亡的“枯萎”來描述,可見劉怡婷當時內心的沮喪與悲痛。

3。副詞性隱喻

副詞性隱喻是體現在句中副詞上的隱喻,在漢語中其實也就是狀語性隱喻。

一維哥哥玉樹地站在紅地毯的末端。

在上例中,“玉樹地”是一個充當狀語的副詞性隱喻,將一維哥哥挺拔的身姿譬喻為“玉樹”。

4。形容詞性隱喻

形容詞性隱喻是體現在句中形容詞上的隱喻。

房思琪有一張初生小羊的臉。

上例中,“初生小羊的”是一個修飾名詞的形容詞性隱喻,將房思琪的臉譬喻為初生小羊的臉。

以上所例舉的四類隱喻,都是從詞性的角度出發進行分類,喻體以詞彙的形式部分地呈現於句子中。

索緒爾說:“在話語中,各個詞,由於它們是連線在一起的,彼此結成了以語言的線條特性為基礎的關係,排除了同時發現兩個要素的可能性”,這種以線條特性為基礎的關係便是橫組合關係;另一方面,“在話語之外,各個有某種共同點的詞會在人們的記憶裡聯合起來,構成具備各種關係的集合”,這種在可見的詞序之外存在於記憶與聯想中的集合便是縱聚合關係。

通常,一個句子以“主謂賓”為核心,以“定狀補”為補充,從而形成一個橫組合結構,而隱喻便是阻斷人們對句子“自動化”的橫組合程序,在某一個節點上進行縱聚合的操作,替換上一個“陌生化”的喻體。

比如“劉怡婷枯萎在房間正中央”一句,在一個“自動化”的造句流程中,“劉怡婷”之後的動詞應該是“站”、“坐”、“蹲”等,但這裡卻用了“枯萎”,其內涵遠比之前的動詞更為豐富。當然,陌生化也有程度的深淺之分,較之於上例的“枯萎”,“一張小羊的”的隱喻就讓人熟悉得多,陌生化的程度就低。不過,陌生化並不是判斷隱喻的標誌,某些“死喻”完全是“自動化”地產出了。

雖然隱喻不侷限於名詞性隱喻,但是喻體通常有一種源於被名詞指稱的獨立實體的特徵性形象感。譬如,“初生的小羊”可作形容性隱喻,但“白白的”則不可;同樣的,“玉樹地”可作形容詞性隱喻,但“高高地”則不可。即便是“枯萎”這樣的並非指向某個獨立實體的過程性動詞,也因我們腦海中聯想到的潛在的花卉主語而獲得獨特的形象感。

這裡,有值得注意的一點,即“喻體”之“體”其實與靜態的“物體”不相等同,既不與桌子椅子之類的物理體相同,也不與鳳凰麒麟之類的想象體相同,它可能是“枯萎”這樣一個動態的過程性事件。儘管,作為一個概念指稱,“喻體”可以被給予更多的內涵以獲得理論自洽,但“體”之一詞仍然囿於日常經驗,在拓樸能力上受到限制。

來自“域”的認知拓樸

萊考夫與約翰遜在其所著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提出了“源始域”與“目標域”的概念,近似於漢語中的“喻體”與“本體”。因而,有些學者在論著中將其轉化為“喻體域”與“本體域”。

表面上看,這不過是譯名的差異而已,但實際上卻透露出中西研究理路的差異。仔細一看,我們就會發現始源域/目標域與喻體/本體兩組概念在字面上存在著倒錯關係,“始源域”站在了“本體”的對立面。在萊考夫等人看來,目標域的敞亮來自始源域的投射(並非純粹的單向投射,也存在互動,但始源域更為優先更為主導),源始域是思維的基底。但是在漢語的日常修辭中,喻體只是有助於對本體的理解,喻體對本體來說是不唯一的,本體不賴於喻體而存在。

我以為,之所以有如此的差異,乃是因為萊考夫等人是從認知的角度研究日常語言,而漢語修辭學是從修辭的角度研究文學化的語言。相對而言,前者更為基礎更為根本。我們雖然試圖借鑑認知隱喻學來研究一個文學文字,但也並不能全套照搬,最終取捨的結果應當是:從認知的角度來研究文學語言。

就“始源域”和“目標域”這組詞彙來說,對我們最有價值的應當是“域”,它不像“體”那樣給予人們一種具象感和實體感,而是以一個空間的形態存在。這個空間不僅以三維態容納“小羊”、“玉樹”之類的具象實物,也以四維態容納“花卉枯萎”這樣的行為過程,是一個沒有明確邊界的拓撲空間,施喻者和受喻者共同參與其中。

具有“本體域”與“隱喻域”這樣的空間意識之後,我們反觀之前的各類詞性隱喻,就會意識到,詞性隱喻是其實是“域”的部分敞開。“玉樹”、“小羊”、“俄羅斯娃娃”等都不會孤零零地在世界上,玉樹需要花壇,小羊需要牧羊犬看護、俄羅斯娃娃需要棉絮填充,它們都有自己的內在的屬性特徵或外在的結構關係。作者在使用它們作隱喻時,只是剛好把焦點對在了它們身上,背景被暫時虛化、內裡也被隱匿。

以“羊”為例來分析,在小說中,作者不僅常常以“羊”來比擬房思琪與許伊紋,而且還出現了“牧羊犬”、“懸崖”、“狗嚎”等意象,摘錄如下:

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罪惡感是古老而血統純正的牧羊犬。一個個小女生是在學會走穩之前就被逼著跑起來的犢羊。那他是什麼?他是最受歡迎又最歡迎的懸崖。

他趴在她身上狗嚎的時候,她確確實實感覺到心裡有什麼被他捅死了。

由此可見,當作者以“羊”來比擬房思琪與許伊紋的形象舉止時,她所要求的並不只是形似而已。在作者的腦海中,其實有著一個延展開的喻體域,與人物所處的本體域形成對映關係:許伊紋與房思琪是“羊”;羞恥心是“牧羊犬”;李國華是“懸崖”亦是“狗”。透過這個對映關係,我們看到了危險、看到了強弱,對房思琪與李國華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感性理解。

在“羊”這一例子中,本體域和隱喻域都是清晰的,兩者榫接鉚合。但還有不少隱喻,它們的本體域是晦暗不清的,需要隱喻域的暗示與照亮。譬如下面一例:

冷風像一個從不信中醫的人在遍嘗西醫療法而無效之後去給針灸了滿臉。

乍看之下,這個句子就給人怪怪的感覺。“像”字前後的內容,令人覺得實在不像。實際上,“像”字之前有所省略,完整的說法是:“冷風吹在臉上(的感覺)”。然而即便作了成分補充,我們也會對“像”之後的內容產生困惑,因為我們的腦海中存在著一個更簡潔的說法:“冷風吹在臉上(的感覺)像去給針灸了滿臉”,何必要多費筆墨說“一個從不信中醫的人在遍嘗西醫療法而無效之後”?這僅僅是一個贅語嗎?其實不然。

首先看這個“喻體域”,其中包含著去信西醫不得而只好來信中醫的往返結構,以及西醫無效而求助中醫的失望與無奈的情緒。再看“本體域”,我們的眼光不能侷限於“冷風”,“冷風”不過是本體域交付給句子的一部分。從更大的語境看,劉怡婷是在公寓一樓大廳聽到許伊紋被家暴之後匆匆回到大街上,由此有了被冷風吹的感覺。藉助之前喻體域的結構與情緒對映,我們可以發現本體域也有著類似的結構與情緒:淺層的行為結構是劉怡婷回到公寓又離開公寓的往返結構;深層的情緒結構是劉怡婷所信仰的許伊紋的婚姻神話的破滅。可見,喻體域對本體域的結構對映,能夠促使我們梳理和反思後者。

在上例中,本體域在喻體域的暗示下,尚且能從文字中梳理出一個脈絡,我們在後知後覺中看到它的自足性與自明性。但是,在另一些情況下,本體域則完全是一團星雲,只能用最籠統最概念化的詞彙來指稱。這類本體域主要聚焦於兩類:一是政治、民主、自由等抽象概念;二是高興、快樂、悲傷等情緒概念。

儘管我們的辭典中有對它們的權威的專業的解釋,但對於他們的理解仍然是一種抽象的舞蹈。小說中即有對一場以“慈善”籌辦的湯圓會的描寫,劉怡婷翻辭典查到的“慈善”是“仁慈善良,富同情心。”在她看來,這與幾位媽媽們所說的並不一樣,她們不過把這個活動當作孩子們一份應有的經歷而已。在此,“慈善”的能指與所指相脫離,成為一個空洞的能指。

一切文學都在儘可能地遠離這種空洞的能指,遠離虛無之境。本書的作者也謹慎地使用上述概念名詞,甚至多數時候直接拒斥掉悲傷、快樂、迷惑之類的詞彙,代之以“感覺像”、“覺得像”、“感到像”等詞語。比如下面這句:

摸學校制服上繡的學號,那感覺就像扶著古蹟的圍牆白日夢時突然摸到乾硬的口香糖,那感覺一定就像在流利的生命之演講裡突然忘記一個最簡單的詞。

在這個例子中,本體域就是“那感覺”——這完全是一個星雲狀的描述,而喻體域就是兩個“就像”之後的內容。如果沒有“就像”之後的喻體域,我們對“那感覺”的本體域便無從感知。但即便作者以“悲傷”、“痛苦”之類的詞彙來代替“那感覺”,其實也無法與“就像”之後的喻體域自洽。甚至,在整個《辭海》中也無法找到兼具“突然摸到”與“突然忘記”兩個元素的詞彙。

至此,我們不得不反思:在次序上優先出現的本體域是否是實在的?是否具有內部特徵、結構與意蘊?我認為沒有。在語義層面上,它只是一個空的容器,一個懸置的符號,等待著接受喻體域的對映。接受對映的本體域獲得了語義上的完滿,但是卻完全失去了自身。雖然,“那感覺”是“空”的,但這個“空”不是“空洞”,恰恰相反,這是魯迅沉默時感到的圓滿,它先於語言而存在,或者說,它產生了語言。然而,分化的語言和秩序的語法已無從呈現它們的母體。

在文學文字之外

如果我們能接受一個詞的隱喻,一個句子的隱喻,那麼我們最終也沒有理由拒絕一部作品的隱喻。將作者林奕含的本人經歷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部作品並列在一起,分別看作本體域和喻體域,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在兩者的互相闡發下,我們可以看到雙方的深層結構以及矛盾衝突的張力。

1. “屎”的開局與終局

小說開篇,即寫了一場與“屎”有關的鬧劇。宴會上,劉怡婷覺得躺在白瓷大盤底的海參像屎,並隨即被自己的想法嗆到而吐出了口中的海參。當家長問其緣由時,為了避免直說“吃屎”,她就用了另一個不甚懂的詞:口交。作者對此評論道:“運用一個你其實並不懂的詞,這根本是犯罪,就像一個人心中沒有愛卻說我愛你一樣。”整個小說,其實就是“一個人心中沒有愛卻說我愛你”的故事。

小說中部,許伊紋對房思琪和劉怡婷說:“屎在馬爾克斯的作品裡,常常可以象徵生活中每天都要面對的荒蕪感,也就是說,排洩排遺讓角色從生活中的荒蕪見識到生命的荒蕪。”我們可以聯想到《沒有人給她寫信的上校》的最後一句話:“吃屎!”生活就是要咀嚼荒誕感。比較文學博士許伊紋為屎賦予了形而上的意義。

小說後記,自殺未遂被縛在床的林奕含寫道:“自尊?自尊是什麼?自尊不過是護理師把圍簾拉起來,便盆塞到底下,我可以準確無誤地拉在裡面。”這裡的屎,是真正的屎。

若把小說當作隱喻域,後記當作現實本體域之一角,那麼兩處的“屎”形成的是一個雙重影像,誰也沒有遮蔽誰,惡臭與芬芳,卑微與崇高,抽象與具象,同在。然而,在它們當中,其出現的順序卻與上面所列的恰好相反。便盆裡的屎引發了話語的屎,繼而是形而上的屎。只有在這個荒誕而荒涼的“屎”路下,我們才明白一個人的困境。

2.三個“林奕含”

寫作,為了什麼?對於林奕含來說,這是自我療傷的一部分,在雨夜裡,寫下文字,把另一個靈魂從身體裡挑出來,掛在燈下,久久地看。

在精神創傷的治療中,即有一種心理脫敏療法,按照恐懼和焦慮等級,逐步引導患者說出或寫下創傷經歷。在小說後記中,我們便看到,心理治療師同樣在鼓勵作者寫日記。《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便是建立在這些日記的基礎上。

小說中的三個女性角色,實質上都是林奕含的分身,它們隱喻了不同空間下的林奕含。

劉怡婷是林奕含未曾謀面的故鄉。她原本是房思琪靈魂的雙胞胎,但在性侵事件後兩人便在精神上分道揚鑣,對房思琪參雜著世俗化的理解。雖然她最後醒悟過來,明白了房思琪曾經的煎熬與苦痛,甚至想遍嘗她的痛苦以獲得共情,但是卻被李國華粗暴而滑稽地拒絕了。他者的共情是可能的嗎?林奕含沒有樂觀的看法。

林奕含的夢想是一面寫小說,一面像大江健三郎所說的:從書呆子變成讀書人,再從讀書人變成知識分子。作為比較文學博士,許伊紋是最接近林奕含夢想的。然而,她走向知識分子的道路終究被與一維的婚姻打斷了。但慶幸的是,毛毛出現了,挽救了許伊紋;同樣慶幸的是,B出現了,挽救了林奕含。許伊紋原本是林奕含對婚姻的超前想象,但最終落回到她現階段的愛情中。

至於房思琪,已無需多說,她是最貼近林奕含的,揮之不去的。

3.話語與隱喻

林奕含在生前的採訪中說,對於這部小說,她更願意概括為“一個女孩愛上誘姦犯”的故事。我們不能對小說中的強暴誘姦視若無睹,但是其中的“愛”卻更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因素。有愛,就有愛的話語;有話語,就有話語的權力運作。而隱喻,是權力最隱蔽、最溫柔、最危險的運作樞紐。

在李國華所有愛情話語中,隱喻始終貫穿其中。在第一次強暴房思琪之後,李國華便將其稱為“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師節禮物”。藉助這個隱喻,李國華巧妙地將自己主動位的強暴變成了被動位的接受,而房思琪則從一個被性侵的女孩變成一個主動交出的禮物。兩者之間的被動與主動,施害與受害的關係完全顛倒了過來。

此外,李國華在與房思琪的交往中,始終在有意地構築一個不倫的戀愛神話。譬如他曾對房思琪引用了一個胡蘭成的句子“跟你在一起,好像喜怒哀樂都沒有了名字”。如果我們回憶起之前所說的詞性隱喻,那麼這句話其實就相當於一個詞,嵌入了李國華與房思琪線性發展的橫組合關係中。如此一來,我們便看到了一個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喻體域世界,李國華試圖藉助自己的話語優勢將其對映到他與房思琪的本體域世界中。喻體域對本體域的對映,有時會產生無中生有的東西,這正是隱喻的危險之處。

在小說中,房思琪和劉怡婷都有著近乎病態的隱喻癖好,她們對現實世界的感知是藉助隱喻達成的,倒十分符合始源域/目標域的認知語言思路。然而,若看到文字外的作者,我們就會明白,這個隱喻癖歸根結底是屬於林奕含的。但是,林奕含的隱喻癖從何而來呢?這要求我們再次將目光移回房思琪與劉怡婷。

小說中沒有交代劉怡婷為何喜歡譬喻,但卻交代了房思琪為何喜歡譬喻。當房思琪被第一次強暴時,“她腦子裡開始自動生產譬喻句子”。最初,譬喻可能是討好老師的修辭,但後來則是生存下去的精神麻藥。房思琪扯下天堂的棉絮,按壓住地獄的傷口。不過,這一切終究在童軍繩中結束了,李國華撕碎了自己的愛情神話,房思琪微末的譬喻拼湊不回這偌大的空洞。

結束語

這本該是一篇論文,但現在不是了。在磕腳的論文規範與直率的思想記錄之間,我選擇了後者。沒有一個理論能完滿地解釋一個文字,即便專為一個文字建構一個理論,也難以免除削足適履的弊病。當然,文學批評完全不必為此裹足不前,畢竟把盲人的意見綜合在一起,也會有大象的樣子。問題在於,有些人(比如我)僭越規矩亂摸一通,心下直嘀咕:這是什麼鬼?不能論文,亦不能與瞎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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