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載畫的杜甫和他對竹的態度: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公元764年正月,準備離開四川的杜甫,聽聞好友嚴武,再度被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感覺又有了投奔的物件,於是和家人決定再返成都。

還沒抵達草堂,老杜就開始為自己所種的四株小松樹擔心,他預設自己不在的這段時間,小松樹有限的生存環境,恐怕已被竹子們霸佔了,於是惡狠狠地對著想象中瘋狂亂長的竹子,一頓好罵。

杜甫罵竹,其原因在這首詩——《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其四中,最後兩句道明瞭原委: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老杜說的“三年”,其實是有些誇張的成分。

從寶應元年六月離開成都草堂,到廣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64年二月,再返成都,杜甫在四川三臺、閬中一帶,實際上飄泊了1年零8個月左右,“三年奔走空皮骨”說的,就是這段時間所受的窩囊氣。

然而,幾乎在此七年前,安祿山就被安慶緒安排人給做掉了;也在一年前,唐朝官軍連續收復河南、河北,杜甫和老妻還“漫卷詩書喜欲狂”過一回兒,安史之亂不是說早已正式劃上句號了嗎?但老杜和自己的一家子人,為什麼還要在四川浪跡,又是誰,給了杜甫這番窩囊氣受呢?

在上一集內容,我們借杜甫那首《題玄武禪師屋壁》的題畫詩,瞭解了他所推崇的兩位大神:顧愷之和慧遠大師,這兩位大神們所代表的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藝術家,在他們所留下作品和創作理論中,鮮有對竹的特殊關照。

杜甫那首《題玄武禪師屋壁》,作於公元762年,即唐代宗寶應元年。

寶應元年四月,大唐公司前任兩屆董事長——唐玄宗和唐肅宗父子相繼去世,唐代宗即位。唐代宗上任後,欲啟用杜甫的好友嚴武,由高適接替其成都尹的職位。

這年六月,嚴武奉詔入朝,杜甫相送。這一送就送出好幾百裡,一直送到綿陽,兩人哼著“長亭外、古道邊”欲罷不能。

杜甫和嚴武在綿陽喝著酒,唱著“長亭外、古道邊”時,一個名叫徐知道的傢伙卻開始在四川造反,這不光阻止了嚴武出川之路,也讓老杜回不了草堂,只能在三臺附近流浪。

徐知道的叛亂雖然和很快被剿滅,但整個四川卻因此再度陷入兵荒馬亂。直到又過了兩年後,公元764年正月,嚴武被再度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杜甫這才起了返回成都,投奔這位四川地區、軍政一把手的念頭。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也就是他這次重返回草堂所作。

因為那個不懂事的徐知道,害得自己一家子四處漂流、狼狽不堪,於是將一肚子火都撒在草堂周邊的“竹”身上。

後人常借老杜這兩句詩說事,一些能“幹大事”的人特別愛用。他們將“惡竹應須斬萬竿”理解為愛憎分明、嫉惡如仇、除惡務盡、下手要狠、要穩,也算是給自己戾氣,尋找些理由吧。這多少有濫用之嫌。

以詩載畫的杜甫和他對竹的態度: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插圖:《明皇幸蜀圖》區域性 李昭道(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老杜罵竹,其實是發洩自己的窩囊氣,同時也烘托自己對松的偏好。對於松樹這種俊秀挺拔,四季常青的植物——老杜心中明顯很偏袒,其實竹也何嘗不是如此呢?

若是將老杜這種個人小情緒,放置到唐時期,整體的文藝界來看,重視松、輕視竹,的確是一件普遍的文化現象。

盛唐時期的文壇領袖們,把大量的筆墨留給了松樹、柏樹、桃樹、梨樹、李樹、杏樹、柳樹、芙蓉、牡丹、芍藥,甚至對西域進口的菩提樹、蓮花、娑羅樹和葡萄這類舶來品也關愛有加。

他們與三國、兩晉和南北朝時期的人們抱著同樣的看法:竹,只不過是一件可有可無的道具或背景。

你可能要說,李白不是寫過“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峰”、“竹色溪下綠,荷花鏡裡香”嗎?

王維不是吟誦過“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嗎?

老杜自己不也留下過:“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歷歷羽林影,疏疏煙露姿”,這類詠竹的詩句嗎?

這倒是沒錯的。

可若細細品讀讀李白、老杜和王維這些詩作,他們僅僅將竹看著一類普通的植物,以及由其營造的景觀來讚頌,儘管將竹納入了“社會美”的範疇,但距離將其人格化還有一定距離。特別是杜甫自己,寧願將自比作雄鷹、瘦馬或者青松,就壓根沒有把自己也作為竹子中的一員,也從未將自己的道德水準與竹的“有節”、“虛心”等等品質掛上鉤。

這一時期的文化界人士,與三國、兩晉和南北朝的意見領袖們,抱著同樣的看法:竹,只不過是詩歌、繪畫中的一件可有可無的美學道具,都還不至於像蘇軾那般患上一種強迫症:寧肯不吃肉,也必須得弄幾根竹子載到自家院子裡。

儘管將杜甫這個名字與“詩聖”聯絡起來,要算晚明時期文學家王穉(zhì)登首開先河,但這並不意味著,此前,杜甫在文學、藝術界以至思想界的地位就被人忽視。

實際上,作為“詩史”的杜詩中,有超過30多首觀畫詩、題畫詩和乞畫詩,這些詩作反映了杜甫與盛唐時幾乎所有知名畫家的交往,蘇軾曾寫道:“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將杜甫的詩與翰乾的畫聯絡在一起,蘇軾這一類比並非牽強。

杜甫用一位詩人敏銳、細緻、深刻的觀察以及非凡的想象力,為我們呈現出他那個時代——從盛唐到中晚唐諸多畫家和他們的作品,以及他對繪畫作品、風格、技法的評論與見解。

在杜甫的詩作裡,有對前朝顧愷之的維摩詰圖的讚譽,也有對當時曹霸、韓幹和韋偃畫馬的技藝描繪,他觀摩過韋偃的雙松圖、王宰山水圖、薛稷的鶴、玄都道士的青松,也還寫過《畫鷹》、《畫鶻行》、《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姜楚公畫角鷹歌》、《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等等,堪稱用詩歌記錄了唐朝一部繪畫史。

然而,在杜甫所有有關繪畫的詩作裡,找不到以竹作為創作主題的畫作以及對技法的描繪。他的記載,與日後張彥遠、朱景玄等藝術史作者們類似。

初唐、盛唐時期的畫家們對竹的忽略,來自於魏晉時期的傳統。在上兩集內容中,我們都提到的兩位南朝畫家顧景秀和陸探微,在史家對他們畫作的記載中零星提到過出現竹的作品,但他們除了道釋人物畫外,更被後世歸為“蟬雀”一類的花鳥畫家,顧景秀則以畫蟬雀著名於世,在扇上畫蟬雀這一題材由他與當時顧寶光等人共同開創。而陸探微也曾經作過類似的《蟬雀圖》。

在此之後,由隨入唐之際,詩歌、音樂與繪畫,都逐漸迎來了大變革,具體表現在:人物畫精到,配景亦見進步,佛像繪畫深受外來影響。

而到了盛唐時期,繪畫則迎來了一次大繁榮,這不光體現在作品眾多、畫家技術的提高,而是有了一種劃時代的風格轉換:具有中國特色的道釋人物繪畫開始形成;另一方面則是山水畫,獲得了真正的獨立地位。這在杜甫的詩歌中,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出來。

那麼,在這一由變革、轉折到繁榮的繪畫史歷程中,所留下的影象裡,能否發現竹的身影呢?

下一集,我們將結合中國美術史上留存的,這一時期的系列作品,再為您詳細介紹。

注:

本文為“午後品味”與“船長讀畫”聯合出品的中國美術史系列語音類節目,歡迎您收聽。

附錄

:廣德二年,公元764年二月,杜甫作過五首《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其中提及嚴鄭公,既是嚴武,在此前一年他被封為鄭國公。杜甫五首詩作中有三首提到了竹。分別是:

【其一】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

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

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

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其三】

竹寒沙碧浣花溪,菱刺藤梢咫尺迷。

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

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

豈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其四】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生理只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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