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見|王太慶:試論外國哲學著作的漢語翻譯問題(選錄)

本文來源:王太慶譯《柏拉圖對話集》附錄

轉自:外國哲學研究

用古漢語譯印歐語原著,困難是很大的。就是用現代漢語,也不是沒有困難。難在印歐語的分析性強,漢語比較籠統,使用漢語的人也有籠統的傾向。根本問題在於改變這種傾向,使漢語的表達精密起來而又不囉嗦。這個任務在“五四”以後開始突出,首先是改用白話文。現代漢語的表現能力和彈性比古漢語強,因為現代生活本身比古代豐富得多,細密得多,要求語言儘可能表現它,能松能緊才行。不用白話文,哲學翻譯就只能依稀彷彿,精確不起來,不能滿足科學的要求,至多做到嚴復那樣的達旨。改用白話文,其實不只是不用文言文,而且包含著改造白話文。原來的口語長期以來不用於文字,用起來虛弱得很,粗率得很,語詞不夠,語法模糊,而且漢語方言眾多,缺乏規範。這個改造漢語普通話的過程在解放前進行了三十來年,解放後又進行了三十來年,到今天才有這個樣子,但還不是大功告成,而是仍須不斷努力。如果沒這七十年來的努力,我們的翻譯水平就只能落後。我們拿出解放前的譯本和“五四”前的譯本、今天的譯本一比,就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差別。香港、臺灣現在出版的譯本,我們看起來感到譯文陳舊,主要是由於那些地方缺少了解放後的改造。

這改造主要表現為新詞的創立,語法的精確化,複合句的靈活處理。

依靠的是對外國哲學的理解加深,對邏輯的認識加深,對漢語語法的意識加深。

“五四”以前對外國哲學的理解較淺,不能見其真相,就只能用模糊的詞句翻譯,例如 Bourgeois 就曾譯為“豪紳”。以後知道的多了,發現“豪紳”不對,才改為“布林喬亞”,又發現音譯不解決問題,才改為“資產階級”。邏輯和語法是過去的中國人最忽視的,然而印度人和西方人卻很重視,他們邏輯謹嚴的文章,我們譯不準,因為翻譯手段本來不夠,同時自己又不管邏輯,而且對漢語語法一般不加理睬,那就只好馬馬虎虎。

這些年來,我們的哲學譯文有不少進步,這是大家深入研究內容,講究邏輯,鑽研語法的結果,同時也是使用對立統一的辯證法的結果。但是應當說還不夠,這表現在好幾方面,例如:

(1)遣詞不當。

例如 первичное(the primary)譯成“第一性的現象”。第一性的怎麼能還是現象?這“現象”一詞是用了一般口頭語的意義,以為等於“東西”,可是哲學術語“現象”是相對於“本體”的,在這裡不能用,用了等於自打耳光,形成邏輯矛盾。毛病出在缺少語意分析上。

(2)將印歐語的語法形式直接搬入漢語。

例如拉丁語的字首 prae-(pre-,pré-,vor,Ao-)被譯成“前××”,如“前資本主義”、“前蘇格拉底”、“前批判”等等。印歐語一般都把介詞放在前面,所以稱為 praepositio,即“前××”或“後××”的形式,我們把它照搬到漢語裡,而漢語的介詞是後置詞,即“××前”或“××後”的形式,因此發生衝突,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人們根據漢語習慣來猜,以為“前××”是“前面那個××”,如“前漢”、“前邊”、“前人”之類,萬萬想不到是“漢以前”……的意思。當然,造那些服從外國語法的新詞的人並沒有想到用“前戰”代替“戰前”,用“前解放”代替“解放前”,那是他們究竟不能全拋漢語語法的緣故。這種做法的毛病在於不知道語法不能搬家,在哪裡就得守哪裡的法律,不守就要治罪。

(3)把漢語的虛字當印歐語的用。

例如把漢語“和”字看成英語 and(et,und,i,u)的等價物,一遇 and 就譯成“和”。這樣的譯文就成了用漢語詞按英語語法寫成的非英語亦非漢語,和翻譯電報碼差不多了。“和”跟 and 的確在邏輯上是等價的,即 p·q 裡的·,但是從語法上看卻是不同的,用法不一樣,而且這用法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客觀規律的。在漢語裡,不容許違犯“和”的規律,正如在英語裡不容許違犯 and 的用法規律一樣。具體語言的規律以邏輯規律為依據,卻不等於邏輯規律。不懂邏輯會犯根本性的錯誤,只管邏輯不管具體的語法則會犯張冠李戴的錯誤,後一種錯誤也是不能容許的,犯了就會造成不達。翻譯要懂邏輯,也要懂一般的語言學原理,還要懂具體語言的用法,包括原文的和譯文的。我們在這一方面工夫下得還不夠。

(4)把文言的虛字當白話的用。

例如遇到“的”過多說不明白,就換幾個“之”字。“的”和“之”確實等價,但也確實不是一回事,其不同和兩種語言的同義詞不能混用一樣,我們在英語中並不能因為 and 過多而換上幾個 et,就是這個道理。“的”字過多的問題只能改變句子結構來解決,用省事的辦法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使人明白。我們的白話文用的是和文言文相同的漢字,給我們造成文白不分的幻覺,以為等價,甚至以為文言詞比白話詞美,該用”也”字的地方偏偏用“亦”,該用“就”字的地方偏偏寫“便”,或者寫“則”。我們還沒有意識到白話文必須徹底擺脫文言文的枷鎖,才能在廣闊的天地間昌盛發展,也只有在得到自由發展的情況下,才能吸收文言文中間有用的成分來豐富自己。豐富當然要透過消化吸收,而不是生吞活剝,那樣做只能是貼些異物,不是真的長了肉。我們還有一些情況,拿來一個文言詞,再加上個白話尾巴,冒充白話詞,例如用“導致”、“涉及”之類加個“到”字,就是這樣。我們對白話和文言,也像對於外語和漢語一樣,還需要加強知己知彼的工夫。

總起來說,我們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使用了唯物辯證法,在哲學翻譯上有了長足的進展,但是新的任務正在以更大的壓力要求我們進一步鑽研和使用唯物辯證法。

既然如此,我們該怎麼辦?

首先,我們應當從原則說起。

哲學翻譯的目的,是為了開擴眼界,增長見識,促進哲學研究,提高思想水平,以利於革命實踐,即中國的現代化。這一點,我們本來是明白的。在解放之初,多數人都對哲學抱著極大的熱情,付出無私的努力,也得到眾所周知的效果。但是,曾幾何時,情況變了,人們不重視哲學了,對它冷淡了,甚至厭惡了。那是由於有些人意在謀私,見到哲學的威望,以為可以利用,於是把它壟斷起來,上下其手,拿來嚇唬老百姓,把它變成爭權奪利的工具。人們上了他們的當,吃了大虧,看透了他們手裡的所謂“哲學”並不是什麼真理,而是騙人的詭辯,甚至是害人的蒙汗藥。但是人們哲學水平不高,分辨不了其中之假和假中之真,因而不加分別地把哲學籠統地加以否定。這否定是不幸的,但也是必然的,它會帶來新的局面: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今天年輕的中國人正在對哲學興起新的熱潮,長江後浪推前浪,正是歷史的辯證法的明證。

要發展哲學思想,就必須讓思想從少數人手裡解脫出來,結束壟斷狀態。

要做到這一步,需要放眼縱觀古往今來的人類智慧成果,這就是哲學翻譯翻身光大的條件。即使現在人們的眼光還受到一定限制,只看到目前某些惹人注目的新鮮現象,往後一定會看到那些在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的光輝里程碑。翻譯有前途,而且任重道遠,需要我們為它準備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深入研究外國哲學史,

突破以往的窠臼,使人們看到光明,產生進一步的鬥志。為此必須改革我們近乎經院的學校教育制度,讓喜愛智慧的人代替別有用心的利祿之徒,讓他們學到有益的基本知識而不是浪費時間精力於教條。從事哲學翻譯的人必須是懂哲學的人,而不是隻會幾句外語。為此也必須改革外語教育,不能只造就僅會外語而沒有文化的所謂專業人才,應該面向廣大學生,讓他們在學習專業的同時學好外語,專門外語院校則負責提高有一定專業水平的人的外語水平。

第二個條件是大力提高漢語水平

,漢語不通的人是不堪翻譯重任的。今天這種現象相當普遍,大學生的卷子很難看,別字連篇,語法不通,甚至不會用標點。應該說,這是一個民族的奇恥大辱,我們必須雪恥。在過去的封建時代,一個王朝只有在行將滅亡的時期才出現語文程度低落的現象,例如明朝末年,而一個新興的王朝首先必須革除這方面的弊政,例如清朝初年。我們是在解放以後,應當深思。過去一個時期輕視知識、蔑視知識分子的錯誤偏向必須徹底扭轉,給小學教師、中學教師以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因為包括語文在內的基本知識水平低落不是大學裡所能糾正的,小學教師才是教育界的父母官。

第三個條件是加強邏輯教育。

翻譯必須頭腦清楚,不能似是而非或張冠李戴。治療馬虎毛病的最好辦法還是學邏輯。邏輯也可以辦業餘教育,成人教育,但必須列入正規教育,要成為國家考試的必修科目,因為在我們國家考試是最有效的方式,科舉是這樣,我們也能這樣辦。

以上這些議論都不是什麼新意,而是我在四十來年受教育和從事哲學翻譯工作中點滴匯成的。哲學翻譯的教育很重要,賀自昭先生既教了我哲學,又教了我翻譯哲學的辦法。他主持哲學編譯會,並不是僅僅用行政管理的方式分配任務、收取成果,而是要求研究,要撰寫導言、進行討論的,而且他親自校閱並親手修改譯文,要求提高質量。我的另一位老師陳康先生則從哲學翻譯的理論上給了我們深刻教育,教我們把翻譯看成一件嚴肅的事業。我在以後的工作中雖沒有把他們的教導當教條背,卻時時在心,還在遇到問題的時候接著往下想。我不能忘記自己接受教育的母校西南聯合大學,也不能忘記我一直在工作的北京大學,因此我希望後之來者也能有這樣的教育條件,而不止是設法和出版社簽訂些合同。但願我國的哲學翻譯事業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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