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稼由來關宦跡——古潮州立春節俗遺韻

觀稼由來關宦跡——古潮州立春節俗遺韻

春滿神州(青田石) 盧偉銘作

自古為歲首禮俗所重的二十四節氣之首的立春,古又稱立春節、正月節、改歲、歲旦等,有著悠久的歷史積澱,蘊含了豐厚的文化內涵,衍生了大量與之相關的歲時節令文化。可以說,立春由節氣演化為一個傳統節日是自古以來的,舊時從官府到民間,都十分重視。立春時節,人們要進行祭祖,迎句芒神慶賀祭典等迎春活動;要送“春牛圖”報春,要“鞭(打)春牛”;民間習慣要吃蘿蔔、姜、蔥、麵餅、春餅,稱之為“咬春”;婦女要剪出各種春天裡的動物的形狀進行裝飾,這些或戴於頭上,或貼在門窗屏風戶外,或於戶外立“春幡”的裝飾物,稱為“勝”,此習沿成剪戴“春勝”的風俗;再到立春日出遊探春開始發展成踏青遊春的民俗等等形式的全民迎春活動。系列豐富多姿,隆重熱烈的節俗生活,在古潮州地區很長一段時間也得以保留下來,並演化成了一個熱熱鬧鬧的民俗節日。

而由官方主持的“立春”節儀式——鞭“春牛”的活動,尤為隆重。“春牛”,據宋代高承編撰的《事物紀原》記:周公始制立春土牛,蓋出土牛以示農耕早晚。後世歷代封建統治者在立春日都要舉行鞭春之禮,引春牛而擊之曰“打春”,意在鼓勵農耕,發展生產。“鞭春牛”也就是在立春日,由各地長官親自主持舉行迎春大典,行祭拜儀式後,送“土牛”於城門外,由主事官員執鞭擊土牛,將用土泥成的“土(春)牛”打得稀巴爛,以示規勸農事、策勵春耕的迎春儀式。唐元稹《生春》講道:鞭牛縣門外,爭土蓋蠶叢。圍觀的百姓爭搶碎土以歸,因“至期鞭春,爭取土牛歸,以利六畜”。(乾隆《揭陽縣誌》),期望六畜興旺,預兆豐稔,所以“雖得丸泥片紙,以為吉,不則意沮氣餒,故有奮臂直前,擁擁雜沓,官法不能禁也”。(乾隆《潮州府志》)清雍正《澄海縣誌》[風俗·時節之俗]更是記載:立春先日,扮戲鼓吹,出東門迎土牛入縣,觀者塞途。鄉落不知干支之義,視牛辯雨暘。鞭春日,爭拾牛土,謂可壓邪雲。因人們認為春牛是春的象徵,所以“爭拾牛土”的行為被稱為“搶春”。可見每年鞭“春牛”儀式隆重,官民同舉,場面壯觀,且歷代相沿成習,誠如楊萬里《觀小兒戲打春牛》:“小兒著鞭鞭土牛,學翁打春先打頭”生動描述宋代鞭春牛活動場面一樣,“鞭(打)春”民俗真是:年年春打六九頭,煙火爆竹放未休,五彩旌旗喧鑼鼓,圍看府尹鞭春牛。

古語稱立春:“立,始建也。春氣始而建立也。”至今在每年立春前後出現多霧,陰溼的天氣時,潮汕地區的老百姓,俚語仍將這種“天時(天氣)”叫為“拍春”,潮語的“拍”是打之意,也即開啟之意,意謂春潤大地了,“一年之計在於春”,“農家歲首又謀耕”,立春的到來,標誌農業生產開耕在即。潮汕地處韓江三角洲,農業發達,蒞政官員也十分重視催耕助農,“打春牛”以示勸農,意在提醒催促人們,要抓緊大好春光,莫誤農時。至清代潮州府、各縣誌均記載著的這一節日及其他有關各項活動的儀式,儘管民國廿六年(1937年)出版的《潮州年節風俗談》[年節風俗]中,尚有與清光緒《海陽縣誌》[風俗]:“立春有司迎春於東南郊(迎春在南,邑相沿皆在南關春城樓)鞭土牛謂之‘打春’”的相同記載,但自晚清以降,此風俗卻日漸式微。

可以說,立春日迎春,是先民於立春日進行的,從天子到庶民都要參加的一項重要活動。歷代官方到民間,中央到地方上行下效地透過一定的形式演衍著策勵農耕,規勸農事的傳統儀式。

在以農為本的農耕社會,天子行“躬耕帝籍”之禮——“籍田”禮。“籍田”古已有之,商代的金文中就有“籍田”之辭。《詞源》 “籍田”注:“古時帝王於春耕前親耕農田,以奉祀宗廟,且寓勸農之意。《詩經·周頌·載芟》序:‘載芟,春耕田而祈社稷也。’傳:‘籍田,……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借民力以治之,故謂之‘籍田’。”也作“藉田”。《詞源》注:“韋昭曰:‘籍,借也。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籍田”,就是中國古代天子、諸侯徵用民力耕種的田。

《禮記·月令》載:“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每逢春耕前由天子、諸侯執耒耜象徵性地在籍田上三推或一拔,然後由庶民耕種完畢,這一禮儀稱作“籍田禮”。籍田禮是中國古代社會非常重視的禮儀之一,籍田禮儀包括行耕籍禮(享神農炎帝)和天子親耕。其儀式歷史之悠久,影響範圍之廣深,無與倫比。

歷代帝王對籍田禮十分重視,從先秦到清代都舉行過大型的籍田禮,從漢文帝開籍田禮儀,以祭“先農”即“炎帝神農”始,歷代都效仿。南北朝時,在先農壇北建御耕壇,圍以青幕,供皇帝觀看農夫耕種籍田情形之用。隋唐對此重視更甚,唐代皇帝親自參加籍田,並設先農壇祭祀炎帝,還在洛陽設定先農壇和籍田。北宋王朝于都城汴京朝陽門外七里築造先農壇,籍田祭神農,宋以後就直稱“觀耕臺”。先農壇、觀耕臺建築遺存在北京至今齊全。元明清祭祀,籍田禮儀更為完善,雍正時,還將籍田之禮推行到州、縣,並一直沿襲至清末。清光緒《海陽縣誌》[建置略四·壇廟]對國家祭祀中作為“中祀”的先農壇祭祀,不僅從先農壇的位置,致祭時間,儀軌,耕藉歌,設定籍田作為經費作了詳細的記述,更對迎春禮節中的立春日“迎句芒神土牛春”作了特別的記述,可謂慎重其事。

“牧宰奉行王制美,共知天子重耕桑。”這種在小農社會非常受重視,關係國計民生,社稷福祉的藉田禮儀上行下效,在各地方演衍地留下了些許或是記載或是具體的歷史遺存。

唐貞元十二年(796年),李宿以御史中丞貶任潮州刺史期間,於任內第二年在葫蘆山上倡建“觀稼亭”。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潮州]·碑記:“李公亭,唐貞元十三年立”。《永樂大典·5354卷·潮州府》引宋、元方誌《三陽志·州治》也作如是說:“……今郡西有李公亭,始於唐貞元之十三年,其亭記亦是年作也……”該亭代有興廢,後人在“觀稼亭”遺址上代有重建,因亭是李宿所建,後稱之為“李公亭”。嘉靖《潮州府志》載:唐貞元間,御史中丞李宿建“觀稼亭”於其上,後因名曰“李公亭”。宋元祐間,知州鮑粹訪其遺址,重建為閣。左右建二亭,曰“乘風” “待月”。鮑粹並作《登前守李公亭》詩云:“‘李公亭’即‘鮑公亭’,何事因仍舊日名。”言意鑿鑿,為緬懷前任李宿,後人將重建的亭稱為“李公亭”。而從清代各府、縣誌書的刊載來看,皆視重建的“李公亭”與唐代的“觀稼亭”地址是相同的,系在西湖山南巖的老君巖之上。據清乾隆·範同治《南巖記》載:“由山麓循紫竹庵而上,則為老君巖室……拾級而等,則左‘乘風’右‘待月’……由仙岩而躋其巔,有亭仍曰‘觀稼’,可以望全潮……”從上之記載中清晰可辨該亭位置,重建的“李公亭”即是“觀稼亭”無疑。

李宿建亭的目的,從上引《三陽志·州治》中摘錄今已湮滅的“李公亭”碑記:“固曰亭為觀稼之地,在郡西隅……”,可以一目瞭然,觀稼勉農,圖促生產,履政職。因唐代的潮州,《圖經志》雲“稻得再熟,蠶亦五收”。到唐代,稻作農業成為本區居民的主要食物來源,已經見諸文獻,在韓愈《祭湖神文》中已見端倪。另《南巖記》還講:“……可以望全潮,山水如列,看萬家煙火、繡壤縱橫,爛若七襄之錦也……”從《記》敘述的地理位置及環境來看,儘管眼前之景象雖已是滄海桑田,物換星移,但我們似也可想象,當時的葫蘆山下附近應有成片的稻作農業生產區,當年太守登亭西瞰俯顧,極目望去,開闊平坦的田野,該是一川平疇,秋穗翻金了。誠如清末民初王延康先生撰寫的舊“觀稼亭”聯的描寫:“亂山吞落日,平疇交遠風。”

“望耕臺”,是現存於饒平縣三饒鎮舊縣衙的當地名勝古蹟之一。康熙《潮州府志》載《望耕臺記》雲:“饒平縣治,後有山窿然而峙,陟而望之,四境原田,井井在目,成化甲辰,三山張浚來知縣事,因山為臺,名為‘望耕’……”可知,饒邑“望耕臺”肇建於明成化甲辰年(1484年),是縣令張浚蒞任後所建。當時知攝縣事的張浚,福建人,明嘉靖《潮州府志·官師志》載其於任上:“……成化十六年(1480年)任,修教令,興學校,廉能公恕,人不敢幹以私……民思之,祀名宦祠”。

林大欽在《舊饒邑志序》中雲:“……國之大事,在養與教,養在勸農桑,教在興禮義,衣食蕃殖,信義滋孚……”饒平縣始置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而此時的饒平,建置才七年時間,可謂百業待新,如何發展生產,安定民心,才是當務之急。正因如此,張浚撰《望耕臺記》雲:“名為‘望耕’,蓋不敢忘夫民事也,不忘民事,竊有志於民也……”。所謂民事,即在於“養”。張浚建臺的目的,原為規督農桑,發展生產。

清光緒海陽縣舉人謝錫勳在《望耕臺》詩中描寫到:“琴峰苔址沒苔斑,猶說賢侯到此間。田水梳翎看鷺浴,碑陰礪角識牛閒……”。建於縣治後山琴峰之巔的“望耕臺”, “高起二尋,廣入二丈……”,為全衙最高之處,登高望耕,四野俯視,遠近原野作物片片,農事活動歷歷無遺,登高既可以瞭解農業生產的情況,又構成了一幅清麗靜謐,風清林蔭的別緻風光,益添登臺望耕情趣,蔚成當地一景。

無獨有偶,雍正《揭陽縣誌·藝文》有《東郊勸農亭記》載:“考之揭乘,舊無‘勸農亭’,斯亭之作,由邑別駕劉使君始也……”。《記》中之“別駕”,是當時主抓農業的地方官員,是州刺史的佐吏,也稱別駕從事史,因隨刺史出巡時另乘傅車,故稱別駕。別駕劉使君,即劉昭。康熙《潮州府志·職官·明潮州府督糧通判》載:“劉昭,富順人……萬曆間任”。從《記》中可知,此亭是於萬曆年間由通判劉昭主持所建,但具體年代不詳,且府縣誌對“勸農亭”均無記載,此亭的存在與否不得而知。但從《記》文撰寫者黃仕鳳的履歷中,似乎可得明確的答案。雍正《揭陽縣誌·職官·選舉·舉人》有載:“黃仕鳳,揭陽曲頭人,與林熙春同中萬曆壬午梁維屏榜,出仕湖州通判”。作為本地計程車紳,其對“勸農亭”的築建,欣喜之情溢於言表,撰寫《勸農亭記》,勉農重農之情應該感同身受吧。

劉昭建亭之意,《記》雲:“……固無邑不重(農),而揭之重(農)尤甚,此使君作亭之意也”。地處榕江流域的揭陽縣,土地廣袤肥沃,較之韓江流域少自然災害的影響,所以《記》雲:“一易之田可收數鍾,二易之田倍之”,所產的稻米“漳泉任率為汛舟之役,轉輪而去矣”。除了自給之外,還可作為商品供給外地,可見稻作農業生產的繁盛。

雍正年間,曾任縣令的澄海人林徵麟在《義學碑記》中講道:“……今會稽宣公來宰是土,謂善政莫先養民而厚生,繼以正德下車伊始,即親巡隴畝,省視災疫,捐俸建‘同春亭’為勸農憩息之所……”作為來宰是土的地方長吏,“蓋不敢忘夫民事也”。“養民而厚生”,捐俸所建的“同春亭”“為勸農憩息之所”,與上述各亭之意願無二。

更有甚者,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知縣方子炬視事惠來縣,因其“寬仁廉惠,邑人愛之”,惠來人民在縣東廊外,為其“築生祠為祀”。而縣令方子炬卻“不欲居其名”,遂自題祠為“勸農亭”。作為“守土臣工”的地方長吏,視事地方而不忘民事,時時不忘藉以“宣德意”,在農耕社會尤為甚要。後人有詩記:“野樹青青還過春,飛花啼鳥過城闉。省耕卻憶前人事,留得郊亭遺愛新。”遂蔚為美談一樁。

可以說,在每年隆重熱鬧的立春節“鞭春牛”後,地方長吏登臺藉以“觀稼”“望耕”而“勸農”,這正是祭祀儀式中《耕藉歌》所唱 “聖神天子重農桑,丹鳳銜書到海疆,守土臣工宣德意,籍田開處麗春陽”之意。謝錫勳在《望耕臺》詩中更是直意表達:“……年豐反恐農人惰,廉遠誰知穡事艱。觀稼由來關宦跡,李公亭已峙湖山。”只是由於其存在的社會基礎的不復,和大多數已經或正在消失的民俗事象一樣式微消逝,但歷史遺存的熱鬧節俗和“守土臣工宣德意”的亭臺,益增山水些許風情遺韻。

作者: 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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