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困在“秘密相機”裡的韓國女性

數字性犯罪正在影響韓國女性的生活方式,比如她們在公共場所穿什麼,以及她們會相信誰。

一年前,李藝琳收到領導的一份禮物,她沒有想太多。

禮物是一個貴重的時鐘,她把它掛到了臥室。不久後,這位領導向李藝琳表白了,領導已婚已孕,比她大很多歲。李藝琳感到很不舒服,拒絕了這種親密關係。

一個半月後,李藝琳把掛在臥室的時鐘搬到別的房間,奇怪的事發生了。領導當面質問她:“如果你不想要這個鍾,可以把它還給我。”

李藝琳覺得不對勁,隨即上谷歌搜尋了這款時鐘。原來,這款時鐘還是一個針孔攝像機(spy camera),廣告上稱,它在黑暗之中也能完美拍攝。

過去的一個半月,李藝琳房間裡的24小時錄影,都傳到了領導的手機上。就連她用谷歌搜尋“時鐘”,也被領導看在眼裡。當李藝琳與領導對質時,他絲毫沒有悔改之意,甚至反問:“這就是你熬夜在谷歌搜的東西嗎?”

“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困在“秘密相機”裡的韓國女性

2019年3月,韓國首爾一家電子元器件店內,老闆拿出一個針孔攝像頭。 圖源:AFP

短短几年間,針孔攝像頭進入了日常生活的私密空間,比如臥室、廁所和公共場所,並且成為了色情產業的偷拍工具。

一些人會在未經被拍攝者同意的情況下,偷偷安置攝像頭、拍攝並留存私密影像,甚至上傳到網際網路,以此牟利,這種行為被稱為“數字性犯罪”(digital sex crimes)。

李藝琳的經歷來自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6月16日的報告——《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韓國數字性犯罪報告》。該報告透過38名受害者或研究專家的深度訪談等,分析了近年來“數字性犯罪”在韓國的傳播及影響。

“數字性犯罪”在韓語中稱作Molka,是“秘密相機”的意思,韓國是這類犯罪的重災區。

據韓國犯罪學研究所的資料統計,在2008年至2017年期間,涉及非法拍攝的性犯罪起訴增加了11倍,從585起增加到6615起,佔所有性犯罪起訴的20%。

在韓國,絕大多數非法拍攝性犯罪的目標人群是女性,肇事者為男性,這種情況佔已有案件的80%。

作為Molka受害者的韓國女性,在偷拍、指控、曝光的過程中,承受著不可估量的輿論壓力。在《報告》對500多名受害者的調查發現,受害者們心理狀況異常糟糕,經歷過這些事後,很容易抑鬱或產生自殺傾向。

仇恨言論會害死她

一年後,李藝琳還在服用抗抑鬱和焦慮的藥物。

李藝琳曾鼓起勇氣向司法機關求助,但令她不適的是,她在男警察的審問下,度過了幾個小時。他們讓她事無鉅細地說出,被監視期間她在臥室做了什麼。

這對李藝琳來說是另一個創傷。哪怕她的領導被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可她的心理陰影也難以抹去。

“我哭了一整夜,睡不著,不得不吃藥來安撫自己,”李藝琳說,她現在就算在房間裡待著,也會莫名感到害怕。

“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困在“秘密相機”裡的韓國女性

美晶(Kyung-mi)也是Molka受害者,她是韓國男星鄭俊英的前女友。

早在2019年鄭俊英性醜聞曝光前,美晶就曾舉報過鄭俊英的“數字性犯罪”行為,那時,沒人相信她。

2016年8月,美晶第一次去警察局指控鄭俊英,稱他偷拍兩人親密影片,還分享給其他明星。彼時,鄭俊英是韓國一線搖滾歌手,而美晶還在讀書。

“我當時很年輕,沒有人站在我這邊。”那時,美晶在網上被網友群嘲、被粉絲辱罵,她當時一度想死,但她不能。“如果我死了,就沒有人知道鄭俊英的真相了。”她說。

美晶知道指控名人很難,但她沒想到,在這場指控中,自己從指控者變成了被告。

“警察讓我重新考慮舉報一事,檢察官打電話來審問我,”美晶第一次舉報,被警察和檢察官輪番審問了幾個小時,“我被羞辱、恐嚇,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起訴了一個無辜的人。”

第一次舉報以警方未拿到鄭俊英的手機,無法取證而告終。

三年後,鄭俊英的犯罪事實才被公之於眾。2019年3月,李勝利事件牽出了一系列韓國男星的性醜聞,在韓國警方扣押的鄭俊英手機中,有12名女性的私密照片,包括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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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9日,韓國首爾,歌手鄭俊英涉嫌偷拍罪被送往監察廳。 圖源:CFP

警方發現,鄭俊英除了偷拍私密照片,還將照片傳到聊天室,與名人分享。至此,鄭英俊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目前正在服刑。

等到鄭入獄後,美晶才得到了外界支援,這與她2016年的處境大相徑庭,那時她幾乎是一個人,她的朋友說她毀了自己的生活。

“媒體整天都在談論我。整個國家都在談論我。沒有人保護我。”美晶認為,這種言論是二次受害,“仇恨言論是壓倒性的,它可以殺死女性。”

人權觀察婦女權利部臨時聯合主任、《報告》作者希瑟·巴爾指出,受害者的指控經歷都很糟糕。

“他們常常被拒之門外,不止一次。他們也經常在公共場合被審問敏感問題,長達幾個小時。為了收集證據,他們在不同的辦公室間奔走,甚至被警察欺負到放棄起訴。”巴爾還聽說,有的警察把作為證據的偷拍照,再次拍下來,跟同事一起傳閱、取笑。

對被偷拍者來說,他們經歷過人生中最糟糕的時刻,卻還要遭到“二次創傷”。

“我覺得我殺了我女兒”

被偷拍者的羞恥與隱忍會蔓延到整個家庭。

“我覺得,他還在看著我。”2019年的一天,凌晨1點,恩珠從噩夢中驚醒,慌張地打電話給父親。

她是韓國南部一所大醫院的醫生。不久前,一名同院病理科的男醫生在街上偷拍女性裙底,被警察抓獲,沒收了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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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珠生前與未婚夫的合照。 圖源:BBC

他的手機裡藏了更多秘密——4名同院女醫生的偷拍影片,有的在脫衣服、有的全裸、有的穿著內衣。原來,這名男醫生在女更衣室裡打了個一個洞,放上了一枚針孔攝像機。

恩珠的父母起初沒有重視“偷拍”這事,只是擔心女兒會被貼上Molka受害者的標籤,影響職業發展。“你不是被強姦了,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所以要自信生活。”恩珠父親勸她。

可恩珠的精神變得越來越差。

“這名肇事者和她有很多共同好友,她擔心熟人看到影片,”父親說,這個想法將她折磨瘋了,她開始服用抑鬱症藥物。

情況急轉直下。幾周後,恩珠在未婚夫面前跳樓自殺了。

“我活了50多年,當我知道她從17樓跳下來,我快瘋了。”父親說,“未婚夫親眼看到她跳樓,我們一直勸他,忘記我女兒吧。”

恩珠父親開始內疚,“我覺得我殺了我女兒……我有機會救她,但我卻沒有做。”

2019年11月,偷拍的醫生僅被判入獄10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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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珠的父母。圖源:BBC

父母對法院的判決非常不滿。“量刑太輕,人們不會認真對待的。即便是兩年也太少。”恩珠母親在2020年接受採訪時說,他們打算繼續上訴。

母親在一份庭審陳述上寫到:

法官大人,武器是唯一的謀殺方式嗎?犯罪者在黑暗中享樂,逐漸從我那活在痛苦中的女兒身上,奪走了生命。

我們該如何表達她的悲痛?她能選擇離開親人,一定是遭受了莫大的痛苦。

“你可以不使用武器殺人,”恩珠父親也曾說,“偷拍造成的傷害因人而異,有些人能夠挺過去,像我女兒這樣的人可能沒辦法。”

韓國社會進步了嗎?

回頭看,近兩年自殺的韓國女星具荷拉、崔雪莉等,都曾遭受過偷拍、性虐待、網路暴力,她們都是Molka受害者。

“一部分人是輕視Molka犯罪的,他們傾向於把這類人,與拍女孩子裙子的偷窺狂聯絡起來,如果不是極端情況,不會意識到有多嚴重。”採訪過恩珠父母的BBC調查記者斯黛茜說,“這太可怕了。”

韓國仍是一個保守的父權社會,很多婦女權益沒有得到重視。

韓國中央大學社會學家李娜英指出,韓國性犯罪受害者經常“汙名化”。“她被弄髒了,一個蕩婦,一塊破布。一旦被標記為髒的,她的餘生就是一個蕩婦。一個人怎麼能承受這種負擔?”

“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困在“秘密相機”裡的韓國女性

2018年8月4日,韓國首爾街頭的metoo運動。 圖源:AFP

2018年,成千上萬韓國人曾走上街頭,以“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為口號,呼籲打擊Molka犯罪,掀起了韓國的metoo運動。

在這之後,一些法律已被改寫,但涉及Molka的犯罪者,懲罰往往很輕。

“我採訪的每位受害者和專家都對量刑之輕感到沮喪。”《報告》作者希瑟·巴爾說。

據韓國《性犯罪法》,未經同意拍攝和分享影象最高可處以7年的刑罰。

7年之是最高刑罰,幾乎沒有最低刑罰,而且很明顯,現在做出的判決往往低於受害者的傷害。2020年,79%因非法拍攝犯罪者被判緩刑、罰款,有時兩者兼而有之。

巴爾呼籲政府成立一個委員會,審查韓國已有的“數字性犯罪”判決和補救措施,包括允許受害者以民事案件形式,在法庭上尋求損害賠償——這是目前受害者們無法做到的。

眼下,美晶也在為“數字性犯罪”的受害者爭取法律保護,以保護他們免受網路暴力。她希望,韓國社會可以思考一個問題:如何看待數字性犯罪受害者?

“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困在“秘密相機”裡的韓國女性

“受害者不可以隨便對待,不會低人一等,他們也不是因為愚蠢或無知而陷入這種事情。他們只是不走運。”她認為,“韓國社會需要了解受害者的痛苦,並設立合法保護受害者的制度。”

6月16日,韓國警方發言人接受“數字性犯罪”採訪時,提供了一份完整宣告。

“韓國每個省市都成立了網路性犯罪調查組。我們正在建立調查、監管以及受害者保護和支援等多種解決方案。”宣告指出,警方會定期進行警官教育,併為受害者提供一名同性調查員,讓受害者更舒適,同時設立了一個支援中心。

同樣,韓國司法部告訴BBC,為(保證審判結果更準確的)反映受害者的痛苦,已經修改了量刑準則,並從2021年1月開始實施。

“這對韓國女性是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巴爾指出,數字性犯罪正在影響韓國女性的生活方式,比如她們在公共場所穿什麼,以及她們會相信誰。

(李藝琳、美晶、恩珠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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