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何以為家》:悲歌為少年而鳴

電影《何以為家》:悲歌為少年而鳴

文/金澤香

貧窮之於親情,似乎天生帶有豁免權。比如生而不養,不是父母的錯,而是無能為力。這一幕出現在電影《何以為家》中。當十二歲的少年贊恩站在法庭堅定陳詞:“我要起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了我”,贊恩的父母羞憤難當。面對律師的詰問,贊恩的母親滿腹委屈地咆哮:“如果我有選擇權,我會做得更漂亮!”顯然,被兒子指控的父母不僅委屈,而且憤怒。

敘利亞內戰,贊恩一家逃至黎巴嫩,因無證件,無身份,一家人蝸居貧民窟,兩個大人、七個孩子,貧困令他們失去生而為人的尊嚴。對生活束手無策的父母,暴戾難抑,不生孩子怕被人笑話,生了孩子生活更糟。年幼的贊恩被迫出去做工,從未上過學,如果不是妹妹薩哈被強行嫁給小販阿薩德,他不會一怒之下離家出走。

家是牢籠,薩哈的哀求與眼淚深深刺痛了他,父母的決絕斬斷了他對家的一線留戀。

流浪之路,贊恩幸得女工拉赫相助,暫有容身之所。可惜好景不長,善良的拉赫被查出無證件,以非法居留之罪關進監獄。贊恩面臨的難題十分棘手:他與拉赫一歲的孩子約納斯將如何生存。

贊恩擔起照料約納斯的重任,為此不惜學父母自制含毒品成分的飲品賣給癮君子。生活似乎有轉機,一日他在集市遇到賣雜貨的小女孩梅森,得知透過商販奧斯帕可偷渡去其他國家,比如瑞士。梅森說,“那裡沒有一個孩子慘死”,贊恩心生嚮往“我也想去”。等攢夠錢,他與約納斯會有新的生活與未來。但是如同陰晴不定的氣候,豔陽展露須臾即被烏雲遮蔽。贊恩一回家被房東驅趕,連同藏在鐵管的錢都來不及取。努力終成泡影,現實依然殘酷。

電影《何以為家》:悲歌為少年而鳴

走投無路之際,與其餓死,他嘗試走在馬路對面,看有無好心人領養待在原地的約納斯。看著約納斯對他遙遙招手,贊恩眼裡注滿悲傷又絕望的淚水。不得已,想起奧斯帕之前說過幫他給約納斯找個好人家的提議,還會給他五百美元幫他辦偷渡。這也許是唯一一條能讓兩個人都活下去的生路。

贊恩聽從奧斯帕的建議,回家拿偷渡所需的身份材料。回到家的贊恩,聽聞薩哈因懷孕大出血身亡,盛怒之下,拿刀找阿薩德算賬。刺傷阿薩德的他,這一次被關進監獄。

電影行將結束,遠走高飛的美夢化為幻影。一次偶然之機,他在監獄聽到法律節目,關於父母對孩子的虐待,他鼓起勇氣撥通正在直播的電話自陳:

“我想讓大人們都聽一聽我的話,我想讓那些不能照顧孩子的人不要生孩子,否則長大後能回憶的是什麼,是暴力虐待、侮辱或者毆打嗎?被鐵鏈鎖、被水管澆、被皮帶抽嗎?我聽過最親暱的話只有“給我滾臭小子”或者“走開混蛋”。生活簡直就像一坨狗屎,比我腳上的鞋還髒,我天天活在地獄裡,受著煎熬,就像我做夢都想吃的雞肉一樣,命運為什麼要折磨我!我本來以為,我們會長大,長成個好人,會受人尊敬還有很多人喜愛,但是真主不想讓我們變成這樣,他要我們像地毯一樣被人踩在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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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恩的遭遇引發媒體和律師的關注。欣慰的是,人販子奧斯帕被抓獲,嬰兒約納斯重回拉赫的身邊。

電影結束了,真實的生活還在繼續。片中贊恩不是演員,他演的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導演娜丁·拉巴基在貧民窟發現了他,請他擔當主演。贊恩的人生因《何以為家》一片得到改變,片尾他說希望能去上學和能枕著枕頭睡覺,據片尾字幕介紹,“在聯合國難民署和《何以為家》劇組的幫助下,贊恩一家已在挪威安家,贊恩的父母獲得工作,贊恩正在求學中。”展現熒幕上的最後一行字尤為動人,“願每一個勇敢的小孩,都能被全世界溫柔以待。”

何以為家?大至世界和平,再無戰亂與逃離;小至家庭和睦,家人相互理解與關懷。相較龐大的難民群體,贊恩的幸運僅是個例,還有更多生活處境不堪的未成年人,他們能向誰求助?

片中贊恩父母與拉赫對待孩子的態度截然不同,並非他們生性暴戾,贊恩母親在法庭哭訴,“為了我的孩子,什麼犯罪的事都願幹”,不是不愛,而是無力,一切因生活所迫。他們是溫水中的青蛙,日復一日,遵循舊習,忘卻跳出,他們不是贊恩,不曾叛逆,任由生活欺壓,無能帶來的怨忿唯透過與孩子之間相互折磨而消解。有多少親情假以愛之名,實則行傷害之事。父母固然有錯,同時他們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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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能抵擋生活的重壓?贊恩無力維持他與約納斯的生計,同樣迫不得已將他送給奧斯帕。那一刻,他內心承受的不僅僅是與約納斯離別的痛苦,還有無力扭轉的憤懣,他恨一切,包括自己。然面臨生死之危,已無法承受道德的拷問。假若沒有更強大的力量護衛,人在命運面前,確如螻蟻。

《何以為家》最終討論的命題遠非親子關係,而是一個由來已久、從未止息的,與家庭、學校、社會三方有關的如何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深層研究,以及如何維護他們應有的權益。例如,當家不再是家,誰能成為那個幸運的贊恩,誰又能帶給他們活下去的勇氣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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