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世界史研究的學術意識和文獻意識非常薄弱

亞歐大陸是人類歷史的主體,是創造歷史的主體,理應成為書寫歷史的主體。歷史解釋就是一個公開的競賽,看看誰能拿到冠軍。每種世界史作為一個解釋結構,各有理論上的起點以及期望達到的目標,不可避免地帶有偏見。

中國在世界史研究的學術意識和文獻意識非常薄弱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林跨越歐洲和亞洲。(圖源:視覺中國)

前不久,“亞歐大陸的歷史整體性:問題與方法”會議舉行,此次學術活動由首都師範大學全球史中心、華東師範大學全球思想史中心、上海師範大學光啟國際學術中心聯合舉辦。兩天共有二十位學者發言、討論。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陳恆、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嶽秀坤在此次活動的第一場發言。陳恆強調了亞歐大陸的重要性,以及當下 世界史解釋權和書寫權的問題,提出中國學者要參與學術競賽,並強調中國的世界史研究隊伍在質量和數量上都要提高。嶽秀坤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陳恆提出的問題,從地理結構和人類學、文化結構對亞歐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燕京書評》整理了兩位學者發言的主要內容,從中可以看到中國的世界史研究所面臨的問題,以及亞歐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獨特性。

中國在世界史研究的學術意識和文獻意識非常薄弱

陳恆,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陳恆丨無形的學術奧運:中國世界史的學術意識和文獻意識非常薄弱

我個人理解,這個命題有巨大的價值與意義,反映了當今兩元世界互換問題。這在空間上是新世界和舊世界的來回交替問題,在學術上是知識不斷更新與解釋的問題。因為人類幾千年文明在這片大陸積累了大量豐富素材,整個亞歐大陸不斷產生各種奇蹟。無論是歐洲奇蹟,還是亞洲奇蹟,都需要理論的總結和反思。

近代世界歷史的解釋權掌握在西方世界手裡

亞歐大陸是世界的心臟,雖不是人類的發源地,卻是世界文化的一個重要發源地,其他文化或許是一種次生文化。亞歐大陸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地緣政治、地緣歷史,是人類歷史上演的重要舞臺,具有豐富的文化資源,是理解當今國家之間關係的一個重要切入口。從這意義上來講,亞歐大陸是人類歷史的主體,是創造歷史的主體,理應也成為書寫歷史的主體。

亞歐大陸是由複雜的文化交往十字路口構成的。東亞、東南亞、南亞、中東、內亞、歐洲等區域,加上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構成的錯綜複雜的海路關係,以及歷史上的遊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的交融,橫跨亞歐大陸的文化交流網路,是人類最輝煌的文明成就區。比如,亞歐大陸的地理環境適於農耕和動物馴化,這也導致了亞歐大陸發展成為複雜的政府組織、成熟的交通網路和人口密集的地區。

從現實看,世界上目前有233個國家,其中主權國家有197個,歐洲佔了50個,亞洲佔了48個,佔總量的近45%。從面積看,地球的總面積是5。1億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是1。49億平方公里,佔全世界的29。2%。歐洲的面積是1018萬平方公里,亞洲的面積是4458萬平方公里;也就是說,整個陸地裡面,亞歐大陸佔了全世界的48%。從人口來看,全世界有78億人,歐洲有7。4億,亞洲有37億,合計佔世界總人口的71。4%。

我們再看一看可怕的武器問題。世界上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是八個,除了五個常任理事國以外,還有實際擁有但大家不認可的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鮮。這八個核武器國家,有七個是在亞歐大陸。如果我們按照這個思路不斷羅列下去的話,你可以看到,無論是常見的國際關係熱點問題,還是環境問題、氣候問題、移民問題、能源問題、毒品問題等,亞歐大陸都處於核心位置,都處於舞臺的焦點。

從歷史看,一方面,亞歐大陸是人類文明的搖籃:四大文明古國中的三個——巴比倫、印度、古代中國,都位於亞歐大陸;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起源於亞洲。

另一方面,世界上最具學術含金量的學問基本都在亞歐大陸,或者亞歐大陸的交界處。比如說亞述學、埃及學、伊朗學、印度學、漢學、敦煌學,乃至包括希臘羅馬這種特定含義的古典學等,都產生於亞歐大陸。

我剛才列舉了這麼多型別的學問,一般都是具體的什麼學問,但只有希臘和羅馬不是具體的,而是合併在一起,稱為“古典學”。“古典”,意味著經典、典範、正規化、永恆等,當“古典”一詞用於一種運動時,指的是一種對古代遺產的精神或靈感的特定看法與仰慕,而且在西方歷史上不斷出現這類運動。似乎別的學問都是經典的外圍,達不到經典的要求,至多是經典的鋪墊與延伸。毫無疑問,這一說法就是西方中心論潛意識的一種表述,是學術傲慢的無意流露,在本質上是一種書寫主權的象徵,是話語霸權。

近年來,中國學術界也有人提倡包括中國古代文明的古典學研究,這其實是中國當下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一種學術表現,或者在歷史書寫當中想佔據一席之地的一種表現。當然,研究“他者”的學問是自古希臘以來各個民族智力競爭的場所,15世紀以來尤盛而已。地理大發現是歐洲認識世界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從分散逐漸走向整體的開始,是西方世界發現世俗時間、世界空間、他者文明、自然世界的“四大發現”時代。這“四大發現”不斷的系統化、理論化、經典化、文明化,並且將隨之而來的知識全面技術化、規範化、標準化,極大地提升了西方的力量,奠定了現代西方的霸權基礎。作為政治軍事統治的補充手段,生產知識、解釋世界的學術權自然為西方世界所重視。

中國在世界史研究的學術意識和文獻意識非常薄弱

《全球通史》

[美]霍華德·斯波德克著,陳德民等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世界史的更新需要尋求共同的話題

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的我們,如何構建一個有關亞歐大陸歷史的解釋性框架呢?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學者的使命。如何構建出能反映中國意識的亞歐史,乃至世界史,是擺在歷史學家面前的時代課題。

今天,世界史學者在討論亞歐大陸歷史整體性問題,可能會面臨以下幾個問題:一、全面客觀準確的刻畫亞歐大陸歷史,存在這種可能性嗎?二、我們如何從知識的消費者轉變為知識的生產者,從模仿者、追隨者變為領跑者、引導者,而不是一味地邯鄲學步、亦步亦趨。我們要拿出一套我們看待歐亞大陸的知識體系、理論框架、概念方法。三、構建一個有關亞歐大陸歷史的解釋性框架,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系統知識,如何獲得這些系統知識,又如何解釋這些知識?四、我們如何跳出文明的鄙視鏈、學術的鄙視鏈,有效的尋找出“他者的‘他者’”價值,從而豐富完善我們亞歐大陸的知識,在這過程中如何避免自身狹隘的民族主義糟粕,尤其是不要出現“中國中心主義”(China-centrism)和“大漢中心主義”(Han-centrism)這種論調。五、我們又如何從人的角度審視人與自然、人與環境、人與動物、人與信仰等,構建一部較為完善的亞歐大陸史,但又要避免人類中心主義,因為人在塑造一切的同時,萬物也在塑造人。

我在這裡提出“他者的‘他者’”概念。比如說東方主義,東方主義的內涵很豐富,由很多東方文明構成,涉及到北非、西亞、南亞、東亞等。具體到某一個地區,比如到了東亞,又有東亞的一個圈層,到了中國大陸,又有一個圈層,可以不斷延續下去。在這裡,我們可以把“他者的‘他者’”不斷延伸下去,其實這裡存在某種文化優越感和對其他文化的一種鄙視。那麼,我們如何避免這種學術鄙視鏈、文明的鄙視鏈,編出一套較為客觀的世界史,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

在我看來,民族、國家與文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歷史研究的主要內容,也是推動歷史發展變動的主要動力源。發展總會帶來世界秩序的重組,同時也會涉及到對世界歷史的重新解釋,這需要不斷編撰出適應時代要求的新世界史。不管是誰在這個領域進行更新,都要尋求共同的話題,透過共同的平臺,透過跨學科跨領域的研究來重新組織知識。

目前我們世界史研究者所使用的文獻,所用到的各種資料庫,基本上是歐美搭建的——尤其是美國人。他們做了大量各類基礎資料庫,甚至做了很多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的資料庫。舉個例子,據說資料庫Gale Scholar的老闆在滿世界找文獻,在印度僱了800多人不斷掃描輸入,然後賣給世界各個大學和研究機構。我們在這方面的世界學術意識、世界文獻意識還很薄弱,是遠遠落後的。也就是說,我們在世界史研究方面,基礎文獻沒有做到自力更生。沒有基本的原材料,如何生產出優質產品呢?哪天這些人文資料庫也斷供了,我們又如何應對?

歷史解釋就是公開的競賽,看看誰能拿到冠軍

在我看來,這種學術的賽場已經存在,所有的學術專案、所有的規則都在那裡,我們不可能取消這些東西,拋開歷史,迴避現實,另起爐灶。這樣做既不明智也不理智,是非理性的。面對這種情況唯一的答案,就是進行學術競賽,這是一場無形的學術奧運。我個人認為,歷史解釋就是一個公開的競賽,看看誰能拿到冠軍,不但在知識解釋方面獲得冠軍,更要在基礎文獻建設方面獲得冠軍。

在亞歐大陸上,無論是過去還是當下,都有很多人提出很多關於亞歐大陸的一些解釋性方法。在西方之外,首先對亞歐大陸進行宏觀思考的,毫無疑問首推阿拉伯世界的赫勒敦。英國曆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對赫勒敦的評價非常高:“作為歷史哲學這類著作,毫無疑問赫勒敦的作品是最偉大的,是以往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沒有的。”後來的羅伯特·弗林特說得更誇張,他說直到300多年以後,維科出現之前,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沒有與之比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奧古斯丁都不能跟赫勒敦相比,等量齊觀。在我視野當中,當代中國具備解釋宏觀世界史能力的學者,毫無疑問是周谷城、雷海宗、吳於廑、林志純、劉家和、馬克垚等幾位先生。

當代中國世界史學者,能不能在吳於廑等先生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推動、進一步前進,提出當代中國歷史學家解釋世界,看待世界的一些理論方法,尤其是有關亞歐大陸的理論方法?你可以發現,近幾十年來,政治學家、經濟學家關於亞歐一體化已經提出了很多方案,如歐盟、上海合作組織、亞歐一體化等,而且這些方案已經對現實世界產生很大影響。再比如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這雖早已為人唾棄,但它是日本人思考世界的一種方式,是亞歐部分地區一體化的一些基本想法,值得我們深入剖析背後的思想根源。

前兩天我特意向我的同事康昊博士請教,我說日本史學界近代以來對亞歐大陸、整個東亞的解釋有哪些看法?這是他給我的回覆:日本有關歐亞大陸的研究,像杉山正明的遊牧民和大元史、家島彥一的印度洋世界史等;理論方面,杉原薰的亞洲間貿易論,其實是關於亞洲貿易圈與亞歐貿易關係的,算是一個亞歐規模的理論;近年來的東部歐亞論(鈴木靖民),其實也是以亞歐大陸視角展開的。另外,朝貢體系論、冊封體制論(西島定生在晚年熱心提倡以冊封體制為樞軸的東亞世界論)、互市體制論雖然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理論,但其實也涉及亞歐大陸的很多國家了。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

歷史學家跟政治學家、經濟學家不一樣,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也許像西醫,藥到病除。而歷史學家更像中醫,全面系統地看待人類問題,要體驗人類基本的處境和狀況。可見,歷史學家講亞歐大陸,直接目的不是為了亞歐大陸的一體化,那是政治學家的事情。歷史學家是要尋找現實問題的歷史根源,因此才會提出亞歐大陸歷史整體性問題。

中國在世界史研究的學術意識和文獻意識非常薄弱

一些遊牧民族至今仍然保持著自己的生活習慣。(圖源:視覺中國)

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人員太少

關於整個人類處境體驗的研究,二戰以後這種通史類的著作非常多。比如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寫的《人類史》已出了兩版,它的主線就是和平;蘇聯科學院主編的《世界通史》,主線是唯物史觀。而近年來,全球史編纂的主線是交往、互動。到了21世紀,全球史又演變為跨國史,它的主線是移民、主權、人權、能源等。

那麼,今天我們研究亞歐大陸的主線是什麼?我們又如何處理亞歐大陸的戰爭、和平、人權、能源、環境等不可迴避的問題?歷史上的亞歐大陸有很多次社會轉型,我們如何處理這些新舊更替問題?亞歐大陸內部存在類似“哥倫布大交換”的交往時代嗎?如果有,我們如何命名?諸如此類的問題。

最後,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就是亞歐大陸的史前史。今天我也看了各位提供的文章,從古典中世紀到近現代都有,但沒有一篇是有關亞歐大陸史前史的。這也反映了中國世界史學界的真實情況,基本沒有人在研究世界史前史。史前史是人類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城市革命也好,農業革命也好,語言的出現也好,文字的出現也好,都與史前史息息相關,都涉及研究起源的問題,都是和重大理論問題結合在一起的。那麼,作為亞歐大陸歷史整體性的研究,又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呢?當然,我在這裡提出這個問題的主要意圖還是想表達,中國的世界史研究,空白領域還很多,我們有人在研究波羅的海、加勒比海的歷史嗎?我們能培養相關人才嗎?小國有時會帶來很大的麻煩,看似不重要的地區在歷史上往往起著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國家需要時,歷史學家能及時提供準確有效的學術資訊嗎?

北大最近出了一本小冊子,是美國曆史學家林·亨特寫的《歷史學為什麼重要?》,她在書中給出了一個數據,美國當下有歷史學家12000人,其中61%是研究外國史,這意味著美國大約有7200位研究世界歷史的學者。中國有多少?我問了北大王立新教授,他說不到1000人吧。今天的美國世界史學者有7200人,這是在它3。3億人的基礎上的數字,如果按照中國的人口基數,我們大約需要30000名左右的世界史學者。這是人均世界歷史學家的概念,我還沒有引進地均、時均的概念來計算我們國家究竟需要多少世界史學家。也許只有達到了這個數字,我們才是真大的大國、強國,這是文化軟實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剛剛起步,道路還很漫長。

嶽秀坤,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

嶽秀坤丨從自然結構和文化結構看亞歐大陸的歷史

我們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世界史,有“後見之明”的優勢,很容易批評過去不同時代學者所提出世界史看法的各種狹隘和偏見。如果把我們和古人放在同一個平臺上來觀察與評論,可以說,各種世界史其實是不同的話語,各有自己的研究取徑。每一種世界史作為一個解釋結構,各有它理論上的起點以及期望達到的目標。同時,也不可避免有自我中心的偏見。

以往世界史的

書寫模式

在司馬遷、希羅多德的時代,最初的世界史觀念是以華夏或者希臘為中心的(儘管它在地理範圍方面仍然是區域性,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史)。地理大發現之後,啟蒙時代的學者才有描述世界上所有文化系統的歷史演進的可能,比如伏爾泰的《風俗論》就有突出的普世主義色彩。到了19世紀,那些偉大思想家的世界史認識,則普遍帶有以歐洲作為中心、作為標準的思維慣性。在黑格爾那裡,世界史的核心是理性精神。在蘭克那裡,世界史的主體內容是大國的興衰。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史理解為社會形態的演進,從空間來看,也是把歐洲放在了視野的中心。20世紀的學者,一直在嘗試新的方案,想要避免落入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比如斯賓格勒、湯因比等人致力於討論文明的起落興衰,沃勒斯坦、弗蘭克等人則以世界體系作為世界史的核心結構。以上不同的研究路徑,並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關係,而是各見真理之一端。

我們今天談亞歐大陸的世界史,把亞歐大陸作為一個整體的結構單元,而不是把民族國家或者文明作為討論世界史的基本單元,也就是提出一種替代性的世界史研究取徑。如果追溯這種觀念的學術史,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裡,看到比較早著手進行此類學術討論的是兩位美國學者。

第一位是美國的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克魯伯,在博厄斯之後的第二代人類學家。他在二戰結束的那一年,發表過一個重要的演講,把北非、歐洲、亞洲看做一個整體,用一個希臘人的概念oikoumene重新命名,初步討論了這樣一個整體的歷史文化單元的發展程序。他認為,在這片大陸範圍內,歷史上所有的重要發明都或早或晚地得到了普遍的傳播。他所講的,實際上就是亞歐大陸世界史的一種觀念雛形。

在他之後不久,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馬歇爾·霍奇森,也沿著這一方向討論重新書寫世界史的可能性。1954年,他發表了論文《作為世界史研究取徑的半球跨區域史》,把克魯伯的觀念用更加系統、更加深入的方式加以討論。他指出,重寫世界史需要打破許多固有的觀念,第一步應該是把亞歐大陸的歷史整體性加以充分的揭示。

這兩位學者,至今在中文學界得到的關注仍然不多。克魯伯在美國人類學的脈絡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是哥倫⽐亞授予的第⼀個⼈類學博⼠,還是加州⼤學伯克利分校⼈類學系的第⼀位教授。馬歇爾·霍奇森與威廉·麥克尼爾、斯塔夫裡阿諾斯同時代,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沒有來得及寫出一部完整的世界史。

在當時普遍流行的觀念,是把世界史看做是各個文明相對孤立的發展過程;稍進一步,則考慮文明之間的衝擊與迴應關係,如湯因比、威廉·麥克尼爾所做的研究。只有克魯伯、霍奇森,最早意識到必須認真考慮一個容納各種文明與社會的整體結構,才有可能揭示世界史的真面目。

最近二三十年,在歷史學、地理學領域裡,不斷有學者承續霍奇森等人的想法,把亞歐大陸作為世界史的最大歷史單元,作為自己研究思路的一部分。比如“大歷史”的開創者大衛·克里斯蒂安(《時間地圖》的作者),以及“元地理學”的研究者劉易斯和魏根(《大陸的神話》的作者)。

中國在世界史研究的學術意識和文獻意識非常薄弱

《世界史》[美]威廉·麥克尼爾著,施程、趙婧譯中信出版集團2013年11月版。

觀念的出發點:自然生態與思想創造

每一種世界史取徑的背後,都有特定的觀念基礎,也就是作者的歷史觀念。我傾向於把整個人類歷史看做是兩種屬性的結合。首先,它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不同地方的人受制於自然環境所賦予的生態、物質的各種條件。人類歷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這種自然地理生態條件的限定。另一方面,人類歷史是一種文化的產物,人總是生活在自己所發明的各種各樣的社會制度之中。影響人類歷史程序最重要的因素大概就是兩種:一種是技術發明,關鍵的發明對人的生活方式造成直接的影響;另一種是思想發明,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可以說它是哲學,也就是理性化的思想體系。

基於以上的觀念認識,把亞歐大陸作為一個歷史單元的整體來看,有一些基本的歷史現象值得首先描述出來。就自然屬性來說,從現代智人的出現,之後遷徙分佈,是歷史上最初的一個全球化過程。在適應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之後,就產生了人種的分化。末次冰期結束之後,出現了地理、交通相對隔絕不同的幾個世界區。在不同世界區生活的人群和社會,因為他們能夠接觸各種資源以及各種生態條件的區別,彼此之間在演進過程中發生相當大的差異。而在其內部,是一個人員往來、資源交換、技術傳播的整體系統。包括北非在內的亞歐大陸,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世界區,地理面積最大,資源最為豐富,內部的社會文化多元性最顯著。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社會程序嚴重受限於自然條件,像文明的崩潰、帝國的解體,這一類社會程序被氣候、生態或疾病等自然原因所打斷的現象屢見不鮮。

就文化屬性來說,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描述人類歷史的整體程序。比如技術的發明與革新,從農業革命、冶金術到近代的科學革命,人類歷史可以看做是一個技術發明、傳播、應用的全球化程序。它總是從一小部分人的重要發明或創造開始,逐步被多數人所接受和應用,以及加以改造或升級,冶金術在亞歐大陸的傳播過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換一個角度,以社會組織的政治形式為觀察焦點,人類歷史可以看做是“國家”這種政治體的全球化過程,它逐步取代了部落、城邦、帝國等其他形式,從多元並存到一枝獨秀。

歐大陸

的自然結構與文化結構

首先,談亞歐大陸的自然結構。

從距今1。2萬年農業的發明開始,發展到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紀的時候,人類在亞歐大陸的活動範圍已經大致穩定地分佈在三個自然生態區之內。從北到南依次是狩獵採集區、遊牧畜牧區、農耕區。在不同的生態分割槽裡,這些人群相應的採取了最有利的生存方式,然後形成了相應的社會組織、社會結構。從歷史發展來看,總趨勢是農耕區的擴大與推進,而農耕區與遊牧區的複雜關係仍然有待更多的研究來揭示。早在1982年,吳於廑先生撰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世界歷史上的遊牧世界和農耕世界》,給出了概括性的描述,但此後就少見此類宏觀問題的討論了。

從東西方向來看,亞歐大陸的內部分化,並不像南北的自然分割槽那樣明顯。從歐洲到東亞,定居的農耕文明有明顯的連續性。歷史上不同的文化群體制造了各種東方、西方觀念,實質是文化心理上的他者想象,具體所指是漂移不定的。如果今天仍然沿襲古希臘人的東方觀念,以地中海的東緣為邊界,劃分東西兩個世界,不免掉入了古代人的觀念陷阱。要為亞歐大陸在東西方向上劃分結構,還是要從自然的角度來考慮。海洋季風深入大陸,能夠達到的最遠邊界,由此給部分割槽域帶來了相對穩定的氣候條件,以及相應的植被分佈,為人類活動提供了基本的空間限定。因為地球的自轉,季風將大西洋的暖溼氣流更多地帶入了內陸。就此而言,亞歐大陸的東西分界線不在地理的中心,而是更偏東一點,也就是在阿爾泰山、帕米爾高原這樣一個大致的位置。以此分界,東部的亞歐大陸相對面積更小一些。觀察歷史,這種東西劃分的方式恰好符合歷史上地緣政治變動的特點。亞歐大陸農耕地帶所產生的大帝國,向內陸擴張其勢力的最遠邊界,往往就是在這一位置附近,比如波斯帝國的東部邊界,也是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東征的極限,唐朝與阿拉伯帝國在這裡的勢力爭奪,以及後來的俄羅斯帝國與清朝的接壤。

其次,是亞歐大陸的文化結構。

亞歐大陸作為人類最大的一個歷史文化綜合體,它在長期的歷史演變裡所形成的結構層次,相當程度上是以上述的自然結構為基礎的。我在這裡主要借鑑的是劉易斯、魏根在《大陸的神話》裡整合以往學者的討論,給出來的一種結構劃分方案,以此為基礎,加入自己的理解。這個方案裡最大的問題,可能就是遊牧和農耕二者之間的分離、對立和互動沒有做出足夠的考慮。簡單說,北⾮、亞歐這塊超級⼤陸在歷史文化的演進過程中,各部分相互影響、彼此關聯,形成為⼀個整體。撒哈拉沙漠以南、西伯利亞的中西部,處在這個文化複合體的外緣。從內部來看,就各地社會的文化特性的發育而言,相對最為特殊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或者說儒家文化所影響的範圍,其他部分彼此之間的共性更多一些。其次,可以從中劃出印度次大陸。再次,大致以地中海為界,分出基督教、伊斯蘭教各自的影響範圍。

這種結構關係的形成,部分是由地理位置所決定的,部分是歷史上人類遷徙流動的路線所導致的結果。各部分彼此之間,並沒有特別清晰的界限,但各有自己的“引力中心”,也就是政治-文化-宗教的獨特創造,比如儒家文化之於東亞的關鍵角色。

中國在世界史研究的學術意識和文獻意識非常薄弱

遊牧民族曾深刻改變世界。(圖源:視覺中國)

亞歐大陸世界史的發展動力

以上所述亞歐大陸的自然結構、文化結構,是在一定時間範圍內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靜態結構關係,是抽離了時間因素之後看到的層層積澱的結果。當然,在歷史上更吸引人注意的,恰恰是各種各樣突破這些結構限定的歷史運動。尤其是,大大小小政治體的興衰起落。

就結構關係的複雜程度而言,歷史上出現的政治體只有少數幾種。19世紀形成的一種規律性認識,以為人類普遍走過了一個從簡單到複雜的“進步”過程,亦即部落成長為城邦,城邦之間合縱連橫的結果,出現佔有一定領土面積的國家,大國吞併小國,演化出幅員遼闊、規模龐大的帝國。今天看,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在歷史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部落和城邦都是長期存在的普遍現象,與國家、帝國共存,只是最近幾百年,國家這種形態才變成世界性的、唯一的政治體,幾乎所有人都被納入某一個國家的管理之下。再進一步說,歷史上的大帝國、文明,往往以崩潰、解體而告終;也就是複雜性的演變並非總是朝著同一個方向,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那麼,背後的推動力,或者說關鍵的影響因素,就成為各個知識領域的學者所研討、爭議的問題。

朝向這一問題的研究路徑之中,不可或缺的就是歷史的比較研究。其中,羅馬帝國和秦漢帝國之間的比較,已經有相當多的學術積累,多國學者都有參與。2019年,北京師範大學的劉家和、劉林海兩位教授發表一篇 《3-6世紀中西曆史及文明發展比較研究》,就是討論亞歐大陸東西兩端的一些同步的相似現象。再晚一點,公元800年到1800年之間這個時段,美國的歷史學家維克多·李伯曼有兩卷本的鉅著,以東南亞為中心,討論它在亞歐大陸的整體結構中,與其他相距遙遠的不同地方何以表現出類似的政治、文化現象,他稱之為“奇特的平行現象”(StrangeParallels)。此類研究顯示,儘管亞歐大陸無比遼闊,而古人的活動空間有限,但不同地方的人群,在社會組織和結構方面卻表現出有一定規律可循的變動。

至於背後的推動力,在這裡我想強調三點。一是關鍵的技術發明,比如冶金術的發現、近代的科學革命。二是思想革命,比如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用“軸心時代”來表示的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各地發生的一些知識上、思想上的劇烈變化,其中有哲學的發明,也有宗教的革新。三是自然因素。我們應該比以往更多地考慮地理、氣候等自然因素對人類歷史的影響。比如,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50年,所謂“羅馬暖期”這一生態方面的重要利好因素,是否為不同帝國的擴張提供了普遍的有利條件。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古代、中世紀的貌似孤立的歷史現象,彼此可能沒有聯絡,卻在同樣的自然條件之下,處在同一種變化節奏之中。

最後,簡單總結。如果把亞歐大陸上的人類歷史作為一個整體性現象來討論,可以設想、嘗試各種概念結構。我在上面所設想的一種亞歐大陸的世界史,首先是劃分出一定的地理結構、文化結構,以此為框架將亞歐大陸各種社會、人群的歷史變化納入其中,討論它們各自的發展、平行的關係以及各種跨區域長時段的歷史現象。在此基礎上,或許可以形成對亞歐大陸世界史的一種新的整體性認識。以上我所說的,只是目前所想到的一種臨時性的方案,如果付諸實踐,當然要根據實際情況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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