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你的爸爸| 我是你的爸爸記19.9% 的男性受害者

記者/梁婷  實習記者/龍天音 周雪怡

編輯/計巍

我不是你的爸爸| 我是你的爸爸記19.9% 的男性受害者

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釋出資料顯示,22。9%的女性和19。9%的男性都曾遭受過家暴(圖片源自網路)

林瑞,男,34歲。人前,他是那個永遠在遲到、沒法加班,身上遍佈疤痕的大齡程式設計師。關起門來,他是19。9%遭受家庭暴力的男性受害者之一。

回望自己三年的婚姻,枯燥、一成不變的日子都是奢侈的,他要時刻打起精神,隨時應對妻子的巴掌、平底鍋、剪刀以及“迴圈播放”的辱罵。

經歷過無數“不堪回首”的時刻,他發現,兩個人在一起,無論男女,只要一方有強烈的控制慾、佔有慾,另一方比較弱勢,那家暴就一定會發生。

林瑞的故事也不僅僅止於家暴,還在於每當他想逃離的時候,總有些力量會把他拽回去,如此,迴圈往復。家暴已經成為他瑣碎日常的一部分,消磨著他的事業、生活,以及自我。他成為了那個困在套子里人,出不來。

我不是你的爸爸| 我是你的爸爸記19.9% 的男性受害者

林瑞身上的疤痕如年輪般記錄著他近三年的婚姻

失控

“很煩、很怒、很無奈……”,話還沒說完,林瑞便收了聲,怕被人聽到一樣,“我到家樓下了,今天先這樣。”掛掉我和他的微信語音電話後,他迅速退出小號,切換為大號。

開門鎖是需要勇氣的,沒進家門他就“開始煩了”,門後,盡是“不堪回首”。

下班回家後的很多個夜晚,他都得喝到昏沉才被允許睡覺。有一個週末,喝完整瓶紅酒,他睡到第二天中午12點,上班只能請假。他很難不遲到。他不好酒,妻子逼著他喝和買,最多的時候他一晚上跑了4趟超市。好像故意折磨他一樣,500毫升的啤酒,妻子只喝一兩口,剩下的都要他一口氣灌下去。

折磨也會跟著他走出家門。今天又是這樣。林瑞急著工作,妻子說身體不舒服,要求他主動打電話,半小時一次,不打就代表不關心。她可以不接,但林瑞不能不打。這一下午,林瑞什麼事都沒有幹成。

關於電話的控制,很早以前就開始了。妻子經常一個接著一個打電話給林瑞,她設定了自動呼叫,林瑞結束通話,電話還會接著響,也沒什麼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知道他在做什麼。那會兒妻子懷著孕,他想,順著她的心思吧。也試過不接,回家以後,他發現自己珍藏的本科教材被撒了酒精燒了。

“不想再回憶了,太痛苦了。”電話那頭,林瑞沒有再講下去,他有點著急地解釋,“我這樣講你可能覺得還好,你真的不知道她的行為有多可怕。”

他和妻子2017年底經人介紹認識。2018年,妻子懷孕了,他們順理成章地結婚。婚後,他工作七八年的全部積蓄30萬都交到了妻子手裡,工資卡也上交。他不知道錢放在哪裡,也不知道現在有多少存款。他總也用不久新手機,一年多時間,手機被摔碎6個,公司發的測試機也不能倖免。有一段時間,他的手機沒有後蓋,經常自動關機,但他不敢修,修好了可能又會被砸壞。他個人的經濟危機也頻繁出現,有時,身上連一二百元都沒有。

生活剛開始失控時,林瑞還沒有練就像現在這樣“得過且過”的能力,還試圖讓生活回到正軌。他把母親從河南老家接來北京,照顧懷孕的妻子。後來他發現,這是個非常錯誤的決定。

母親租住在沙河,妻子住在中關村。三十幾度的天氣,老人早起先去買菜,再坐地鐵轉公交到中關村。妻子要吃的清淡、少油少鹽,還要吃得好。可是母親手藝有限,也不會搭配,又想省點錢。妻子不吃不喝發脾氣,打電話找他。“她懷著孕,又不吃飯,我那會兒真的急死了”,林瑞只能翹班回家。對母親的愧疚伴隨著對生活、工作的無能為力讓他“整天抓耳撓腮,急得直掉眼淚”。

2019年開始,林瑞的生活就是這樣失控的狀態。他總覺得妻子可能是受懷孕影響,等到孩子出生也許會好的。和妻子戀愛期間林瑞的身上也總是有傷,但因為是第一次戀愛,林瑞一度覺得是因為自己單身太久,不會和女孩相處。網際網路是他的戀愛導師,公號文章告訴他:不要試圖和女朋友講道理。因為這種預設,他覺得一切正常,那點傷不算什麼。

孩子出生後,事情並沒有好起來。

因為“電話控制”,他總不在工位上,工作電話也打不進來,部門至少三個領導輪流找他談話。一個月遲到22次,他是專案組遲到最多的人,HR也找他談話。

合同到期後,林瑞被大廠“掃地出門”了。2010年來到北京以後,他從一家小的軟體公司跳槽到大廠,實現了普通程式設計師的完美躍升。但工作第9年,他沒能守住自己的事業。

現在,他全身遍佈傷疤,來由“太多了”,很難一一對上號,只能根據顏色的深淺,判斷出來自於哪一年。

2021年4月,又增加了胳膊上的掐痕、後背被剪刀捅過後的三處新傷。這些疤痕如年輪般記錄著他近三年的婚姻。未來,可能還會繼續記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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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接電話,林瑞收藏的書被妻子燒了

無力感

每講述一段過去的經歷,林瑞總想起很多相似的時刻。故事也就此混亂。三年間重複發生的被扇耳光、被利器刺傷、被迫喝酒的畫面交替地出現著。

對於他來說,身體的疼痛並不是最可怕的,失去對生活和自我的掌控才是。

那是一個颳大風的晴天。妻子硬要他下樓曬被子,“風太大,衣架會翻的”——解釋毫無意義,他想,那就去吧,讓她看看實際效果。沒離開兩步,衣架就倒了,他折回去扶起來,又倒了,他甚至也不理解自己的行為,“我為什麼要像個機器一樣反反覆覆做著毫無意義的事?”身後不遠處,妻子正在二樓的陽臺上盯著他,像監工一樣。

有老太太路過勸他,“這麼大的風,弄個繩子都比這強。”她打量的眼神好像在說,“看那個傻子”。他不敢看老太太,覺得好丟人。

憤憤不平地抱著被子回家,他反駁了幾句,“說了風大,掛不了,非讓我去”,妻子一巴掌甩過來,他的耳朵聽不到了。他想,原來曬被子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按照指令做事。一種深深的無力感讓他窒息——30多年的生活經驗都失效了,自己獨立的判斷、思考都不重要,無論多麼不合理的事情,必須得聽妻子的。

事實上,林瑞的經歷並非個例。性教育專家方剛說,家庭暴力本身是基於權力和控制,是不平等的性別關係。在國際社會,以伴侶暴力為例,90%是女性受暴,10%是男性受暴。2018年,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釋出資料顯示,22。9%的女性和19。9%的男性都曾遭受過家暴。

只不過男性遭受的更多是精神暴力。22。7%——這是社會學家風笑天在2014年所做的中國家庭婚姻暴力研究中,關於男性在婚姻關係中遭受精神暴力的比例。女性的這一比例為24。9%。

最初很長一段時間裡,林瑞不確定自己的經歷算不算被家暴。被抓掐,逼喝酒,扇耳光,好像都沒有造成巨大的身體傷害,但妻子的打罵說來就來,事業守不住,生活也一團亂。

離開大廠4個月後,一家小的軟體公司收留了林瑞。幾乎所有同事都跟領導抱怨經常找不到他。領導很生氣,“你職位、薪水都比別人高,做的事還趕不上別人!”不得已,林瑞說了家裡的情況,但也只敢提妻子生病了,要治療,其他的諱莫如深。

過了6個月試用期,他勉強留下,但依然在遲到,“總覺得自己可能某天就被炒了。”

採訪過程中,每隔20分鐘林瑞都要向我表示歉意,然後結束通話語音電話,切換成微信大號,看看妻子有沒有發來訊息。打電話是萬萬不能的,林瑞解釋,“如果她打來,發現我這麼長時間在通話中,不知道會出什麼事情。”

“其實有時候我也覺得她挺可憐的”,在某些方面,林瑞覺得自己反倒是那個幸運的人。他說,妻子沒有工作,沒有能聚在一起看電視、聊天的朋友,也沒有興趣愛好,發洩物件只能是他。而他至少還有工作、遊戲。

回頭觀望這些經歷,林瑞有時也驚訝於自己的行為,“我有很多想法,我自己都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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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香港社會福利署統計的家暴受害者個案數顯示,每6個受害者中,就有1位是男士

“無人知曉”

4月6日半夜12點過,林瑞突然給我發來了訊息:明天您有時間嗎,心裡難受。他實在受不了了,想找個人聊一聊。“這些亂七八糟事情”,我可能是知道最多的,他不知道還能找誰。

經歷家暴的男人大機率會選擇藏起來,他們匿名出現在知乎的提問中:“被女友家暴了,我該怎麼辦?”“男人被打,也算家暴嗎?”“被妻子家暴,該不該離婚?”而一旦聯絡採訪,大部分人都會以“沒什麼好說的”為由拒絕。

曾經做性別研究的陳潔瑜說,因為社會的刻板印象,很多人預設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會是男性,如果是的話就會懷疑受害者的男性氣質,這也是男受害者所受到的第二重傷害,也因為這樣他們更可能對自己的受暴經歷諱莫如深,也更加不容易得到幫助。

年過四十的王文是家庭暴力的“過來人”。他規勸那些猶豫不決的人快點分開:一個因家暴而離婚的男人告訴你,不要再妄想了,暴力會上癮的,像毒品一樣。他之所以願意接受採訪是因為已經離婚了,如果沒有離婚,這些事情永遠都不會暴露出去。

遭受言語攻擊是常態,他的胳膊上也總有掐痕。“開始只是撓一下、擰一下,像極了愛情中的小親暱”。但越來越重,頻率也不斷增加,到後期,每個星期有四五天他都要經歷這些。有一次,他正在開車,在和妻子的爭吵中,一個耳光甩到他臉上,車子也差點失控。

婚姻的徹底崩潰是從沒錢開始的。王文說,在財務比較充裕的情況下,很多矛盾都是被掩蓋的。前妻要控制一切,他便順從,上交工資卡。前妻管著家裡小超市的所有財務往來,拆遷補償幾十萬也全都掌握手裡。而他的零花錢一個月不過幾百元。

有了錢,他們從農村來到城市。“窮人乍富”不過維持了一年。因為被人騙和報復性消費,前妻手裡的幾十萬拆遷款很快全沒了,他毫無辦法。他做設計策劃工作的所有財務往來都流入了前妻的賬戶,只進不出,每要一次設計貨款就會吵一次架。存款沒了,外債日積月累。

結婚近十年,他都生活在言語、肢體暴力和經濟控制中,沒人知道他在家庭中的弱勢地位。他也絕不會說出去,那樣反而會成為別人茶餘飯後的談資。“現在這個社會環境,男性(被家暴)是不應該去說的,一個男的,你說你被老婆打,會被笑話的。”

成立於1985年的“和諧之家”是香港第一間為受虐婦女及其子女提供庇護服務的機構。2016年10月,這裡針對受虐男士推出了“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計劃”服務。在服務的過程中,工作人員發現,阻礙男性受害者對外求助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他們看重面子、感到羞恥,覺得家醜不得外傳,一旦求助,就與社會所定型的“堅忍、強壯、堅強”的男士形象相違背。

“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計劃”主任陳沛恩在給深一度的郵件回覆中提到,近幾年,香港社會福利署統計的家暴受害者個案數顯示,每6個受害者中,就有1位是男士。但是包括業界的社工、警察、親友、司法人員在內,很多人都不相信男性受虐。

婚姻家事律師也鮮少代理男性因為被家暴而起訴離婚的案子。在對近十位知名婚姻律師的詢問中發現,只有3位律師各有1位男性當事人。這3位當事人都拒絕接受採訪,他們覺得“不是什麼好事兒,不想曝光”。

在林瑞的現實生活中,也只有一位女性朋友對林瑞的經歷瞭解得多一些。她在婚前遭到男友的背叛,但還是選擇了結婚、生子。這段經歷讓林瑞放下了戒心,他想,在某些方面,她也許能理解自己。

更多時候,他只能在網路上尋找有類似經歷的人。也只有在匿名狀態下,他才能沒有負擔的向人求助。他對很多問題感到無助:遲到在電梯裡碰到領導該怎麼說?上不了班怎麼辦?要離婚嗎?要反抗嗎……

“一定會死一個的!”

林瑞有過無數次想要拼個魚死網破的時刻,但孩子、理智、底線會把他拉回來,“如果我也這樣,我們倆一定會死一個的。”

2021年1月初,又一個被逼著喝酒的夜晚。半瓶紅酒下肚,林瑞開始暈了,和妻子商量著,明天上班,今天就喝那麼多。洗過碗出來,高腳杯裡又續上了酒,滿滿一杯。雖然生氣,但他不想吵架,因為吵架最後還得是自己妥協。妻子要把氣撒出去,這一天才能過去。

撒到哪裡去呢?除了他身上,好像也沒有別處,於是身上的疤痕總也下不去。“一個男人身上總有疤痕是非常屈辱的。”

酒喝完,妻子讓他再去買,“我真的不想再喝了,這樣下去肝要出問題的。”見他不聽話,妻子便轟他出門。從客廳走到門口,被連著踹了兩腳,他忍了。剛邁出家門,伴隨冷風而來的是又一腳,壓抑的憤怒好像一下被踢了出來。

他想起上一次被趕出門,穿著睡衣縮在樓道里取暖時,被人當成是小偷,從6樓追到2樓。今晚被趕出去,又要在樓道里待一晚,早上會被放進去給孩子餵奶,為妻子準備早飯,再昏昏沉沉上班,“那種感覺難受得要死,我再也不想經歷了。”

他猛地一轉身,頂住門,擠了進去,揮手把妻子推倒在地。他覺得自己終於沒那麼憋屈了。

林瑞這樣的暴力回擊行為並不是偶然的衝動。上海社科院性別平等學者陳亞亞分析,男性受暴者可能因為長期壓抑,無處傾訴和發洩,最終出現以暴制暴的情況。她主編的《親密關係如何傷害我們:性別暴力的94個案例》一書中,共收錄了12個受暴者是男性的案例。有的受暴丈夫出現了性功能障礙,有的暴力回擊變成了施暴者。

32歲的鄧毅一直不理解,一個男人怎麼可能會打女孩子?怎麼下得去手?直到他打出了那一巴掌。

和女朋友分手後,他幫忙搬家。搬家的過程中,她埋怨他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外套落在了車上,怪他沒腦子,請吃飯賠禮不行,還要求他給錢、道歉。他吵了回去,“我們已經分手了,我這是在幫你,你為什麼這樣苛責我?”女朋友找上門來,家裡所有能砸的東西都被她砸了,沒有落腳的地方,談戀愛時候的噩夢又開始重複。

“你知道什麼叫做體罰嗎?”

分手前的最後一次體罰是因為女朋友覺得他買的禮物瞧不起自己。那晚,他舉著胳膊,不能彎曲,不能靠牆,從晚上10點一直站到凌晨3點。“我現在想想,我怎麼能受得了這種委屈,這太扯淡了。”

但當時,他受下來了。

當他以為女朋友睡著了,想把手放下來、休息一下的時候,首先是一個憤怒的眼神,然後抱枕、遙控器、玩具相繼飛來。

熬到3點,他實在沒有辦法,跑到小區裡坐著,打算清早悄悄回去換衣服、上班。沒想到,女朋友已經把他所有的衣服、褲子剪壞,從樓上扔了下去。他從垃圾堆裡找到了一條破損沒那麼厲害的,乾脆剪成短褲穿著,“那天真的好冷,好丟人,我為什麼要受這些呢?”他沒有鞋,手機也被摔壞了——這是他被摔壞的第4部手機。

終於下定決心分手了。三年前吸引他的,那個喜歡喂流浪貓,溫柔、善良的姑娘好像消失了。他數不清自己寫過多少篇800字的書面道歉,更數不清那些附在每封道歉書上的3000至5000元的賠款,最終一共給出去了多少,那種屈辱好像“大清割地賠款一樣”。

看著已經分手的前女友在自己家裡像瘋了一樣,鄧毅反手,第一次打了她一巴掌,他自己也愣了,“打女人是特別不對、特別不對、特別不對的,我到現在都覺得這是個汙點。”他至今覺得慚愧,但當時就是那樣一種感覺: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別再逼我了。

我不是你的爸爸| 我是你的爸爸記19.9% 的男性受害者

今年3月,深圳一名男子因家庭矛盾被妻子持刀威脅家暴,多日躲到酒店裡不敢回家,隨後該男子向寶安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禁止家庭暴力。寶安法院受理案件之後,發出了《民法典》實施後的深圳首份男性人身安全保護令。

“我怎麼這麼窩囊?”

林瑞的那次揮手讓事情更加嚴重了,妻子倒在地上,磕到了後腦勺。這之後的半個月,他的日子都沒有消停。

有幾天一回家,妻子會按著他的頭撞地板,氣極了,還要拿著平底鍋、扳手砸。每次被砸完,林瑞都眼前一黑,懵著,起不來。大概兩個星期後,妻子又想起來頭被磕的事情,逼著他去買大罐啤酒。進家門前,要求他喝完一罐,進屋後繼續喝第二罐、第三罐。這次,下酒菜也不讓吃了,他得全部喝完才能睡覺。

他逐漸意識到,“反抗只會讓事情越來越嚴重。我一旦稍微有一點失去控制,她的情緒就上來了。”

更早以前,因為回嘴,他一度失去了僅存的那點愛好。

“無能”、“傻逼”這種詞他已經習慣了,但是聽著妻子嘴裡冒出的“雜種”,他實在氣不過,照樣罵了回去。結果,遊戲機成了犧牲品,螢幕被砸碎了,機身只剩下廢零件。

林瑞把自己形容為社會上的“大部分人之一”——普通收入的工薪階層,生活就是車貸、房貸。白天上班,那是老闆的;晚上回家以後,帶孩子、陪老婆。只有等所有人都睡著,從2點到睡覺前那短短的一個小時才是自己的。

不同的是,他可能比大多數人更需要那一個小時。

在那一小時裡,他需要遊戲,把那些壓抑的崩潰、屈辱釋放出去,建設好自己,第二天妻子的氣順了,好像一切又可以回到正軌。

他捧著遊戲機碎片,妻子“洋洋得意”地站在一邊,他甚至能感覺到她是笑著的,“好恨,她就是一個惡魔,知道怎麼能傷害到你,專挑你最在乎的東西”。

林瑞不否認自己的軟弱,但作為一個男人,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保護家庭的完整,“孩子需要一個完整的家。”

他想,繼續妥協吧,雖然解決不了問題,但可以短暫起效。

發訊息向我求助的那個晚上,他被剪刀捅了三下。他慶幸珊瑚絨的睡衣比較厚,幫他抵擋了一些傷害。

當時,妻子從櫃子裡取林瑞要喝的燕麥,不小心把自己買的蝦醬帶到了地上。開始是掐,指甲陷到肉裡,林瑞揮著胳膊甩開。也許是因為這個舉動又讓妻子想起了被推倒的那一次,她拿著剪刀衝了過來,林瑞的睡衣破了三個洞,身上留了三處傷。

這一幕被正在客廳裡玩耍的2歲的兒子看到了。孩子的哭聲讓一直忍耐的林瑞不確定了:男孩子生活在這樣的家庭裡真的好嗎?以後他可能會是兩個極端,很軟弱或者特別暴力。自己的忍耐值得嗎?

在這之前,他一直覺得即便讓孩子成長在母親強勢,父親比較弱勢的家庭中,也比在單親家庭中長大要好。所以,儘管他是遭受家庭暴力的一方,離婚反倒是妻子的底牌。他想,雖然孩子會有性格上的缺陷,但至少,爸爸媽媽都在,都愛他。現在,他真的不知道怎麼辦是好了。

那晚,妻子氣順了,去哄孩子,林瑞蹲著撿蝦醬裡的玻璃渣子時,生自己的氣,“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怎麼這麼窩囊!”在後來的電話裡,他第一次向我詢問:這種情況下離婚,孩子會怎麼判?

“我不是我自己的”

“為什麼是我?我為什麼要經歷這些?”有時,他也會從受害者的身份裡跳脫出來去思考,試圖找到一些原因解釋這一切,還有那些他“完全、非常不理解”的,自己在面對妻子暴力時的一再的忍讓與妥協。

他想起,小時候爸媽爭吵厲害的那段日子,雖然沒有打架,但他除了被動忍受之外,只能祈禱:不管是誰,從那個“戰場”上下來吧。有人下來,爭吵就算過去了,又可以回到快樂、安全的狀態。

“那時候太小了,沒有能力主動做什麼,哪怕逃出來。”他說,現在自己置身“戰場”中,好像也沒有了逃出來的能力,只能選擇成為那個妥協下場的人。他想,這可能就是原生家庭留在他身上的痕跡。

更重要的是,他覺得這段婚姻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林瑞說,如果相親的時候,他知道女方結過婚,他面都不會見的。

臨近結婚,他第一次知道妻子曾患抑鬱症,在國外讀書時閃婚閃離。林瑞生活在小村鎮的父母都是下崗工人,知道兒媳結過一次婚後,心裡有了芥蒂,彩禮給的不多,這也是妻子一直介意的。所有人心裡都有了疙瘩。婚後,她不再上班,看過醫生,也吃著精神類藥物。

妻子看不上他,總說他無能,後悔嫁給他。丈母孃也毫不避諱地說,後悔讓他們認識。林瑞承認,這確實是一段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他,下崗工人的孩子,參加高考、上大學,擁有了體面地工作,耳朵被打得聽不到聲音時,只會去附近的社群醫院;她,開工廠的爸媽,出國、留學,無論哪裡不舒服一定要去三甲醫院掛號。

他想,暴力就是這樣滋生的吧,妻子步步緊逼,他一點點退讓。在自己親身經歷了以後,他更是覺得家暴不應該區分“男的對女的”或者“女的對男的”。兩個人在一起,其中一方有強烈的控制慾、佔有慾,另一方比較弱勢,那家暴就一定會發生。

他不相信妻子會改,也不相信日子會好起來。

儘管如此,他依然困在裡面。陳亞亞說,整體而言,家庭暴力對於男性的身體傷害不大,但心理傷害比較嚴重。即便離婚了,那種傷害好像一直都在。

王文在和妻子分開後,總想起那段經歷。他說,被家暴這件事,男性不會像女性一樣,留下很明顯、嚴重的身體傷害,但心理的傷害是很大的。“這種傷害像藏在衣服裡的一根刺,平時刺不到你,但你突然做某個動作的時候,依然覺得疼痛。”他和前妻自由戀愛,2008年結婚,在一起生活了十幾年,有了3個孩子。他以前很相信感情,現在都不信了。“錢才是重要的,無論是誰,利益還是第一位的。”

最後一次採訪時,我問林瑞離婚考慮得怎麼樣了,他長嘆一口氣,猶豫了,“很複雜”。他說,妻子也不是完全不好,也會給他買衣服、買鞋,在他上班的時候,全心照看孩子。

每到做選擇的時候,林瑞總是寸步難行。他已經放棄為了自己做決定。

他想,無論是妻子還是自己都不是性格健全的人,孩子單獨跟著誰,他的人格塑造都會受到影響。而且孩子太粘媽媽了。如果離婚,如果孩子判給媽媽,他可能和爸爸、爺爺奶奶就再也沒有關係了。現在,妻子也嚴格控制著爺爺奶奶和孩子的交集,在家裡不能影片,祖孫兩代人已經一年沒有見面。林瑞只能趁自己帶孩子出去玩的時候,打一次影片。

更讓他難下決定的在於,即便孩子能判給自己,現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也只能把他交給爺爺奶奶帶,“可是這樣對孩子就會好嗎?”他找不到兩全的解決方案。

偶爾,有那麼片刻,他也心疼這些年身心俱疲的自己。“婚姻、家庭需要犧牲,但應該是自願交付,不是被另一半徹底剝奪掉。”自由的生活一點都沒有了,他有點認命地說,曾經那些習以為常的,週末不想起床或者想去加班的選擇權再也沒有了。

短短三年,林瑞失去了物質、精神還有自我。“以前遇到的那些不可理喻的人都像過客一樣,消失了。但是現在,有這麼一個人成為了我的妻子。我可能要和她繼續生活下去,可能是一輩子。”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林瑞、王文、鄧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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