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帝國的政治遺產

作者:三水小牘一、秦朝-刀筆吏治天下春秋戰國之際,王綱解鈕,私學大興,學術下移,形成獨立的學士群體,以及百家爭鳴的燦爛文化。同時,各諸侯國透過變法運動,逐漸確立任法選賢的官僚組織,造就了大批訓練有素、專事行政管理與社會管理的文吏。學士與文吏的崛起,成為戰國秦漢的主要政治景觀。在先秦各家學說中,法家獨樹一幟,他們從實用的功利主義出發,設計出了一套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專制集權的官僚體制方案。《商君書》等法家著作中,對如何立法制律、分管設職、選官考課、理財積穀、徠民墾荒等方面,均有卓越的論述。相比之下,儒家在這方面就相形見絀了。

東漢帝國的政治遺產

法家主張分工明確,因才授職,嚴明賞罰,一斷於法。任何人不得逾越於法律之外,若逾之,則嚴懲不貸。最高原則就是法,官僚體制下的大小官吏,一切以法令為準則,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官吏的獨立人格無法保持,逐漸成為執行法令和君主意志的工具。這就是法家為吏之道的實質內容,也是文吏政治的基本精神。法家這種關於“為吏之道”的理論及其構建的文吏政治體系,既適合當時各國富國強兵、鞏固政權的需要,又具有管理日益複雜的社會事務的效能。秦始皇一統六合之後,繼續推行法治與耕戰的治國方針,在政治上純用文吏,正如侯生、盧生所言:“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倖。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秦統一後的第八年,在丞相李斯的倡導與主持下,實行焚書政策。次年,又坑殺儒生方士 460 餘人。與之相適應的政策,即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它們構建起一套政府控制下的官員培養與教育體系。在秦朝統治下,學術研究被認為無助於富國強兵,因此應該禁止;不耕不戰的學士,乾脆被比喻成社會的蠹蟲,遭到來自國家政權的沉重打擊。而那些擁有專業技能的文吏,才是法家相中的治國人選。至此,文吏政治獲得全面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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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秦始皇東巡刻石記功的內容來看,他並未一味宣揚自己平定六國、一統天下的赫赫武功,而是反覆強調自己“作制明法”的功勞,認為自己為天下作法的功勞並不亞於統一天下之武功。事實上,他對自己“建定法度”與“初平法式”的功績並非鼓吹,而是發自內心的一種自我滿足與自我欣賞,所以要求後世“永承重戒”、“後嗣循業”。而且,他本人確信,只要他的承繼者按他制定的法度行事,便能“化及無窮”、“長承聖治”。在這種思想與信念支配下,秦始皇在刻石中同時提出了對官僚隊伍的具體要求,即“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要求官吏們依自己所定之法度行事,大小官吏只要把這些法度貫徹執行好了,社會治理就會井然有序,整個國家機器則“莫不如畫”。這些文字既是秦始皇對秦朝官員為吏之道提出的具體要求,也是對秦朝“刀筆吏治天下”精神的最好概括和總結。二、王莽新政-制度設計的狂歡漢高帝劉邦剛剛稱帝之時,餓殍遍野,百物凋零。而造成這一切的就是秦始皇的那一套政策,於是秦政就成為千夫所指的敗政。此時道家的“清靜無為”和“休養生息”思想符合了社會生存恢復的需要,因此黃老政治短暫的登上舞臺。黃老政治讓漢朝逐漸恢復了元氣,出現了文景之治這樣的盛世。但是盛世之下,都是以犧牲官僚機器的運轉速度與效率為代價的,許多深層次社會矛盾只是被暫時地掩蓋了,一部分有遠見計程車人已開始預感到日益積累的各種矛盾的嚴重性。漢武帝時期,帝國走向全盛。儒術悄悄的走進帝國統治者的視野。儒家倡言的仁義忠孝,都是社會基本道義,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離。儒生則把這些觀念理論化,雖沒什麼高深之處,卻從此深深紮根於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中。在董仲舒對儒學進行改造之後,儒術變成了一種可以號召民眾、凝聚社會的意識形態。嚴格來說,法家的法術只是一種政治行政理論,黃老的道術只是一種政治哲學,都屬於“南面之術”。皇帝可以拿它來對付民眾,卻不能拿來爭取民眾。因此,法術、道術只能讓位於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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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漢代獨尊儒術的現代版畫作品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生開始源源不斷進入朝廷。他們透過批評秦政,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們斥責秦朝“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把矛頭直指文吏。強調只有儒生才能承擔德政和教化。統治者開始轉變政治方針,制度上也出現相應的變化。譬如漢武帝創立察舉孝廉制度、其中的明經、文學等科,明顯是面向儒生的。漢武帝創立太學,學生到西漢末年增加到幾萬人。這些學生進入官僚體制後,整個帝國的官僚“彬彬多文學之士”。儒士擔任官員,不僅為民興利,還倡導禮儀,表彰儒生,甚至言傳身教。譬如,膠東相吳佑遇到百姓相爭打官司,總是首先閉門責備自己的德教未能化民,然後才去聽訴訟;太守許荊遇到兄弟爭財產,便已自己的教化不行為由,請求朝廷把自己下獄,兩兄弟深深感動,幡然悔悟。此時的儒生官僚同時擔任起“吏”和“師”的雙重責任。漢儒的大量參政,為帝國政治注入了新鮮血液。但是與此同時,他們的對國家行政的理解,卻遠不如法家“理性行政”深刻。漢儒官員們理想化的政治浪漫主義,終於在西漢末迎來了制度設計的狂歡,即王莽的復古改制。有人曾問孔子如何治國,孔子回答說:“用夏朝的歷法,乘商朝的車子,戴周朝的禮帽,樂舞用韶舞,就是了!讓古禮復興了,自然天下太平。”不得不說,這種思維方式,可稱為“制度浪漫主義”,更多是從象徵意義而非實用意義去考慮制度設計。漢成帝時,何武倡議把丞相制改為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的三公制,刺史也改叫州牧。因為經書中說“天子三公,十有二牧。”方士甘忠和他的弟子鼓吹“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漢哀帝居然真的搞了一次“再受命”,改帝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年號為太初元將。此時的文吏們曾試圖抵制儒生們的復古,可是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只有再受命和復古改制,才是擺脫危機的出路。這種思潮,在王莽改制中達到了頂峰。

東漢帝國的政治遺產

對於王莽轟轟烈烈的制禮作樂,儒生們倍覺歡欣鼓舞,周禮崩壞已久,王莽居然復活了它們。文學家楊雄欣喜而揮毫,作《劇秦美新》盛讚“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儒家學術總算得到一個徹底釋放,貫徹的機會,太平盛世即將來臨!然而,王莽新政並沒有比秦朝的嚴刑酷法長命多少,不久就在混亂動盪中倒臺。南朝沈約論及此事說:“任己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歷史就是這麼奇妙,秦始皇和王莽的政策構成了兩個極端。從純用文吏、遵循法治,而儒生僅為點綴的秦政;到充分貫徹“禮治”理想,而文吏僅為陪襯的王莽新政,歷史經歷了一個奇妙的兩極轉向。王莽時期的制度設計狂歡,就是早期儒家空想性和非理想因素極端膨脹的結果。把戰國秦漢以來,文吏數百年政治建設中所蘊含的理性行政傳統,徹底的予以拋棄。全力推行理想國式的變法體制,它的失敗乃是必然。三、東漢-士大夫政治的形成鑑於王莽新朝改制的失敗,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奉行非常務實的政策,在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政治事務上,有著不同於王莽的現實態度和政治理性。例如廢除新莽的官職和貨幣、精兵簡政、釋放奴婢、實行度田、減免賦稅、賑濟災民、治理黃河和興修水利、壓制功臣外戚和諸侯王等。除了這些理性政策的迴歸,光武帝劉秀還有兩項舉措,對後世可謂影響頗巨。一是尊崇儒教。不同於西漢的開國功臣集團多是市井亡命無賴之徒,東漢開國集團則是一派儒者氣象。譬如光武帝本人,少年時曾在長安太學讀書,受尚書,通大義。功臣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早年曾與光武帝是太學同窗。同樣經歷的還竇融,耿純,有樊準,寇恂,馮異,賈復等。故清人趙翼說:“光武諸臣,大半多習儒術,與光武意氣相投。蓋一時之興,其君與臣皆一氣所鍾。”就連皇帝的警備部隊都要人人通曉《孝經》。正是在這樣的社會風俗下,形成了注重經明行修的社會風氣。劉秀繼位後不久,建造太學,還親自在太學裡講學,和儒生們一起辯論,旁聽的有幾萬人之多,盛況空前。但需要指出的是, 劉秀雖然在儒術和禮制上繼承了很多新莽的做法,甚至讖緯之學也依然盛行於世,但儒術中那些不切實際的東西,以及讖緯對行政的非理性干擾,則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至於儒家的仁政、教化思想,並沒有棄如敝履,反倒更加深入人心。劉秀對儒生如此的親近,讓天下人都非常眼紅,其中包括曾經對儒士不屑一顧的“文吏”。於是,文吏們也開始學習儒家經典,想讓自己看上去有文化一點,這就讓文吏們主動向儒學靠攏。二是儒生吏化,即把儒生變成真正的官僚。王莽理想國式的變法嘗試失敗,讓劉秀開始把東漢帝國政治予以轉向。文吏的政治參與度被強化起來。因朝廷任文法而重吏政,文吏再度活躍起來。西漢察舉孝廉以德取人,東漢劉秀則增設了“授試以職”之法,即郡國對被舉者先以吏職相試,試用期間表現出了行政才能,方可察舉到中央去。過去儒生做官沒有這個試用期,所以當官了還滿腦子理想主義,惹出很多亂子。現在儒生要做官必須經過試用,要想順利透過試用,就必須去學習國家的法律和掌握一定的行政技能。這也就讓儒生主動向文吏靠攏。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不少非理性因素得到了清洗,儒生開始把“法治”和理性行政納入思路,很多人開始適應官場,開始“官僚化”。既然已經居職從政,就必須面對兵刑錢穀的日常政務,由此才能仕途通達。

東漢帝國的政治遺產

▲影視劇《鶴唳華亭》中刻畫的後世官員形象如果說富於想象力和社會批判力是西漢儒生最大特點的話。那麼東漢儒生卻更具有政治理性和現實關懷。對現實政治的全盤否定和對理想國的狂熱追求退減了。東漢人對儒生、文吏的優劣進行了精彩的辨析。“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儒生的“軌德立化”與文吏的“優事理亂”各有所長,一個都不能少。東漢末年名士,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寫了一篇《儒吏論》,講到“吏服訓雅,儒通文法”,就是文吏也懂得儒家的學問,儒士也精通官僚的技能。連馬融,鄭玄那樣的經學大師,也在同時研究法律。儒士和文吏就這樣融合在了一起,成為了我們熟悉的學者兼官僚計程車大夫階層。這個群體最大的特徵就是兩面性:一面叫做“儒生”,就是他們要負責傳承儒家的文化,教化百姓。另一面叫“官吏”,就是他們要作為政府的官僚,擔負起國家的日常行政工作。“士大夫政治”,由此而奠定下來基礎。參考文獻:1、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班固:《漢書》,中華書局3、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4、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5、呂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6、趙光懷:《文吏政治與士大夫政治的衝突與整合》,江蘇社會科學,2012。47、何莊:《儒法合流程序中的兩漢文吏》,檔案學通訊,2013。48、于振波:《從尹灣漢簡看兩漢文吏》,湖南大學學報,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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