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共同富裕框架下,稅制結構仍待最佳化

文/陳根

眾所周知,稅收既是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來源,又是調節經濟重要手段,尤其在促進收入分配公平,推動共同富裕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

然而,不久前,作為2021年的最後一瓜,薇婭稅務事件卻在網際網路上鬧得沸沸揚揚。薇婭被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並處罰款,共計13。41億元的巨大金額令人瞠目結舌。事實上,在薇婭稅務事件發生前,已有網紅主播雪梨、林珊珊偷逃稅被罰的教訓。薇婭稅務事件過後,網路直播行業更是掀起一陣補稅熱。

網路主播偷逃稅固然有其主觀意願方面的因素,但也與我國當前稅收立法不健全有直接的關係

。網路直播行業偷逃稅事件為何頻頻發生?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下,又該如何完善稅收治理、最佳化稅制結構?

陳根:共同富裕框架下,稅制結構仍待最佳化

逃稅偷稅都有哪些手段?

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的義務。然而,就像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一樣,只要想違法,條條道路通羅馬。網路直播行業偷逃稅的手段多樣化,但總體來看,依然離不開節稅、避稅、逃稅三種方式。

常用的手段則主要包括虛構業務轉換收入性質降低稅負、濫用核定徵收和地方稅收優惠降低稅負以及陰陽合同

從透過虛構業務轉換收入性質降低稅負來看,我國現行稅法對於不同性質的個人收入規定了不同的稅率。按照我國現行稅法之規定,對於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等在內的綜合所得收入適用45%的最高邊際稅率,對於經營所得適用35%的最高邊際稅率,對於股息紅利等資本所得則適用20%的稅率。

一些網路主播正是透過利用我國稅法對於不同性質收入所適用的稅率差別,將工薪、勞務報酬等綜合所得收入轉為經營所得或股權投資所得的方式降低稅負

,從而達到偷稅避稅的目的。比如,薇婭被查到對虛構業務轉換收入性質偷稅少繳就達到1。16億元。

要知道,在電商行業中,電商主播最主要的收入就來自坑位費和帶貨佣金。坑位費是在黃金時段播30秒的保底收入,需要一次性繳納5萬元。之後的直播帶貨,則按銷售額比例的20%提成,這一部分的收入應按照45%的最高邊際稅率進行納稅。但如果把這兩項收入轉到核定徵收的合夥企業,變成經營的核定收入,即個人合夥企業的合併收入。

同時,又因為合夥企業的核定收入稅率極其低,是個位數的稅率,因此,必然會產生實際與真實稅率之間巨大的差異。

從濫用核定徵收和地方稅收優惠降低稅負來看,核定徵收是指由於納稅人的會計賬簿不健全、資料殘缺難以查賬或者其他原因難以準確確定納稅人應納稅額時,由稅務機關採用合理的方法依法核定納稅人應納稅款的一種徵收方式。

由於核定利潤率或核定徵收率通常較低,核定徵收方式下的實際稅負通常很低

。以服務費為例,在核定徵收方式下,服務費核定徵收的實際稅負率可以低至1%-3。5%。儘管核定徵收的初衷本是為了簡化手續,降低徵管成本,

但在實踐中卻被一些網路主播透過成立工作室、個人獨資企業,利用核定徵收方式來大幅度降低稅負

地方稅收優惠也為降低稅負提供了途徑。

據報道,薇婭、李佳琦稅收核定主要在“稅收窪地”上海崇明島完成。當地規定,崇明島上的個人獨資企業不再繳納企業所得稅,只對投資者個人取得的生產經營所得徵收個人所得稅。甚至,崇明島園區註冊個人獨資企業可申請核定徵收,同時也享受退稅政策。應稅專案為“娛樂產業”來說,核定後的綜合稅率為1%-7%,最高不超過7%。

從簽訂陰陽合同來看,設立陰陽合同,即收入少的放在陽合同中,公開並用於納稅,達到少繳稅款的非法目的。

陰陽合同可以說是傳統的偷逃稅手段,一些網路主播正是採用陰陽合同的方式來隱藏真實的交易金額,從而達到逃避繳納稅款的目的

。此前鄭爽主演電視劇《倩女幽魂》,就利用陰陽合同獲得天價片酬被坐實,兩年間偷稅近4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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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網路主播還可能採用其他方式進行偷逃稅。比如,透過採用實物福利或報銷的方法避稅,在帳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將虛構發票用於抵稅、定向分紅用於避稅,以及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等方式。當稅收立法未能嚴密到讓偷逃稅無縫可鑽時,再小的縫隙都會成為網路主播們想方設法逃避納稅義務的巨大漏網。

稅法完善道長路遠

網路主播偷逃稅固然有其主觀意願方面的因素,但也與我國當前稅收立法不健全有直接的關係。不可否認,近些年來,我國的稅收法定化水平正在不斷提高,稅收立法程序也在不斷加快,稅收法律體系更是不斷完善。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稅收領域的立法仍待進一步完善。

數字經濟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沒有清晰的邊界。網際網路企業可以在沒有任何實體存在的情況下開展業務並獲取收入

。在傳統實體經濟模式中,交易具有單一性、固定性、可視性、易追蹤等特點。而數字經濟則具有跨界融合廣、業務流動強、多平臺支付、交易難溯源的特點。雖然我國對傳統業務有詳細的稅收管理制度規定,如稅務登記的辦理、稅收管轄權認定、以票控稅及稅源管理等,但這些詳細的稅收管理制度卻在快速發展的平臺經濟面前略顯不足。

以電商行業為例,眾多平臺參與主體沒有固定的物理交易場所,沒有進行市場主體登記和稅務登記,使得稅務機關無法準確確認納稅人的經營地或納稅行為發生地,傳統的以票控稅模式難以適用。

業務真實性難以識別,以票控稅管理出現真空地帶,監管能力不足

導致

平臺經濟虛開發票問題頻發

。同時,有些地方政府為了稅收收入增長又出臺了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平臺經濟入住,促使平臺經濟無序發展,產生了稅源與稅收收入相背離等問題。

除了數字經濟對稅收治理造成的衝擊和挑戰,我國

稅收制度本身

還存在

結構

性的

缺陷

。儘管經過數次的稅制改革,我國已經形成了以所得稅和流轉稅為主體,以資源稅、行為稅、財產稅為輔助稅種的複合稅制體系。並且,這種體系已經與世界稅收的制度順利接軌。但從主體稅種的收入來看,迄今為止,我國稅制結構仍然呈現流轉稅(營業稅、增值稅、消費稅)比重過高的局面。

根據2015年至2019年的資料,近五年來,所得稅與流轉稅在稅收總額的平均佔比79。36%,近八成;其他稅種合計佔比20。64%,近兩成。

其中,所得稅

的收入一直持續在一個低水平的狀態,平均佔比

僅為

30%

流轉稅卻佔了稅收總收入的

5

0%

當流轉稅稅制過於複雜,種類又過於繁多時,就必然會造成稅負過重的局面。

2020年,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僅佔國際口徑稅收收入的5。7%,而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平為23%,發展中國家中非洲和拉美國家的平均水平分別為18%和10%。再從個人所得稅收入佔GDP的比重看,2020年我國僅為1。1%,遠低於OECD成員國8%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印度2。6%的水平還要低——印度聯邦稅收收入約佔GDP的10%,其中個人所得稅收入佔聯邦稅收收入的26%。

我國個人所得稅在稅制中的地位如此之低,主要是個人財產性收入普遍享受免稅造成的。

改革開放以來,居民家庭收入中財產性收入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9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財產淨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2。2%,而到2020年該比例已上升到10。6%。在高收入人群中,這個比例還要更高。但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卻對很多財產性收入給予免稅待遇。

顯然,不論是進一步完善稅收領域的立法,還是最佳化稅收制度本身結構,我國還有很長的一條路要走。

陳根:共同富裕框架下,稅制結構仍待最佳化

完善稅收治理、最佳化稅制結構

稅收具有調節收入分配,實現共同富裕的作用。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下,完善稅收治理、最佳化稅制結構是必經之路。

對於完善稅收治理來說,一方面,要進一步嚴格稅收徵管

。事實上,雖然當前社會已經進入了數字經濟時代,但即便是對於平臺經濟來說,個人透過平臺取得收入是工資薪金所得還是勞務報酬所得或經營所得,都在稅法中有明確的規定。從這一角度來看,在完善稅法之外,稅收管理能力更應該跟上平臺經濟的發展。

嚴格稅收徵管就是應對網路主播偷稅避稅行為作重點整治。網路直播行業雖然可能透過多種方式偷逃稅款,但在網際網路時代,網路主播的真實收入依然很難隱藏。稅務機關可以透過對網路主播銀行賬戶和轉賬記錄查驗的方式掌握網路主播的真實收入,從而杜絕偷逃稅行為的發生,避免稅款的不當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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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大處罰力度,提高偷逃稅的違法成本。

偷逃稅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攫取不當財產收益,把本應作為稅款繳納的部分收入佔為己有。透過加大對偷逃稅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能夠提高當事人的違法成本,有效遏制當事人的違法意圖,對打擊偷逃稅行為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與此同時,

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共同富裕,

需要進一步最佳化稅制

。如前所述,要最佳化稅制結構,必須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比重。比如,可以透過擴大綜合所得的範圍,來提高個人所得稅比重。

2019年的個人所得稅改革主要把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和特許權使用費納入進來,但經營所得還實行單獨徵稅。這樣就給避稅提供了空間,主要是勞務報酬很容易轉化成經營所得,而經營所得的稅負往往又低於綜合所得的稅負。

比如,

一些納稅人

透過成立工作室的方式將勞務報酬轉化為經營所得,從而享受輕稅待遇

因此,下一步要提高個人所得稅比重,關鍵還是要恢復對居民財產性收入徵稅,但這必然會對金融體系的發展和穩定造成一定的影響。為了維護金融體系的平穩發展,對居民財產性收入徵稅必須循序漸進,不能一蹴而就。而擴大個人所得稅的範圍以比重,需要考慮對個人所得稅的機構進行重新最佳化。

也就是說要考慮個人的家庭生活支付部分要按每個人的實際情況申報抵扣,比如孩子教育、家庭生活支出、父母贍養、醫療、保險等,不能只加不減,要切實的按照讓個人的收入減去支出之後的淨收入進行徵稅是相對合理的方式。

此外,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下,還應

發揮稅收促進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比如,儘快啟動在第三次財富分配指引下的稅收改革,一方面提高個稅的繳納起徵點,另外一方面可以對低收入群體給予財政補貼;再比如,考慮提高企業工資福利的標準,讓企業在提高員工工資收入和福利的同時能享受更高的稅收抵扣。這樣就能讓企業更有動力來提高員工的工資收入與福利待遇,更好地實現財富的第三次分配。

減稅是一種藏富於民

間接

提高

國民收入的方法,正像有最優稅收一樣,稅制結構也有最優問題

。最優稅制結構能使公平與效率取得最佳平衡。政府的經濟目標離不開公平與效率,效率涉及把“蛋糕”做大,而公平關係到“蛋糕”的切割與分配是否合理。效率和公平是不可分割的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如何保持平衡,或許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奧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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