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載的好官,當其犯了國法被捕後,所抄出的家產簡直令人咂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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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清朝乾隆年間,官員的貪腐,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清朝在建國初期,官場的風氣還是極好的。當時,崇禎帝剛剛吊死煤山,清軍入主京都,明末政治上賣官鬻爵所帶來的惡果,給清朝的上上下下都敲響了震耳欲聾的警鐘。前朝血淋淋的教訓,可謂是歷歷在目。那個時候,朝廷上下,官員們勤勤懇懇地工作,辦事效率很高。至於說貪腐之人,更是少之又少。

等到康熙帝登基後,更是宵衣旰食,勤於政事。對外遵華攘夷,收復臺灣,剿滅葛爾丹;對內,肅清吏治,平定三藩。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可謂是舉世罕見。在他的執政下,國家的綜合國力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等到乾隆即位的時候,在明末多年戰亂中受到嚴重損傷的國家經濟,此時,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恢復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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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乾隆中後期的時候,貪腐在官場中已經逐漸成為了一種風氣。乾隆皇帝雖然予以處理,但還是屢禁不絕。隨著賣官鬻爵現象的出現,這種風氣愈演愈烈,已經不是皇帝所能左右的了。清朝順治皇帝時期,曾經有多名縣官,因沒有完成規定的稅收任務而自殺。但是,僅僅過了不到百年,清朝乾隆年間的官員就開始肆無忌憚地剋扣稅款。

可以說,這種鮮明的對比,不能不令人嘆惋。

乾隆時期之後,清朝官場的風氣江河日下,等到道光咸豐年間的時候,官員們對“做官就是為了賺錢”的理論已經奉為圭臬。更有甚者,在公共場合,竟然不避眾人,開始討論起哪個官位更加賺錢來。有的官員在上任前,不對當地的民情加以瞭解,也不管當地民眾有什麼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迫切地詢問起是否好賺錢,從哪裡入手才能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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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時候,這些詢問者還是小心翼翼,藏著掖著打暗語。等到後來的時候,已經像談生活瑣事那樣肆無忌憚了,臉上沒有了一點慚愧的神情。聞者也是見怪不怪,甚至,還為其出謀劃策。很多人都認為只是小官貪腐,品級比較大的官員仍能兩袖清風。其實不然,所謂上行下效,正是高官們沒有以身作則,才使情況一天天地壞下去了。

比如,道光六年(公元一千八百二十六年)出任浙江巡撫的劉彬士。他上任後,直言自己是沒有油水的翰林院出身,在京城居住了二十年,已經欠了不少錢。現在,好不容易做了官,肯定要想方設法來還債。巡撫乃是巡視一方的軍政大員,巡撫尚且如此,更何況下面的其它官員了。除了剋扣稅款,收受下級賄賂外,清朝中後期的官員還有很多賺錢的方法。

再比如說,將抄家抄出來的物品進行私下更換,對鹽商進行勒索,甚至,將朝廷發放的賑災款據為己有等。“州縣蒞任之時,不問地方之利病,先問缺分之肥瘠,凡前人所不敢存諸寤寐者,今則直言諸大庭廣眾之中而無怍容。”如此種種,聽起來真是聳人聽聞。可是,在人人皆貪的風氣下,本著法不責眾的心理,各個官員都有恃無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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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這些官員犯了國法被捕後,所抄出的家產更是令人咂舌。

在鴉片戰爭中,閩浙總督顏伯燾可是有名的主戰派。顏伯燾,字魯輿,號載帆,別號小岱,廣東連平元善鎮人,出身於頗有“政聲”的官僚世家,顏檢之子,清嘉慶十五年考取舉人。嘉慶十九年中進士,入翰林院,散館後充編修等職。不久,又依次任武英殿提調、戊寅恩科四川副主考。《清代稿鈔本》中收錄有其作品《求真是齋詩鈔詩餘》。

而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被皇帝免職時,他搬運的家產,可謂是價值連城。由於家產過多,僕人不夠,他不得已僱傭了很多人幫忙。不說抬轎的人,光是幫忙扛東西的人,顏伯燾每天都需要六七百人幫忙。若是算上跟隨計程車兵、家屬、隨從、轎伕等人,總共要有三千多人。這樣的排場,可以說是相當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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