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石為記的黑名單, 非原版還是國家一級文物!

李大嘴

大嘴讀史

《邵氏聞見前錄》上記載了這樣一則小故事——

北宋時期,西安有個名叫常安民的石匠,在石頭上刻字是一把好手,在業內很是出名。

常安民是個學習型的石匠,工作之餘,收集前朝碑刻的摹本,自學各種字型,就連深奧的篆體字也能通曉。

宋徽宗崇寧初年,官府找到常安民,要求他刻一塊石碑,上面羅列的名字都是“奸黨”,這塊石碑就是著名的“元祐黨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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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民不願意接這活,他說:“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佑大臣如司馬相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鐫也。”我是啥也不懂的小老百姓,這份“黑名單”上第一個就是司馬光,我覺得司馬光是個好人,我不忍心把司馬光的名字刻在“奸黨”的佇列裡。

負責此事的官員很生氣,百般威脅利誘。常安民無奈只好提出一個要求:石碑上不刻“常安民鐫”的落款。

這口鍋我不背。

這個故事講述了一個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當然就是石匠常安民,大事件就是“元祐黨籍碑”事件。

中國的封建歷史上,黨爭的歷史悠久,東漢是黨錮之禍,唐朝是牛李黨爭,到了宋朝,就是元祐黨和元豐黨的對決。

元祐黨和元豐黨的鬥爭以王安石變法為風向標,綿延多年,從一開始的政見不同,到後來為了反對而反對。

簡單的說,元祐黨屬於保守黨,反對改革,元豐黨屬於激進派,支援改革。

這黨那黨,關鍵看皇帝支援誰。好比一場勢均力敵的足球賽,皇帝就是穿著龍袍的黑衣裁判。

支援改革的宋神宗死了,太后說了算,保守勢力抬頭,元祐黨一派佔了上風;

支援改革的宋哲宗親政了,元豐黨狂毆元祐黨;

支援改革的宋哲宗死了,保守的太后垂簾聽政,元祐黨扳回一城;

好景不長,支援改革的宋徽宗親政了,元豐黨繼續狂毆元祐黨。

簡單的說,就是皇帝一般都支援改革,太后則偏向保守。

不過,宋徽宗親政之後的黨爭開始變味了,以往作為裁判的皇帝也登場親自戰鬥了。

當時,元豐黨的黨魁是著名的大奸臣蔡京,他說服皇帝吹黑哨,直接讓皇帝拿出了從來沒用過的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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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02年和公元1104年,元祐黨人的名字先後兩次被刻在了石碑上,總計309人。這份名單中包括砸缸救人的司馬光、灌水浮球的文彥博、范仲淹的兒子範純仁、“十年生死兩茫茫”的蘇東坡、“金風玉露一相逢”的秦少游、李清照的爸爸李格非等等。

不管是去世的,還是健在的,只要上了這張長長的黑名單,子孫不許留在首都,不許參加高考,永不錄用。

之前的黨爭失利,無非是貶官降職外放,等待時機東山再起,而這次,基本上是斬草除根的節奏了。

這塊石碑據說一共有三個版本,前兩個版本分別由宋徽宗趙佶和蔡京親自書寫,刻石“揚惡”,這二位可都是大書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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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朝廷要求各地複製,分別放在各州府的衙門前,複製的版本是蔡京手書版,也因此有了《邵氏聞見前錄》上記載的那一則故事。

沒過幾年,朝廷下達大赦令,“除黨人一切之禁”,所有版本的石碑都被譭棄,各地官府衙門前的複製品也都不見了蹤跡。

到了現代,“元祐黨籍碑”只有兩件了,其中一件還是國家一級文物。

這兩塊石碑又是怎麼來的呢?答案令人驚異。

南宋時期,“修復祖宗故事”,元祐黨人大翻案。被迫害了幾十年的元佑黨人後裔,在揚眉吐氣的時候,竟有人重刻舊碑,以洩怨憤。

現存的兩塊石碑就是那個時期的“洩憤之作”。

這兩塊石碑,一塊在廣西桂林,是黑名單上的元祐黨人梁燾的曾孫請石匠製作的,但這塊石碑由於年代久遠保護不當,很多字跡已經磨平,沒什麼文物價值了。另一塊在廣西柳州的融水苗族自治縣,是黑名單上的元祐黨人沈千的曾孫複製的。

融水的“元祐黨籍碑”混合了原版的幾個不同版本,碑額“元佑黨籍碑”五個字是宋徽宗趙佶的手筆,碑序和黨人姓名是蔡京的真跡。

刻石為記的黑名單, 非原版還是國家一級文物!

這塊石碑是在當地農村的一個糞坑裡被發現的,搬動的時候還不小心弄斷了一部分,還好趙佶和蔡京真跡的部分沒有受損,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其實,文物的價值還在書法上,和黨爭沒啥關係。

大嘴就納了悶了,為什麼字寫得好的,有那麼多壞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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