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財政危機:稅收不足引發社會腐化,都是白銀外流惹的禍?

清朝稅收嚴重不足導致財政危機

一組清朝財政資料表明:清王朝稅收嚴重不足

1750年前後的清朝收入,約等同當時國民所得的4%—8%。在1808—1856這48年中流出的3億2千7百萬銀元,意味著每年減少681萬銀元,或者是田賦的16。1%,是或者1842年清廷整個財政收入的13。31%。眾多省份出現白銀外流、田賦減少。

清朝財政危機:稅收不足引發社會腐化,都是白銀外流惹的禍?

清代稅收用的白銀?

1841年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省的田賦收入,總合比官方的定額的少了12%,1842年少18%,1845年少13%,1849年少33%。1843年以前各省田賦短缺593。48萬兩。1843年至1847年的前6個月,再次減少206。48萬兩,1847年的後半年又減少106。53萬兩,1848年,儘管豁免了280萬的欠稅,短缺仍然達770萬兩。

正如繆梓1849年的計算那樣,‘’東南為財賦所出,地丁徵錢解銀,自銀價日增,其徵足敷解者,十之一二,餘則徵十解九或解七八‘’。1840年一位御史發現江蘇是支付田賦最多的省份,但是欠收也最多。此外,河南與山東稅額短收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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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稅收統一使用白銀,由地方漕運至京城

鹽稅收入也在下降

屬於兩淮鹽區的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蘇,其鹽稅收入佔整個國家鹽稅收入的一半,但在1841、1842、1845、1849年,其收入比規定的數字低37%。此外,浙江、安徽、江蘇的兩浙鹽場是第二大鹽場,不足官方定額的一半。其他鹽場,例如長盧(直隸、河南)、山東(山東、江蘇)、福建廣東(廣東、廣西、貴州、福建)、廣西(廣西、廣東)、四川(四川、湖北)的鹽場,在1841、1842、1845、1849年所徵收的稅比官方的稅額少三分之一。

清代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寫道:

幹嘉間一例之開,動贏千萬,數商之助,動贏百萬。今則開捐助餉,拿者寥寥,此何故也?中國之銀止有此數。不過相流轉於上下之間,開捐助餉,無非挹彼注茲之法。今則無可挹,何有注。雖劉晏復生,不能轉無為有矣。

意思就是說,在整個清朝商業部門,隨著貿易減少,海關稅收少於定額,屬於非正式歲入的捐輸也減少。清朝大部分省級政府的費用要用轄區內的海關稅與鹽業部門的捐輸來彌補。由於商業蕭條,來自清朝商業部門的非正式收入也隨之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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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白銀?

1841、1842、1845、1849年,實際徵收的土地、雜項、鹽、關稅等稅入,平均比官方的定額少14。28%。正如1848年的一位御史所說:‘’國家歲入有四千餘萬兩之額,近日欠款,每年幾及三分之一。‘’北京戶部的稅收登記簿也表明了戶部盈餘的減縮。如果將1842年的戶部盈餘設定為100,那麼1843年則跌到73;1845年為83;1848年為81;1850年為66。

小結:在此困難時期一些稅收被豁免,稅收豁免的部分通常是那些被運往清朝中央政府的部分,而非為地方政府存留的部分,因此中央政府更加受到影響,導致銀價貶值,銅錢增值。“銀貴錢賤”危機是稅收不足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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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錠?

財政危機的嚴重後果(1):朝廷減少支出

由於清政府也在錢莊以銅錢換成銀兩以支付開銷,所以當銅錢相對於銀兩貶值時,以銀計算的公共支出就變貴了。漕糧就是一個例子。中國東南的好幾個省,漕糧作為田賦的一部分支付,漕運總督將運送漕糧或折換而成的白銀透過大運河運入北方。漕丁80%的費用以銀兩或者銀元支付,僅僅20%用銅錢支付。

這就是為什麼馮桂芬說:‘’昔之一兩今之三兩也,是國家之出銀也,常以三兩而供一兩之用。‘’稅收減少支出增加,戶部的赤字據統計:1843年為127。9946萬兩、1848年為3。721萬兩、1849年為55。9017萬兩、1850年為237。5925萬兩。平均而言,赤字大約達到經常歲收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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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銀漕運示意圖?

最後,國家還得支付更多處理因為支出短缺而引發的問題。馮桂芬生動地描述了這一惡性迴圈:

錢賤而銀貴……國家之出,銀也。常以三兩而供一兩之用。……應修之水利不修,因之宣蓄無資,農田易成旱潦,轉以蠲恤捐帑金。應設之巡緝不設,因之養癰貽患,穿窬變為跳梁。轉以徵調糜軍餉……事後補救,需費更多。歧中有歧,弊益滋弊。如是而國安得不貧,揆厥原本,無非銀貴有以致之。

小結:當銀錢兌價倍增時,即使實際的費用並沒有增長,但至少要多用成百上千串的銅錢來兌換銀幣。既然地方政府幾乎各種費用都用銀幣支付,各地區各部門的財源因為倍增的銀價而枯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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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員示意圖?

財政危機的嚴重後果(2):官員的金錢崇拜與社會腐化

清廷官員逐利,阿諛奉承之風盛行

當白銀危機使民眾更加貧困時,無論是高官還是平民,他們都會不顧一切地追求金錢。管同(1780—1831)——他是一位有舉人身份的學者,曾悲嘆道:‘’逐利‘’、‘’阿諛‘’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縮影,下屬們儘可能頻繁地拜訪他們的上司。

清代學者馮桂芬注意到這個時代民眾毫不遲疑地討論官位的利潤。1850年他告訴他的幕主林則徐一位地方官朋友的天真。當這位朋友聽聞一位官員討論江蘇山陽、泰興職位的獲利情況時,他認為官員提到的是名為‘’三陽‘’的醬油店和名為‘’泰興‘’的繅絲廠。由於當時經常按照收入來評估官位的獲利情況,林則徐也對此笑話擊掌叫好。馮桂芬接著說:‘’大小京官,莫不仰給於外官之別敬、炭敬、冰敬,其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

也就是說,很多公共事務都留給幕僚、胥吏、衙役去執行,這些人建構了一套賄賂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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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朝貪官和珅?

再談談清廷官場的的腐敗

清朝前期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腐敗與拜金現象,當和珅掌政的1775—1795年間,政治腐敗的程度惡化。乾隆時期袁枚(1716—1798)的文章提到,錢比其他一切事物更有作用。畫家鄭燮(1693—1765)在1759年提到,比起其他禮物,他偏好以白銀交換他的畫作。

但是,在銀貴錢賤危機時期,腐敗進一步惡化。從嘉慶時期到1854年,支付幕友(協助辦理刑案的人員,清朝俗稱“師爺”)的費用上漲5—10倍,可見腐敗的快速增長。幕友幾乎與官員一樣多,約2。7萬人。

1854年御史範承典指出:‘’

州縣之糜費,以胥吏幕友為最巨。嘉慶年間,刑名錢榖,脩脯一二百金,近則逐漸加增,竟敢私設定額,大缺一二千兩,小缺亦五六百兩。合天下一千四百餘缺之州縣計之,此項竟須二三百萬兩。‘’

從上面兩項資料合計,一年被幕友(師爺)侵吞的款項多達八百萬兩,約佔政府歲入五分之一,嚴重影響國家財政收入。

清朝財政危機:稅收不足引發社會腐化,都是白銀外流惹的禍?

清代師爺示意圖

19世紀前期,管賬的幕友制度化而稱之為“賬房師爺”,也呈現了此時賄賂劇增。從18世紀以來,地方官的幕友協助處理刑名、錢穀、奏章、戰役、訴訟。但是到了19世紀前期,出現了一種賬房師爺負責秘密記錄從下級所獲得或贈送上級長官的禮物。

當史無前例的銀貴錢賤危機發生時,已經建立的社會價值受到金錢至上的社會風氣的致命威脅。管同評論他所處時代所瀰漫的逢迎,背後可悲的是既無忠誠,亦無愛心。他接著說道:‘’上之所行,下所效也。時之所尚,眾所趨也。今民間父子兄弟有不相顧者矣。合時牟利者是為能耳。他皆不論也。士大夫且然,彼小民其無足怪。‘’

小結:這種發展到最後,官員們傾向於沉默寡言,學者所關注的不是知識,而是獲得更高的職位、賺取更多的金錢。他們不再在意執行公共行政事務所需的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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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太平天國起義?

財政危機的嚴重後果(3):清王朝的統治權威受到威脅

在一些案例中,稅收不足迫使官員強迫民眾支付更多的稅,這常常引發抗爭。1842—1849年間的110次抗爭中,有許多就是因為更高的銀價增加了稅收負擔。一些高官將最大的抗爭歸因於銀貴錢賤危機,以及胥吏、衙役濫用刑罰。1842—1849年間的110次起義發生於江蘇、浙江、福建者,與秘密社會無關,但是其在1847年後於廣西、廣東、湖南發生者則有關聯。

當由秘密社會領導的抗爭延伸到中國東南地區時,原本參加經濟抗爭的民眾加入了由秘密社會領導的太平天國的行伍。1850—1870年間清廷平定太平天國運動,花費了清廷4。2億兩白銀(大約5。8億銀元)。但是,1852年清朝的年收入減少到1850年的60%。1852年開始大量賣官鬻爵。都察院左都御史花沙納(1806—59)如此描述:

富豪競進,寒士向隅,為乾隆時所未有。然天下士尚踴躍觀光者,以科甲一途,非銀錢所能為力,猶足貴耳。今乃並此而捐之,胥天下而出於利途,益令垂首喪氣口議腹誹,是失士心也。

清朝財政危機:稅收不足引發社會腐化,都是白銀外流惹的禍?

清代府衙使用的白銀?

到1853年清廷失去的不僅是無法獲得官位的學者的支援,也喪失了維持自身的能力。每年支付官員與軍人的薪金共約3,000萬兩。事實上,戶部盈餘只有29萬兩,需要用來維護國家機器運轉的錢項90%沒有著落。

但是,1856—1886年間,清政府透過商業稅,能夠汲取回流中國的白銀,以協助化解這個巨大的危機。負責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的高官,例如曾國藩、胡林翼(1812—1861年)等意識到農業稅不能增加,而對商業界徵收重稅。

19世紀後半葉,在整個稅收中商業稅的份額快速增加。1841—1849年商業稅僅僅構成政府歲入的11%,到了1890年大約達到65%。增加的商業稅包括關稅(條約口岸開放以後,一種快速擴張的收入)、鹽稅、厘金(創立於1853年的一種新型的國內關稅)、鴉片稅(1858年後引入)、常關稅。

1890年田賦相當於所有稅收的28。2%,關稅為24。7%,鹽稅為15。35%;厘金為14。56%;鴉片稅為9。25%,常關稅為1。12%。

小結:儘管仍然面對外國帝國主義者帶來的困難,這些商業稅使清廷得以處理國內危機而維持到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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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銅錢?

總結

綜上所述,小編“搞史人”認為,在傳統中國,在銀貴錢賤危機時期,我們看到多半在城市中使用的白銀、與多半在鄉村中使用的銅錢,是相互連結的。例如,儘管城市官員與商人擁有白銀,但他們的白銀是以住在鄉村的平民所支付銅錢再在錢莊兌換來的。這些交換受制於城市錢莊商人設定的銀錢比價,在19世紀前期該比價受到白銀外流的影響。

因此,是整個國際市場而非單單清帝國把持了中國城鄉網路的樞紐。小編“搞史人”認為,連線國際市場的白銀部門,是一個較不穩定的市場;而很大程度上供給國內的銅錢市場,是一個較為穩定的市場。這或許只能用在乾隆早中期時代(1736—1775年),當時在中國的貨幣體系中白銀還沒有取得支配性的地位。但是19世紀前期的銀貴錢賤危機明顯地表明:白銀的價格波動會傳遞到銅錢部門,銅錢收入者受制於由白銀所影響的銀錢比價,是這一傳輸過程的關鍵環節。

清朝財政危機:稅收不足引發社會腐化,都是白銀外流惹的禍?

官銀?

無論銀價的增長關係到銅錢收入者,還是貨幣供給的減少,都增加了政府與納稅人、佃農與業主、僱主與工人、商人與手工業者間的摩擦。無論是邊陲省份還是核心省份的邊陲地區,都無法逃避這一危機。在同樣需要支付稅收與購買必需品的情況下,邊陲地區事實上比核心地區遭受更多的困難,因為邊陲地區更難獲得白銀,這也是白銀外流、清政府財政危機的原因之一。

同時,隨著白銀外流、銀價對銅錢的價格高漲,從1820年代到1850年代早期,流民、腐敗、貧窮、起義都一步步惡化。當社會的貨幣短缺時,訴諸於腐敗以維持個人收入的風氣威脅了現存的價值。官員與士兵實際收入減少,政府對財政赤字更加的無能為力,使得國家的權威受到可怕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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