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白金圖書獎得主阿來:十年後的安魂曲,一場對消逝和重建的慰藉

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頒獎詞】

《雲中記》是作者對創傷的安魂,是時間對記憶的尊重,是文學對生命的敬畏。這是一部時間之書,一部生命之書。

【人物名片】

阿來,藏族,1959年生於四川省馬爾康縣,當代著名作家,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得主,現任四川省作協主席兼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代表作《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機村史詩》《雲中記》等。

年度白金圖書獎得主阿來:十年後的安魂曲,一場對消逝和重建的慰藉

《雲中記》的最後,阿來寫下了這兩行字:“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週年紀念日動筆。2018年國慶假期完稿。”

一本被視為“安魂曲”的書,就像一塊靜靜佇立的紀念碑。

阿來自己曾剖白這段“失語”的時光,“我自己產生一種警惕,我覺得在汶川地震這樣重大的現實面前,文學應該寫出更有價值的、更值得探索和挖掘的東西。但是這東西究竟是什麼,當時我沒有想得很清楚,但我知道,有一天我肯定會動筆。”

《雲中記》的時間線,以鄉村祭師阿巴在地震四年後離開移民村,回到震後已荒蕪無人的雲中村告慰亡靈的第一天開始,到第二天和第三天,到第七天,到第一個月,到第六個月,直到雲中村因山體滑坡徹底消失的那一天為止。

“雲中村”是一個藏族的古老鄉村,“雲中村”又可能是在中國的任何一處土地上,一個個中國古老村莊的縮影?

春風悅讀盛典舉行的前幾天,錢江晚報記者與阿來進行了對話。

年度白金圖書獎得主阿來:十年後的安魂曲,一場對消逝和重建的慰藉

2012年9月,作家阿來在杭州曉風書屋舉行讀書會

十年後的觸動,三個月就寫完初稿

錢江晚報(以下簡稱錢報):“雲中村”是完全虛構的嗎,它有一個現實中的村莊的原型,還是無數村莊的一個濃縮式的符號?

阿來:在泯江周邊,那種村落其實很典型。如果你走過這些地方,可以看到半山腰上有很多這樣的村寨,它們的氣候、地形、生態條件,比山下好一些。地震造成了很多這樣的村子不斷往下滑。

說到這個“雲中村”,我還是希望一個作家寫小說,筆下的地理、自然環境要有真實感,不然就是個空洞的東西。不要虛化小說的空間,不然現實感會降低。

錢報:書中主角“非物質文化”阿巴,他有一種執著,說“你們管活著的人,我來管死去的人”,他從一個半吊子的祭師,學習了做一個真正的祭師,最後他選擇與雲中村一起消失。阿巴的殉道者形象,有一種情感和使命的雙重必然性。為什麼十年的思索與沉澱之後,您關於這場大地震,最後給讀者的“第一人物”是阿巴這一個,而不是別的人?您覺得必須是阿巴,才可以承載您對整個汶川地震所要表達的最重要的那些思考?

阿來:我住在成都。那場大地震中,受災的人裡面沒有一個是我自己熟悉的、身邊的人,但我算是個有限度的參與者,我後來在災區做了很長時間的志願者,他們的受難也是我的受難,他們的經歷也是我的經歷。

地震一發生,我們很多作家都想寫大災難,我覺得這個時候,其實一個人更應該忘記作家的身份。我們時時想到自己是個作家,會產生兩個不好的東西:一是如果你一開始就是個觀察者,那麼真正深入的生活體驗會消失。第二個,如果有了寫作念頭,找材料的心思會支配你。你就會有選擇性的,會故意放大一些東西,而不是全身心的體驗。這是一種寫作者的倫理。

我當時想,我寫什麼呢?怎麼寫?災後是漫長的恢復重建。重建更多不是物質層面的,更多的是心理問題,那種修復很難被看見。

錢報:“阿巴”有沒有原型呢?

阿巴是有原型的。有一天,有個搞攝影的朋友,扔了張照片給我。他說,某某村你知道嗎?是一個羌族村,地質調查說最後要消失,所以就移民了。那個村有個人,每年到祭奠亡靈的時節,他就回去。照片上的人,那身祭師的行頭很特別。這件事對我有觸動,但那時我也沒多想。

我在寫《格薩爾王》的時候,寫了一半,忽然地震來了,我就離開了書桌,去當志願者。等我回來後,重新撿起寫作,突然警報一拉,已經十週年了。我一下就不行了,可以說是“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當時幾乎不能控制,忽然淚流滿面。於是我鎖了門,至少有半個小時放任自己的情感。然後就把寫了一半的長篇關了,開始寫這個小說。我寫的時候,完全是歷歷在目,太熟太熟了,那氣味那場景。三個月,初稿就寫完了。

錢報:十年不寫,一寫就停不下來了?

阿來:我覺得可能一個多月都能寫完,但我還是希望寫得莊重一點,我怕濫情,怕太放任自己就沒意思了,節制也是一種莊重的表示。每天我就寫2個小時,我必須去幹些別的,寫到中午就停。

錢報:我注意到書中寫了地震後四年,回到雲中村的有4個人,除了主角阿巴外,還有阿巴的外甥、也是瓦約鄉鄉長的仁欽、還有斷腿求生的跳舞的央珍姑娘、乘熱氣球來搞直播的原村民中祥巴、還有鄉幹部雲丹,這幾個人不同身份,也有不同的人生追求,但都是災難親歷中人,與外部世界有著不同的關聯,您當初設定回村的人物時,為什麼是這幾個人呢?

阿來:一是跟阿巴回村發生關係,必須跟村子有關係。自然而然,一個個人物冒出來了,一一出現。我想本著很真實的來寫。比如阿巴一家家去祭奠地震中死去的人,要非常熟悉鄉村的各種社會結構。阿巴原來也是渾渾噩噩的,他有個自覺的過程。說人的情感也好,信仰也好,他發現了自己的價值。他侄兒仁飲一參與地震救災,靈魂得到洗禮,也有一個過程。這樣的人,我見過不少。當然,我也見過什麼都改變不了他的人。

地震後的災民,自己求生的很多。這些人走到社會上,得到關注,有人走了正道,也有人突然走紅,後來自己走歪的都有。商業利益涉入其中,改變了很多這樣的人,也有自強不息,也有拼命撈錢,都是典型。小說中央金姑娘這樣的人,人性的各方面都在拉扯。這就是地震後的眾生相,是我的小說不想回避的。

錢報:書中講到震後移民村的旅遊開發,寫到了“消費苦難”的問題,那麼“苦難”要如何既獲得關注,又避免被“消費”呢?

阿來:我覺得還是每個人的道德感起作用。製造這種苦難產品的人是這樣,去觀看的人也一樣。災難後開發成為一個商業專案,分寸還是基本的道德,對生命的尊重,不管是活的生命和死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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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不應僅關注人與人的關係

錢報:您是個特別親近自然,熱愛花花草草的人,這些年是一直生活在都市嗎,還是總有時間在大自然裡遊走?

阿來:我每年寫作時間並不長,經常就是去走走。我們在城市裡穿行,城市生活是自然而然的,真正不瞭解的,是鄉村的問題。到哪兒我都說要看看農村,鄉村確實需要我們特地去加以關注。只有鄉村真正發生了變化、轉變,農民從意識、從文化上,成為現代人,中國的現代化才能完成。

每年我有大量時間旅行,去鄉村,也發現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國文學是一直有自然在的,比如山水詩。張岱寫《陶庵夢憶》《西湖尋夢》,一半是自然一半是人文。我非常喜歡杭州,過去有十多年,要麼春天要麼秋天,每年會在杭州住上個把月,西湖周邊都走遍了。

今天的中國文學,太拘泥於人跟人的關係了。但除了人跟人的關係,我們必須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更大的關係裡頭。跟植物,跟動物,跟一座山一條江,都對我們有情感的撫慰。當我們在人類社會中得不到撫慰時,就在自然中尋找。

錢報:可以說,與自然的關係,在您的生活中本身就是重要的一環?

阿來:我從外邊回來,重要的就是生活讀書,我的閱讀時間比寫作時間更多。這也是除了人與人,人與自然,我理解的第三種關係,是人跟書本、跟知識系統的關係。鄉村也好,自然也好,是經驗,但怎麼把認知系統化,山上的自然如何去認識,涉及到人類學等等,進一步的閱讀是非常重要的。

錢報:您在書中還提到了一種人跟語言環境有關的關係,比如阿巴們使用漢語的時候,就呈現出另一個形態來。

阿來:少數民族語言裡,有那種書裡寫的誠懇莊重的語言。至少這是一個文化現象,我呈現出來了。但不急於下結論,更重要是客觀的呈現。

我覺得對作家來說,還有個作家跟語言的關係。網路時代到來,我們的寫作越來越粗放,但是大部分文字,我看不出有2000年的歷史傳承,是一種粗俗的文字。雅正的語言是我喜歡的。人家能做那麼好,我們做不好,很丟人。長江黃河的感覺去哪兒了?一個作家對中國歷史、對文化有敬意,首先應該集中在語言的體現上。

錢報:《雲中記》不僅僅是一本關於災難的安魂曲,也是一本關於“文明衝突”的厚重之書,書中處處有古老習俗與現代文明的碰撞,您寫地震,同時也寫了一個鄉村的百年發展史和消亡史。

阿來:我內心有一個東西。中國文學有個小毛病,過於追求某種思想性。我認為文學的深度是情感。過於追求主題的東西時,會造成文字的單薄。

當下的世界,小到一個城市,一條街,一條衚衕都在變化中。舊文化的消失和新文化的產生,會發生衝突,要靠人的生活去表達出來。消失的在消失,生長的在生長,不然地球早裝不下了。

年度白金圖書獎得主阿來:十年後的安魂曲,一場對消逝和重建的慰藉

我更願意審美,不過於絕望

錢報:書中還說到了記住和遺忘這一對矛盾。移民村的人們普遍認為,要不了一百年,人們就會把雲中村徹底忘記。您曾說過,“我並不認為所有舊的東西都應該儲存下來”,書中又寫道,“雲中村”的人認為萬物有靈,但萬物又都有發生和消亡的時候。您是怎麼看待遺忘和記住的?

阿來:我覺得遺忘才是一個主調。可能遺忘的過程中,有一個過濾,能不能把某種精神性的東西傳承下來。人們說革固鼎新,我以為對舊事物的留戀,很多時候也不是真的留戀,而是一種集體的謊言,或者說一種表演,一種下意識。

我覺得梭羅已經很裝了。

錢報:《雲中記》主要是彰顯災難後重建家園和修復心靈,善與美的力量是全書的主要支點。我注意到,書中並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壞人,但也直指了人心中的陰暗面。寫作時,您是否有意地將人性比較負面的東西進行了隱晦的處理?

阿來:我想從《詩經》開始,世界文學主要還是向善向美,我個人經驗中,更願意審美,不過於絕望,我個人的生活經歷,也更喜歡寫真善美的東西。雖然人性有各種暗惡之處,但大部分人,還是希望世界變好。如果真善美都熄滅了,那地球是不是得滅亡了?

我們說的“解構”並不是最終之道,解構是拆房子了。問題是,我們怎麼去建構呢?我覺得建構更重要。拆完了不管了,還是不行。

人生中,我們還是希望得到一點慰藉。就我個人來說,文學是救贖之道,能從中得到一點安慰。不然我們不就成了我們鄙視的“那些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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