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癮治療失敗了。腦部手術能救他嗎?

實驗手術讓Gerod Buckhalter清醒了600多天。他的成功表明了什麼是可能的。

毒癮治療失敗了。腦部手術能救他嗎?

西維吉尼亞大學洛克菲勒神經科學研究所的Gerod Buckhalter凝視著一幅巨大的腦回路壁畫的一部分。

西弗吉尼亞州摩根城。-在經歷了近二十年的嚴重毒癮後——經歷了過量吸毒、戒毒所、舊病復發、無家可歸、朋友死亡和被毀的生活之後——Gerod Buckhalter只有一個選擇,他知道這一點。

他可能會走上同樣的道路,在某人的家中或停車場裡英年早逝,成為這場導致近85萬人死亡的毒品流行中的又一個犧牲品。

或者,他可以讓外科醫生在他的顱骨上切兩個鎳大小的洞,然後將金屬電極插入他的大腦。

在經歷了這次實驗性手術600多天之後,巴克特再也沒有接觸過藥物——這一結果如此成功,以至於他和他的醫生都不敢奢望它會發生。他是美國唯一一個透過腦深部刺激來緩解物質使用障礙的人。這項手術已經治癒了帕金森氏症、癲癇和其他一些疑難病症,但從未嘗試過治療藥物成癮。

這種被稱為大腦深層刺激器的裝置,也記錄了巴克哈爾特大腦中的電活動——研究人員希望這是另一項創新,能夠幫助定位成癮的生物標記,並允許對他人進行早期干預。

35歲的巴克哈爾特是一個能行走、會說話的藥物成癮治療外邊緣實驗室,一個有可能在某一天實現的活體實驗。

然而,對於所有未來的前景,他也證明了戒毒仍然是多麼困難。用手術刀將其平息,有助於駁斥一種錯誤的信念,即物質使用障礙是一種弱點或道德缺陷,而不是一種大腦疾病。但它沒有解決使疾病複雜化的心理、社會和社會經濟因素。

Buckhalter仍然需要反毒品藥物治療、諮詢和戒毒互助會。他仍然經歷著驅使他吸毒的渴望、抑鬱和焦慮。直到現在,他才剛剛開始重建他那充滿希望的生活,毒品在他還小到能開車的時候就摧毀了他的生活。

同一實驗中的另一名患者很快就停止了參與,並將腦部裝置移除。

大腦刺激,即使在完整的臨床試驗中獲得成功,也只能幫助美國810萬藥物濫用障礙患者中的一小部分。

“這不是靈丹妙藥,”西弗吉尼亞大學洛克菲勒神經科學研究所(Rockefeller Neuroscience Institute at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所長阿里·雷扎伊(Ali Rezai)說。“這是一種治療方法,可以讓你降低焦慮,改善情緒,讓人們對自己的身體更有掌控力,讓他們不那麼脆弱和易受影響。”

“所以(你)讓它們得到更好的控制,然後讓其他治療方法發揮作用。”

毒癮治療失敗了。腦部手術能救他嗎?

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毒品成癮和他給他人帶來的痛苦主宰著傑洛德·巴克哈特的生活。2019年,外科醫生在他的大腦中植入了一個裝置,以幫助治療他的成癮;Buckhalter已經超過600天沒有使用藥物了。

我認為疾病就在那裡

回顧他在賓夕法尼亞州迪利納的中產階級童年。在洛克菲勒研究所以北12英里處的一個小村落裡,巴克哈特幾乎沒有發現什麼線索,可以說明他不久將過什麼樣的生活。他想要的很少。他的父親在一家礦業公司有一份好工作。他的母親是西弗吉尼亞大學的行政助理。他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他沒有經歷過往往與後來吸毒有關的童年創傷,不過他的母親說,他有時會異常焦慮。

他回憶說:“比如,如果要訂購一隻鞋,我就迫不及待。”“我必須現在就擁有它,那種即時的滿足。我必須擁有它,如果我沒有,那就有問題了。我當時沒有像現在這樣注意到它。我認為疾病就在那裡。”

他把同樣的痴迷帶到了體育界,在那裡他驅使自己成為最好的——而且一直都是。在小小的楓林中學,巴克哈特在棒球和籃球上都是明星,但在橄欖球上真正出眾。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Penn State)和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等精英一級專案發掘了這位有天賦的外接手,提供了全額獎學金的機會。

“不管他做什麼,他都百分之一百一十地‘努力’,”喬治·梅西奇(George Messich)說。梅西奇在楓樹棒球隊執教了41年,他認為巴克特是學校歷史上最好的接球手之一。“如果你在離合器位置,你把球拋起來,他會帶著球過來。”

巴克哈特的成績還不錯。他是受歡迎的。然而,有些事情不對勁。內心深處,他感到強烈的焦慮和不安。面對學校,老師,女孩,總是很尷尬。“我只是覺得自己在掙扎,”他說。

2002年,大二那年的冬天,巴克哈特在一次籃球訓練中肩膀脫臼了。那年夏天,他接受了外科手術。醫生讓他帶著一瓶撲熱息痛回家,這是一種混合了羥考酮和撲熱息痛的止痛藥。

“我第一次服用撲熱蟲的那一刻,它對我的大腦產生了影響,”他說。“如果我能設計自己,感受我想要的感覺,那就是這樣。我立刻覺得自己還行。我內心很平靜。”

自本世紀初阿片類藥物開始流行以來,醫生和藥物諮詢師已經無數次聽到這樣的故事。對大多數人來說,羥考酮能減輕疼痛但不會改變生活的欣快感。少數不幸的人會立即陷入困境。

“烏雲散去,太陽出來了,”詹姆斯·貝里(James Berry)說,他是西弗吉尼亞大學(West Virginia University)的成癮精神病學家,也是巴克哈特治療小組的成員。

當時,醫生們對他們引發的阿片類藥物災難知之甚少,這場災難已經奪走了50萬人的生命。醫療當局和製藥公司都在施壓,要求積極治療疼痛。巴克哈特的處方用了好幾個月才用完,但當藥用完時,他發現他可以很容易地獲得更多的藥。

“那時候,每個人的父母或祖父母都有止痛藥,”他說。所以我們就偷了它們。總是有人佩吉阿姨在吃維柯丁,一大瓶160片,180片。”

他給他的朋友們介紹了羥考酮。他的一些密友染上了毒癮。“直到今天,我們都還在掙扎,”他回憶說。“它對我造成了和對他們同樣的影響。”

他高。他在載入。他的教練看得出有些不對勁,但很難弄清楚。巴克哈特仍然是隊裡的明星。他的父母認為他患有抑鬱症。一位祖父母被診斷患有躁鬱症。

很快,他就完全被止痛藥控制住了。到了高三,他的成績一落千丈。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他都經常惹麻煩。他在學業上沒有資格上一級學校,他獲得獎學金的希望破滅了。

“整個高中時期,我們的第一要務就是確保我們每天都有止痛藥,”他說。“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唯一想的事情就是我要如何得到一些止痛藥。”

當買毒品的錢用完後,他開始偷東西——從朋友和陌生人那裡,但主要是從他的家人那裡。他把祖父送給他父親的一把槍當掉了。Buckhalter估計,這些年來,他用在毒品上的錢偷了數萬美元。沒有人提出指控。他的母親開始在晚上把她的手提包帶進臥室,他的父親在房間的門上安裝了一個重型鎖。

最後,“我會偷任何人的東西。”任何人,任何人,”他說。

“如果我在你家,如果你去洗手間,我在你的櫥櫃裡。或者我在你的包裡。二者必有其一。”

毒癮治療失敗了。腦部手術能救他嗎?

巴克哈爾特和他的爸爸雷克斯·巴克哈爾特,媽媽吉娜·巴克哈爾特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迪利納吃披薩。, 5月。他的毒癮影響了很多關係,包括他與父母的關係。

由於不可能上大學,巴克哈特就去工作了,先是為一家鑽井公司工作,然後在他失去第一份工作時,又為他父親的礦業公司工作。這工作很辛苦,但他掙的錢很可觀。當時有80毫克的羥考酮藥片。每隻80美元的價格,需要兩三個才能撐過一天。

每到發薪日,他就開始把錢花光。他轉而吸食海洛因,而海洛因的價格只有海洛因的四分之一。他將搖頭丸和阿得拉(Adderall)、酒精和大麻加入其中。最終,他幾乎對阿普唑侖(Xanax)上癮,這種苯二氮類藥物能最好地抑制他的焦慮。他服藥過量了好幾次,有一次撞穿了汽車的圍欄,還有一次在機場失去了反應。

巴克哈特嘗試了所有可用的治療方法:住院、門診和住院方案;阿片類治療藥物,如subboxone和丁丙諾啡;諮詢服務;戒毒互助會和戒酒互助會有時,他一連好幾天不喝酒;有時,他會去幾個月。但最後的結果總是一樣的。

他的家人想養活他,但他的父母最終把他趕了出來。巴克哈特從不露宿街頭,但很多晚上他都是在沙發上度過的。他的父母儘可能多地陪伴在他的身邊,希望能幫助他,但卻生活在恐懼之中。

“他要麼進監獄,要麼去死。我已經接受了。我已經接受了它,”他的父親雷克斯說道。“我只是向上帝祈禱,希望他不要傷害別人。”

在他30歲左右的時候,巴克哈特也能看到這個故事的結局。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自殺,但我對不醒來或服藥過量沒有意見。我可以接受,因為我覺得如果沒有我造成的這些混亂我永遠無法過上正常的生活。所以我可以不醒來。事實上,很多時候這聽起來是個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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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巴克哈特被轉移到J。W。魯比紀念醫院(J。W。 Ruby Memorial Hospital)進行手術。在選擇實驗性腦部手術之前,他嘗試了許多治療方法,包括住院和門診專案,阿片類治療藥物,如subboxone和buprenorphine,以及諮詢。

“他不顧一切地想好起來。”

洛克菲勒的研究人員很難找到他們的研究物件,儘管西弗吉尼亞州的人均吸毒過量死亡比其他任何州都多。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嘗試某種東西,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批准的嚴格指南要求他們的病人必須是“晚期”吸毒者,面臨迫在眉睫的死亡可能性。它們還必須失敗於所有其他干預措施;必須身體健康,足以承受腦部手術;需要強有力的家庭支援,之後需要一個著陸的地方。復發的可能性很大。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資助了這項研究。

當臨床神經心理學家詹姆斯·馬奧尼(James Mahoney)招募巴克哈特參與洛克菲勒治療專案時,他還是一個門診病人。Buckhalter猶豫了。他的父母驚呆了。畢竟,醫生們提議的是實驗性的腦部手術。

“你可以看出,他迫切希望自己能好起來,”精神病醫生貝里說。“他已經到了願意不惜一切代價的地步。”

腦深部刺激是神經調節療法的一個方面,這一術語的意思是試圖透過改變神經活動來對抗疾病。從技術上講,過去幾十年的粗額葉切除術和電擊療法都是神經調節的形式,百憂解(Prozac)等藥物也是如此。許多人認為心理治療是同一種技術的一種緩慢形式。

如今,有了更精密的裝置和對大腦的更多瞭解,神經調節可以透過植入大腦適當部位的微小電極來實現,也可以透過強大的磁鐵或超聲波進行非侵入性治療。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已經批准深部腦刺激治療多種疾病,包括抑鬱症、強迫症和癲癇,但最引人注目的結果已用於治療運動障礙,尤其是帕金森病。全世界有20多萬帕金森氏症患者植入了刺激器。一些人帶著嚴重的顫抖來到醫院,然後離開。雷扎已經做了2600次植入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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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哈爾特准備進入西弗吉尼亞州摩根敦的一臺核磁共振儀。在房間外的一個映照中,可以看到臨床神經心理學家詹姆斯·馬奧尼(James Mahoney)的影子。馬奧尼招募巴克哈爾特進行大腦深度刺激研究。

大約15年前,研究人員開始探索,他們能否透過調節伏隔核來解決更困難的行為條件。伏隔核位於大腦兩側,大小與橄欖差不多,是獎賞系統的關鍵部分。強迫症是最初的目標,並取得了一些成功。

但在Rezai將刺激器植入三名女性的大腦以對抗病態肥胖後,其中一人要求移除該裝置,另一人在27個月後自殺身亡。Rezai 2018年在《神經外科雜誌》(Journal of Neurosurgery)上報道稱,該研究被叫停,但監管機構得出結論稱,這些裝置對上述任何一種結果都不負有責任。FDA也是該研究的監管機構之一,拒絕對本文發表評論。

從理論上講,向大腦正確的部分發送電子訊號對上癮有多種好處:它會刺激自然多巴胺的釋放,減少對藥物的渴望。它可以透過干擾伏隔核與大腦其他部分的連線電路來改善決策和抑制衝動。它還可能逆轉多年吸毒導致的大腦生理變化。

但是沒有人知道在人類身上會發生什麼。就像其他一些藥物和手術一樣,尚不清楚為什麼它會起作用。

在7個小時的手術中,巴克哈爾特大部分時間都是醒著的,幫助醫生在他的大腦中尋找植入物的精確位置。然後,雷扎將電線纏繞在巴克哈特的脖子上,與植入他左鎖骨下的起搏器大小的刺激器相連。當巴克哈特把襯衫領口放下時,有一個明顯的腫塊,但他說,除此之外,他基本上沒有意識到這個裝置。

該裝置的鉑銥合金尖端每一個都有四個獨立的接觸點,允許醫生在伏隔核的不同深度發射電脈衝。他們也可以調整電壓,頻率,極性和脈衝的時間,所有的用一個簡單的平板。Buckhalter的持續清醒是透過尿檢來證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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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研究人員監測巴克哈爾特的大腦活動時,他正在一臺核磁共振成象機上觀看藥物和藥物使用的圖片。

三個月前,醫生們用一個新設計的能捕捉巴克哈特大腦電訊號的刺激器替換了第一個刺激器。研究人員正在將這些資料與Buckhalter對他的感受的主觀描述以及他們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建立的他的實時大腦活動地圖進行比較。

上個月,在FDA的批准下,巴克哈爾特被送往洛克菲勒醫院,這樣研究人員就可以將他放入核磁共振裝置中。在沒有告訴巴克哈特確切時間的情況下,他們關掉了刺激器,並最終在72小時內關閉了它,這樣他的期望就不會改變結果。

當他在核磁共振隧道里時,他們讓他看到了吸毒的照片線索——藥片、阿普唑侖、有人吸食白色粉末——以及岩石和扳手等良性物體的影象,以此來繪製大腦活動的差異。

他們看到他在這三天裡越來越激動。當他們恢復電刺激後,他的情緒在幾分鐘內發生了變化。一段影片顯示他明顯放鬆;很快,他報告說自己的渴望和焦慮減少了。“你看得出來,”馬奧尼說。“他的身體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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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特展示了這個起搏器大小的裝置被植入左鎖骨後的位置。他說,他基本上不知道這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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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halter的大腦掃描顯示了從他的胸部到頸部一直到大腦的電線。

然而,過了一個星期,他說他頭疼,而且感覺很不舒服。他每天去看醫生,調整刺激器。

馬薩諸塞州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神經治療科主任達林·多爾蒂(Darin Dougherty)說,即使在臨床試驗中取得成功,大腦刺激治療成癮的方法也永遠不會廣泛應用。但它可以為患有最嚴重藥物使用障礙的人提供一條生命線,否則他們將面臨多年的痛苦,很可能最終以過量死亡告終。

“這將永遠是一個利基市場,但也是一個重要市場,”他說。“對於晚期疾病來說,擁有這些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我們會接受的。(他說,在中國,這種手術要頻繁得多,但還沒有對照試驗來衡量其有效性。)

斯坦福大學醫學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神經外科副教授凱西·h·哈爾彭(Casey H。 Halpern)正在進行類似的手術,試圖治療暴食,他說雷扎伊的工作是開創性的。

他說:“多年來,他們從國際中心收集的資料,從動物和人類成像研究中,受到啟發,正在進行人類方面的開創性工作。”

另一位斯坦福神經科學家羅伯·馬倫卡(Rob Malenka)想知道為什麼第二次手術沒有成功。洛克菲勒的醫生們說,病人在手術後沒有參與手術過程,跳過諮詢和其他會議,然後退出。

但馬倫卡說,在一項如此新的實驗中,也有可能是他的大腦回路不同,或者電極的位置相差不到一毫米。

他說:“你有一大碗不透明的果凍,你必須用筷子夾住它,使筷子的尖端精確地進入這碗果凍的中心,在兩毫米內,不要看到它。”

即使是Rezai和他的同事也無法想象將來物質使用障礙患者的大腦中會定期安裝裝置。他們正在研究經顱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和聚焦超聲(focused ultrasound),他們希望這些非侵入性的替代方案能夠完成同樣的任務。

“這不是一種治癒方法。但這並不是對每個人都有效。”“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但這是為那些失敗的人準備的他們面臨著生命危險。我們的目標是潛在地幫助這些人,並從大腦中學到更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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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哈爾特(左)現在在摩根敦的一個壘球隊裡和戒毒的人一起打球。(邁克爾·s·威廉姆森/《華盛頓郵報》)

“我有生活上的問題”

巴克哈特的父親把過去的19個月形容為“每天都是聖誕節”。他的兒子現在擔心的是他的信用評分和按時上班,而不是去哪裡找毒品或如何詐騙現金。

巴克哈爾特敏銳地意識到他已經走了多遠,他是多麼幸運,因為他是這個實驗的唯一受益者。他在摩根敦(Morgantown)一家戒毒家庭擔任同伴顧問,幫助15名處於不同康復階段的男性完成他一度覺得難以承受的任務:如何找到工作。如何獲取身份證。如何獲得醫療保健。

這位前精英運動員在壘球隊中打球,球隊的成員都是正在康復的人,他們在壘球道上呼哧呼哧的。幾個月前,他幫助住在那所房子裡的一名居民用納洛酮救活了一名在附近橋下無家可歸者營地吸毒過量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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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哈特跪在摩根敦的一個無家可歸者的營地裡,幾個月前,他被召去幫助一個吸毒過量的女人。(邁克爾·s·威廉姆森/《華盛頓郵報》)

巴克哈特感謝西維吉尼亞清醒生活組織的領導人在他手術後將他置於他們的保護之下,給了他一份工作,並幫助他重新開始他的道路。他也覺得有責任彌補他造成的傷害,並將他收到的禮物傳遞下去。

但他還沒有準備好展望遙遠的未來。在大多數情況下,35歲的他想要過正常的生活。他意識到自己還沒到那個地步。

“我的生活有問題,這是最大的問題,”他說。“除了吸毒,我不知道該如何過正常的生活。我不知道什麼是有意義的友誼。我不知道怎麼做個好兒子。我不知道如何成為一個可靠的員工。我不擅長與權威打交道。我對待女人就像……

“我仍然在與這些事情鬥爭。我絕對不是我想要成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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