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滅亡後,大唐的軍隊都在哪裡?

剿滅黃巢之後,大唐中央政府就開始著手收歸戰時流失國有資產的工作。

此時的唐僖宗還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皇帝,而且擁有著廣闊的地盤,想招募軍隊並不困難。

比如,田令孜在西南期間,很快就招募了五十四個團的新軍,一個團一千人。這些軍隊,說得好聽點,是由唐僖宗直轄;說得不好聽點,是由田令孜直轄。

時自蜀中護駕,令孜招募新軍五十四都,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為五軍,令孜總領其權。

從理論上講,以大唐皇帝的招牌,以及大唐皇帝控制的地盤,再多招募點軍隊也不困難。問題是,招募的軍隊越來越多,應該怎麼養活他們呢?

安史之亂後,大唐皇帝控制著廣闊的地區,而且有江南經濟區作為後盾,錢通常不是問題。

正是因為這種原因,安史之亂後,藩鎮大佬想挑戰皇權時,永遠也只能以失敗告終。因為皇帝財大氣粗,和他們死扛,也能把他們都扛死了。

黃巢之亂後,皇帝的控制的範圍越來越小,而且江南失控,錢自然就是大問題了,在這種背景下,招兵容易,養兵就太難了。

時軍旅既眾,南衙北司官屬萬餘,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以關畿稅賦,支給不充,賞勞不時,軍情諮怨。

在黃巢之亂前,河中地區有兩個產鹽區,一直由中央政府的經濟部門主管,在黃巢之亂時,相關權力就流失到了河中節度使手裡。

我們知道,鹽稅是帝國政府最重要的一項收入。河中這兩個產鹽區,一年可能收取多少鹽稅,我沒有找到具體資料,但想來不是個小數目。

河中節度使在攫取相關的權力後,一年給中央政府象徵性地交三千車鹽,以彌補中央政府的損失。

舊日安邑、解縣兩池榷鹽稅課,鹽鐵使特置鹽官以總其事。自黃巢亂離,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兼領榷務,歲出課鹽三千車以獻朝廷。

在黃巢之亂期間,因為大唐中央政府遷到了西南,對河中地區多少有點鞭長莫及;而且把相關的鹽稅權力交給河中節度使,一年就可以坐地收三千車鹽,也算一件比較划算的事。所以就默許了河中節度使擁有這種權力。

問題是,等黃巢之亂平定後,大唐中央政府自然不會接受這種事了。

至是令孜以親軍闕供,計無從出,乃舉廣明前舊事,請以兩池榷務歸鹽鐵使,收利以贍禁軍。

說起晚唐歷史,許多歷史愛好者甚至歷史學者,常常有一種錯誤的觀點。

總而言之,一斗鹽本來只值10錢,大唐政府官方壟斷食鹽的買賣後,一斗鹽進入市場就是100錢,甚至300錢,這種暴利實在太喪心病狂,太滅絕人性了。正是這種喪心病狂、滅絕人性的玩法,才弄得遍地私鹽販子,最後讓黃巢王仙芝出世了。

實際上,在許多時候,鹽稅就是人頭稅的變形。

鹽是人類的必需品,政府只要控制了鹽的買賣,並且把人頭稅附在鹽價上,老百姓肯定得主動納稅,而且很難偷稅。

天寶、至德間,鹽每鬥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監院,遊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鬥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貞元四年,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鬥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鬥為錢三百七十。

政府之所以要把人頭稅捆綁在鹽價上,那是因為安史之亂後,戶籍管理變得越來越混亂,按傳統的租庸調製收稅,弊端越來越多。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 ,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

在這種背景下,稅制改革是必須的,而官鹽的出現,是稅制改革的一部分。

只要我們明白這個道理,自然就會知道,官鹽並不是單純的商業行為,它更主要的是一種稅收行為。

只要我們明白這個道理,自然就會知道,私鹽販子之所以會被重判,是因為他是明目張膽擷取政府的稅收。

話說,河中地區有兩個產鹽區,收取相關鹽稅的權力,一直是中央政府經濟部門負責,但是在黃巢之亂期間,被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接管了。

現在黃巢之亂平定了,大唐中央政府決定收回相關權力。

簡單來看,大唐中央政府收歸相關權力並不難,因為河中地區就在中央政府的大門口,而且收歸鹽稅權力,並不威脅河中節度使的根本利益,因為中央政府收回這些鹽稅的權力後,河中地區還是一個獨立的地方勢力。

更主要的是,河中擁有這項權力並沒有多久,讓他們吐出來,應該不是多難的事。

問題是,利益已吃進肚裡,再想讓他吐出來,估計就比較困難了,所以王重榮選擇了公然對抗中央政府。

在殘唐時代,所有對抗大唐中央政府的人,都在故意攪渾一個概念:一說大唐中央政府的政令,就說這是田令孜的意思。這樣一來,他們明明是在對抗大唐中央政府,就變成了對抗大宦官田令孜。

所以在對抗中央政府收歸鹽稅的權力時,王重榮自然會死死咬住,這就是田令孜的意思。

總而言之,這個死宦官為了方便專權,所以要收歸中央政府不久前喪失的鹽稅權力;再總而言之,這個死太監為了方便禍國殃民,所以揹著皇帝要收歸中央政府不久前喪失的鹽稅權力。

在這種背景下,人們雖然明知道王重榮就是在公然對抗中央政府的政令,也會為他喝彩的。

事實是:田令孜是大唐執政官。更主要的是,當田令孜與大唐中央政府利益高度一致時,他本身就可以代表大唐中央政府。

大唐中央政府想收回河中的鹽稅權力,那是無可厚非的事,因為這項權力本來就是屬於大唐中央政府的,而且還是大唐中央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抓住不放,這叫什麼事呢?

但是,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就是抓住這種權力,說死說活不放手,更一再說大唐皇帝是一個呆笨愚蠢的青少年,大唐執政官是個邪惡變態的死宦官,收歸鹽稅的行為,就是田令孜的人個行為,絕不是中央政府的意思,再說了,我們河中地區現在就靠這點鹽稅生活,憑什麼交給死宦官田令孜?

至是令孜以親軍闕供,計無從出,乃舉廣明前舊事,請以兩池榷務歸鹽鐵使,收利以贍禁軍。詔下,重榮上章論訴,言河中地窘,悉籍鹽課供軍。

王重榮不會說得這樣露骨,但意思就是這個意思,許多人認為王重榮這樣做有理,就是因為他們認為,王重榮這是在對抗田令孜,而不是在對抗大唐中央政府。

最開始,唐僖宗試圖透過政治手段解決這個問題。

總而言之,給河中地區派一個政委,用這種溫和的手段奪王重榮對河中的控制權,但是這個政委進入河中地區,很快就會被趕了出來。

王重榮為什麼要把中央政府派來的政委趕走呢?

讓王重榮去說,自然是因為,中央政府派來的政委,是田令孜的乾兒子,而且到了河中地區後,就惹得天怒人怨,所以只有把他趕走了。

令孜養子匡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歸,以告令孜,勸圖之。

實際原因顯然只有一個,那就是王重榮希望保持這種來之不易的割據地位,絕不允許中央政府把手伸進他的地盤。

這一招不靈,中央政府自然只能換一種方法了。

王重榮身為河中節度使,不願意接受中央政府號令,現在就調王重榮到別的地方當節度使去。

五月,制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國、琅邪郡王王重榮為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兼兗州刺史、兗沂海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代齊克讓。以克讓檢校司徒,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武節度觀察、北平軍等使,代王處存。以處存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慈隰節度觀察等使。

說一千道一萬,王重榮既不交出鹽稅的權力,也不接受中央政府派政委進駐河中的事實,更不接受自己被調離河中地區的人事調令。

在這種背景下,皇帝就只能用武力手段搶回被河中節度使奪走的鹽稅權力。

於是,皇帝就調動關中的鳳翔節度使李昌符、鹿延節度使朱玫,圍剿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好說好商量你不聽,我們就來硬的,我倒要看看你王重榮敢繼續牛逼下去。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田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

事情發展到一步,王重榮就遊說山西的實力派李克用幫自己出頭。

李克用一看王重榮讓自己幫他出頭,也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因為藉此機會,向河中地區滲透一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甚至弄好了,把腳伸進入關中地區也是有可能的。

當然了,事是這麼個事,話不能說這樣。

所以李克用先站出來,哭天搶地的,把當年受朱溫欺負,皇帝不替他作主的事又拿出來說了一遍。而且更信誓旦旦地說,那兩個願意幫皇帝打王重榮的軍閥,早和朱溫穿一條褲子了。

我先把那兩個依附朱溫的軍閥幹掉,然後再幹掉朱溫,當然了,皇帝你也千萬別害怕,我不會進京城,也不會威脅你的。

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裡,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仇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

這一折騰,皇帝一看婁子捅大了。但是也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往下走了。結果就是,李克用、王重榮軍隊逼進長安城。面對此情此景,皇帝只能趕緊跑路了。

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

這一戰,直接把唐僖宗的尊嚴打沒了。

以前,皇帝是被黃巢那種公認的賊寇打得跑路了,雖然也非常狼狽,但這並不對他的合法權力構成致命的打擊。

現在,帝國政府的高階軍政長官,竟然用武力對抗皇帝的命令,還把皇帝打得只能跑路,這叫什麼事呢?

在這種背景下,關中的軍人勢力一看皇帝這副狼狽樣,也開始明目張膽地侵吞關中國有資產了。

經過這一通折騰,唐僖宗再返回長安城時,國有資產更少得可憐了,因為從此以後,關中地區也出現軍閥了。

雖然說,唐禧宗再次返回長安時,權力還是比漢獻帝強得多,但是再想翻盤,難度就有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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