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歷史為什麼選擇洪洞?

移民,歷史為什麼選擇洪洞?

關於“洪洞大槐樹移民”還有一個誤解和疏漏,就是認為“但不見諸史,惟釋於譜牒”。歷史上徵調遷徙之事屬於一種半軍事行動,與地方官員有關,但責任只是輔助,而不是主管,加上明朝的強勢統治,文字獄等原因,這些事情歷史上不會記載很多很細。

但是說歷史上沒有關於洪洞移民的記載卻又是一種無知和不負責任的說法。我們仍然以馮勝、傅友德負責的這次移民為例,在洪武二十五年底宋國公馮勝等籍民為兵,返朝覆命時交待此次移民共涉及山西50多個縣,其中平陽府徙民最多共八衛。並明確記載:“宣寧侯曹泰、都督馬鑑籍洪洞、浮山二縣民丁為一衛。”這條記載是正史上目前可以找到的少數關於洪洞移民的資訊,儘管文字很少,卻充分說明“不見諸史,惟釋於譜牒”的說法很不全面。

其實,對於山西徙民,除全國史志外,山西地方史志也有不少記載。比如《山西通志》大事記(光緒版)就有“洪武四年徙山後民三萬五千戶於內地、洪武九年徙山西無產者屯風陽,以及洪武二十一年徙澤潞民無業者墾河南、河北田”。也有“馮勝、傅友德等分行山西籍民為軍屯田大同東勝,立十六衛”的記載,以及“永樂三年九月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等等。山西的一些地方史志也有一些明代徙民屯田的記載,比如《陽高縣誌》、《澤州府志》等史書往往是簡略的,我們不能苛求先人,更不能簡單武斷,從目前可以找到的資料分析,從明太祖洪武四年至明成祖永樂十七年的幾十年中,從山西徙民的活動就一直沒有停止過。而河南、山東、河北、安徽以及山西北部的不少姓氏家譜的記載和民間傳說,又有力地佐證了這一點。說明明代山西大規模的強制移民和軍屯是勿容置疑的歷史事件。正是因為明代山西大規模徙民是一件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是一件讓人刻骨銘心的大遷移,才催生了千萬移民故土難離的悲痛,才產生了一種異常強烈的根祖情節和群體記憶。

移民,歷史為什麼選擇洪洞?

元末明初,山西人民有幸躲過了不少兵災匪患,但是“塞翁得馬,焉知非禍”,人民的股實、戶口眾多、人丁興旺,又給山西人帶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近50年的災難和苦。明代徙民是全國性的一場運動,山西是重點,明代山西有50多個縣都有移民。同時在省外真定等地也有不少移民活動,但是歷史為什麼單單選擇洪洞,也是一個至今需要解開的謎團。

徙民在歷史上留下的往往是簡單的一句話,“徙山西民實北平”等幾個字。但是在600年前要把這張聖旨變成事實,需要從徙出地選擇好徙民物件,需要確定當地抽丁的比例,又需要事先檢視好徙民目的地的土地情況,往哪個縣、哪個裡甚至哪個村安置幾戶、安置多少人都需要有妥善的安排。而強制性的移走近10萬農民,把他們變為軍屯,又是一件類似抽丁徵兵的活動,又需要帶兵的將領與地方共同協作,在較短的時間內把民變成軍,這個過程中,軍需給養,糧草衣被以及上路的川資都需要有周密的安排。

研究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決不能僅僅從移民的人數多少作判斷,而應該把洪洞放在全國和山西來通體判斷,才能搞清楚歷史為什麼會選擇洪洞。

歷史之所以選擇洪洞,是因為洪洞在歷史上一直是緊望之地,是一個典型的天府之國。

宋《元豐九域志》記載:洪洞縣為“緊縣”,臨汾縣為“望縣”,趙城縣為“上縣”,均屬於“發達縣”。由於洪洞有汾河和霍泉的滋潤使之成為一個水旱從人、不愁衣食的樂園。人丁興旺,一直是全國的人口大縣,同時人地關係一直比較緊張。在明代一個縣的人口9萬是全國一流水平,當時洪洞縣的人口甚至比河南一個府的人口都多。所以洪洞必然會成為明代徙民的重點,可以說從河東徙民必定有洪洞,從山西移民也少不了洪洞。

移民,歷史為什麼選擇洪洞?

歷史之所以選擇洪洞,是因為它的地理環境所決定。

明代徙山西澤、潞、汾、沁等州的民眾出省外,洪洞又是必經之路,無論是從上黨盆地還是從呂梁山區走出來,也必須經過洪洞。雲集十幾位開國名將到山西搞軍屯,他們首先想到的應該是如何順利地讓軍屯走出去,哪裡是要衝,從哪裡走更便捷,是必然想到的事情,他們坐鎮在平陽還是洪洞,肯定選擇的是後者。

歷史之所以選擇洪洞,是因為洪洞便於管理,有充足的糧草,完善的設施。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大規模的徙民,必然會有大規模的官員軍曹來執行,人吃馬喂,每天都得生活,沒有一個兵站或者說聚集地,恐怕很難想象會是什麼樣子。而洪洞縣城很大,廟宇寺院很多,又有官倉、義倉、驛站等離縣城很近,這些都為移民活動提供了必要的場所。

歷史之所以選擇洪洞,關鍵還在於它一直居於山西南北的大官道上,又介於太原府與平陽府之間,離平陽府也很近。

選擇了洪洞也即選擇了平陽。“河東大郡,首挑平陽,形勢與太原相表裡,西略黃河,南通汴洛、北阻晉陽”。牢孔所云:“景霍以為軍”;而子犯所謂“表裡山河者也”。洪洞東山,互連潞澤、東出之隘,北自岳陽。從晉南的澤州、潞州至平陽或洪洞必須經,過岳陽(今安澤)的府城才能至洪洞的甘亭以後上官道。洪洞西山,毗鄰吉隰,是通往河東鄉寧、吉縣、隰縣、大寧、永和及汾沁二州的孔道。所以在山西中南部徙民屯軍,洪洞是一個最佳的集中之地,洪洞佔據了地理位置的絕對優勢。

遼代至宋元,使山西的道路得到了開拓和修整,不僅從河中府(今永濟)至大同形,成了縱貫南北的運糧和軍事通道,而且打通了以南北幹線向東西關隘與要塞的基本交通,在河東、河西之間形成了幾條重要的運糧通道。平陽向東通往潞州的交通得以加強。一條是平陽稍北,東經洪洞甘亭,過府城寨、盤秀山達潞州。另一條是由平陽經,神山、冀氏抵潞州。同日時元代在全國又建立了完善的驛站制度,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所,屬各驛站共54處,其中平陽就有14處。但是從元末明初的情況看,遼州、潞州、澤州,以及汾州、隰州的交通仍然受到制約。

移民,歷史為什麼選擇洪洞?

歷史之所以選擇洪洞,是因為明代的洪洞移民有一種深厚的堯舜遺風。

洪洞大槐樹移民,有一半以上屬於古河東人,歷史上的平陽府以及澤、潞二州,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幾千年的農耕文明,孕育了深厚的民俗和民風,司馬遷說,“堯舜之地,風教固殊”。其實河東大地的人,大多有一種陶唐氏的遺風,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水深土厚,性多剛直,好氣任俠,崇尚禮儀。其崇節儉,敦孝友,厚葬祭,敬神明的風俗習慣一直保持到今天。所以河東人“安土重遷”和尋根問祖的情結十分濃厚。特別是些根祖源於陶唐、虞舜和皋陶的後代子孫,他們身上又有一種“霍太山”情結,他們把霍山看做是河東的屏障和龍脈,“霍太山”就是他們的祖宗,他們無論走到哪裡,老家在平陽,老家在洪洞。

民國初年,洪洞人景大啟等人自籌資金在古大槐樹舊址,重修大槐樹古蹟,也正是這種河東人特有的風俗和品德使然,他們的初衷是“恐年代愈遠,稽考無從”;他們的初衷是為了“代以遺徽,地以人傳”;他們的初衷是為了日後,尋根問祖的人能“賓至如歸”。只是“就當日事實而為之”。絕對沒有什麼借題發揮、發展旅遊的理念,更不是一種什麼地方史志的強勢宣傳。所以洪洞人重視大槐樹移民其實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人和當地風俗和文化使然。這就是山西大槐樹移民根祖認同特殊強烈的人文根源。

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