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 在君主專制制度庇護下, 部分士人宦官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

兩漢時期,特別是自漢武帝開始獨尊儒術以來,各類士人尤其是儒生逐漸充實官僚隊伍中,齊地士人便是其中佔有極其特殊位置的重要群體。

齊地人才約有69。37%的人在各級政府中任職,不少人成為政府高官,齊地成為兩漢時期中高階官吏的重要來源地區。這就決定了齊地人才,在兩漢政治生活中有重要的影響力。或為統治者的長治久安出謀劃策,或在王朝後期疾呼改革,批評時弊。

兩漢時期, 在君主專制制度庇護下, 部分士人宦官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

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學從此成為了佔統治地位的官方學說

作為儒學發源地的齊魯,因得天獨厚的條件培養了大批人才。這些人才或當朝為官,或供職地方,或學成歸家教授、隱居教授,或戰亂避難講習經典,他們都重視教育,注重興辦學校,這不僅對齊地,也對周邊以及邊遠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人才的培養等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決定力量。農業是封建經濟的基礎,組織和發展農業生產,是兩漢各級地方官吏的重要行政職責。一批供職於兩漢各地的齊地籍官員,都積極發展農業生產,他們或輕徭薄賦、借貸於民,或興修水利、治理水患,或勸導農桑、制定法令,因時、因地制宜地發展經濟。

兩漢時期, 在君主專制制度庇護下, 部分士人宦官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

兩漢時期,兒寬、徐伯、延年、童恢等一批齊地人,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他們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興修水利、制定法規,他們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所付出的辛勤勞動,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維護了社會生活的安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家的繁榮富強、人民的殷實安康。

齊地大部分人雖能做到直言極諫,但也有些不堅持己見的人,如公孫弘,對漢武帝曲意奉承,惟命是從

面對武帝向四夷擴張,他曾數諫,認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不是明智之舉,但在遭到能言善辯的朱買臣等人反覆詰難下,他便不敢繼續堅持自己的主見,退而自保:“山東鄙人,不知其便如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

公孫弘這種阿諛逢迎的令人不齒的行為,也許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高度集中的專制制度下,皇帝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要求每個官吏都要服從自己,尤其是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獨斷強勢的帝王,他做出的決策怎能任由別人輕易改變。

兩漢時期, 在君主專制制度庇護下, 部分士人宦官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

再說武帝建立的中朝,擁有國家重大決策的權力,而丞相府則退居到了執行決策的地位。為了保住相位、官運亨通,公孫弘只有察言觀色、投武帝所好了。

齊地也有一些靠方術取媚於統治者的方士,在齊方士神仙說的鼓吹下,武帝期待得到長生不老神藥

除了為國為民盡職盡責、鞠躬盡瘁的人之外,齊地也有一些“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的人,靠方術取媚於統治者的方士。方士起源於先秦時期的燕齊一帶濱海地區,秦漢後漸盛,漢武帝時方士最為鼎盛。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因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武帝時期齊地見於史料記載比較有名的方士有少翁、欒大和公孫卿。他們皆以方術騙取了武帝信任得到拜官,欒大甚至還被賜爵,做了武帝的乘龍快婿。

兩漢時期, 在君主專制制度庇護下, 部分士人宦官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

在齊方士神仙說的鼓吹下,武帝曾數次令人出海求仙,修建甘泉宮、建章宮及各種宮觀祠壇,修造太液池,池中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等海中神仙的假想建築以候神仙及其所屬,期待得到長生不老神藥,結果可想而知,以失敗而告終。

武帝的求仙活動和建造樓宇,消耗了國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弄得天下不得安寧,怨聲載道。雖不可否認這些方士,在耗費國家巨資方面做了幫兇。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夠產生於國於民無利的消極影響,漢武帝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武帝熱衷於鬼神之祀和追求長生成仙,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元帝即位,昏庸無能,導致石顯專權

正是由於武帝熱衷於鬼神之祀和追求長生成仙,才會出現了迎合武帝喜好,求仙諂媚的方士;也正是由於武帝給那些鼓吹仙山、仙人、仙藥的方士予很高的待遇,在榮華富貴的刺激之下,才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方士。他們多數雖因騙術得到信任,但也因騙局被揭穿而身首異處。

兩漢時期, 在君主專制制度庇護下, 部分士人宦官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

可以說如果武帝沒有對方士表現出信任,沒有對長生不老仙藥表現出強烈的慾望,就根本不會有如此之多的方士趨之若鶩,他們對社會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也就無從說起了。

元帝即位,昏庸無能,多不理朝政,時任中書令的石顯得到寵幸,為其專權提供了機會。石顯為人陰險毒辣又氣量狹小,嫉賢妒能,睚眥必報。石顯把持朝政時遭到朝野反對,為保住地位和權益,他便開始排除異己、陷害忠良,不附他的官僚士大夫多遭到迫害。

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反對石顯專權。由於元帝沒有斷然採取措施,蕭望之終遭石顯讒害,被迫自殺,周、劉被免官。

兩漢時期, 在君主專制制度庇護下, 部分士人宦官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

石顯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他們報復打壓,京房、賈捐之被棄市,張猛自殺,陳鹹被處以髡刑。恐遭石顯暗算,公卿大臣多保持沉默,“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石顯在終元帝一朝,獨攬朝政,為所欲為。

石顯既沒有優越的家庭背景,也沒有強大的政治勢力做後盾,官職又不高,他之所以能控制朝政十餘年,最重要的是騙取了元帝的信任。石顯的權力不論有多大,都是被置於皇權之下的,他的生死榮辱,是由皇帝的意志和皇位的更替而決定的。

元帝死後,成帝即位,因不喜歡石顯,把他調離中書,遷為長信中太僕,雖得到提升,卻沒有實權。石顯後被免官歸故里,因憤懣不食,病死於途中。

兩漢時期, 在君主專制制度庇護下, 部分士人宦官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

總結

可以看出:無論是公孫弘對漢武帝惟命是從,方士投武帝所好,還是因元帝疏於政事,石顯得以掌握中心權力,歸根結底都是君主專制政體的產物。

由於君主專制的發展,皇權成為一種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全國的大權掌握在皇帝一個人手中,這些士人為保官運亨通、榮華富貴,只能視皇帝的好惡而動。

兩漢時期, 在君主專制制度庇護下, 部分士人宦官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

君主專制是宦官專權賴以生存的基礎,在專制政體和元帝個人素質低下的作用下,才有了宦官石顯的專權。他們之所以能為禍社會,正是由於君主專制制度的庇護,君權不消失,這些禍亂就無法消除。

雖然這一部分士人對兩漢社會產生了消極影響,但是瑕不掩瑜,並不能掩蓋齊地人在促進兩漢社會發展方面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參考內容來源:《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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