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現代之門

開啟現代之門

地緣簡史[第31節]

作者:溫駿軒

長篇連載,每週三、五更新

開啟現代之門

第31節 開啟現代之門

什麼是現代

我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談論人類的歷史,籠統的說這些逝去的時光應該都可以稱之為“古代”。然而這種定性看起來又有些不對勁,時間都是在單向流逝的,“上一秒即歷史,下一秒即未來” ,如果你把昨天稱之為“古代”那肯定是有問題的。

與“古代”這個概念相對應的是“現代”這個概念。在對“古代”定性模糊的情況下,“現代”的認定自然也不可能清晰。比如說你對一箇中國人說,出生於1654年將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王朝帶入繁榮昌盛期的康熙皇帝是古代人,肯定是毫無爭議的。可是一個老師要是跟學生說,物理學的鼻祖牛頓也是古代人,那肯定會讓人感到詫異了。其實牛頓出生於1643年,甚至比康熙皇帝還大了11歲。換而言之,二人屬於同一時代。

很多人在回首自己的一生時,會尋找一個關鍵節點,將自己的人生分為“不成熟”與“成熟”兩個階段。成熟的標準有很多,每個人的認知和具體的事件節點都不太一樣。有的人是在告別單身的時候成熟的;有的人是在初為人父/母時成熟的;也有的人是在遭遇巨大挫折後成熟的。

無論哪一種成熟,共同點都在於:對待這個世界的看法發生了顛覆性變化,並且認定自己已經能夠認清生活的本質。這種變化歸結於為一句話,那就是“世界觀”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對於人類整體來說,同樣有這樣一個成熟的過程。是否對這個世界的運動規律有了全新的認識,成為了“古代”與“現代”的分割點。

回頭再看剛才舉的例子,我們看牛頓不會覺得是古代人,是因為作為一個現代人,在看牛頓所身處的環境以及他的言行時,並不會有恍若隔世的感覺。要是有機會與牛頓來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也不會存在認知上的壁壘;而視線轉移到中國,即便是活到1908年的慈禧太后,她的行為舉止以及她統治下的中國,依然不會讓你有現代之感。

這種現代感與古代感交錯混雜的感覺,是人類發展的一種必然。作為一個多樣性且缺乏交流渠道的世界,不同地區的人類在發展程序上存在巨大的認知代差。時至今日,我們可以說人類已經整體跨入了現代之門,但在歷史上這個程序卻是花費了幾個世紀的時間。這導致中國歷史的近/現代感,與西方歷史的近/現代感之間,存在四個世紀左右時間的誤差,

值得玩味的是,成熟與否其實是個相對概念。如果有一天人類的認知發展到,可以用新的顛覆性邏輯來解釋和改造世界,回頭再看我們所處的時代,估計也會有古代感。就像青銅時代要是對比石器時代無疑是個巨大的進步,但在今天的人看來都屬於落後生產力一樣。

從文藝復興到科學革命

相比大陸文明,海洋文明會更容易幫助人類跨入現代化的節點。看看最純粹的大陸文明“中國文明”曾經在長達2000年的時間,都在按固定模式追求自己引以為傲的穩定,未能對人類技術創新作出符合自己體量的貢獻;內部看似雜亂,卻因為充分競爭而幾何級數增加試錯機會的西方,在最近幾百年的表現,應該就能夠感受到這點了。

具體到重塑世界觀這個問題上,發端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才是一切的起點。在大航海時代開啟之前,歐洲的海上貿易主要是透過地中海來完成的。受益於歷史背景以及地理位置,位於地中海腹地的義大利是歐洲海洋文明屬性最強烈的地區,也是文藝復興的發源地。

當西歐因日爾曼入侵而進入生產力和文化均出現倒退的中世紀後,在希臘繼承羅馬遺產的拜佔廷帝國,以及被伊斯蘭信仰統治起來的亞非地中海世界,文明並沒有出現倒退。這使得義大利以東的文明地區,仍然生產豐富的商品,並對處在黑暗中世紀環境下的西歐地區產生了強烈的誘惑。

在這種情況下,內部高度分裂的義大利地區,客觀上成為了東西方貿易的節點。那些來自東方的商品,在經由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等以貿易立國的城市國家,輸入西歐諸國的同時,也壯大了這一地區的商業力量。

早在12世紀就已經有觀察者注意到,義大利很多地區的組織結構,已經不再以教會及世俗貴族為中心,而是以商人和貿易作為基礎。比如作為勢力最強的貿易城邦,威尼斯人雖然表面信仰天主教,實際卻不受羅馬教廷的約束。威尼斯教會的主教會由參議院提名,再由執政官通知教廷(教皇有否決權,但沒有推行候選人的權力)。

貿易的本質在於從不同地區、領域的交流中獲利。為了保持競爭力或者說基於與生俱來的逐利性,商人成為了最富創造力的群體。在擁有財富並掌握一定話語權後,這些源自商業力量的創造力,也在向藝術、文學、哲學等方向傳導。一個更為宏大的客觀需求,是商業力量需要一套能邏輯自洽的新世界觀,來挑戰被教會和世俗貴族所把持的舊權力架構。

拜占庭帝國的衰弱為這一需求提供了契機。有句話叫作“太陽底下無新事”,西方文明的海洋貿易屬性,早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就已經奠定。而自視為羅馬正統的拜占庭帝國,完整的保留了那些在西歐已經中斷的文化傳承。由於領土和勢力範圍不斷受到奧斯曼帝國的侵蝕,大量希臘化的東羅馬人從14世紀開始,帶著希臘和羅馬時代留傳下來的典籍和藝術品遷居義大利。

“舊瓶裝新酒”模式總是要比另起爐灶來得省事。古典文明的迴歸,讓那些試圖建立新世界觀的義大利城邦,只需要以復興古希臘、羅馬文化為名,從那些迴流至義大利的古老思想中,吸收與自身特點相適應的部分,就可以打造出一套成熟的新世界觀。這也是為什麼,這場貫穿14-17世紀的歐洲思想文化運動,會被稱之為“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對歐洲文明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最大的影響在於藉由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人類開始用科學的態度,去剖析大自然的執行規律。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地理學、現代醫學等屬於自然科學領域的學科開始出現並受到重視,逐漸成為人類“知識”的核心。

在過往的歷史中,人類固然獲得了許多技術突破,並依靠這些突破所提升的生產力,一步步的從猿變成了人,並讓自己看起來更文明。不過這些技術進步的取得,更多依靠的是經驗的累積,並沒有形成一個完善、系統的知識體系。

科學與技術的區別,在於科學可以提煉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論,來推進技術的發明。而技術的出現,卻未必一定經過科學的推導。在擁有科學意識之前,很多技術是在隨機試錯過程中被意外發明出來的。比如說中國人在1000多年前發明的黑火藥配方,就很可能是煉丹士們尋求長生不老藥時的產物。

在文藝復興運動開啟後不久,西歐迎來了發現世界的大航海時代。世界因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變得完整,但這種發現並不意味著人類因此一定會有本質改變。除非歐洲文明能夠因為他們的先發優勢,做出什麼有益於人類進步的變化,否則這些被“被發現”地區厭惡的稱之為“殖民”的行為,與歷史上那些造就文明退步的蠻族入侵併沒有本質區別。唯一的好處只能說是讓被征服地區的交流變得更加的密切,就像蒙古人在亞歐大陸的征服,客觀上同樣讓舊大陸兩端的交流變得更順暢一樣。

好在大航海時代之前,地中海和文藝復興運動已經幫助歐洲人孵化出了最初的科學意識。這些科學意識的發生,讓歐洲人在外海的探索變得不那麼盲目。比如哥倫布對新大陸的發現,便源自於他對地圓說的堅信。反過來,一個接一個的地理大發生,也為科學意識在歐洲的普及提供了平臺。

一個顯而易見的現實,是僅僅依靠對上帝的信仰,並不能幫助航海者們規避海上的風險,以及發現新世界的全貌。唯有依靠數學、天文學等科學手段,才能做到這一切。當人類在探索自然規律的過程中,開始懂得用科學理論來指導實踐,同時用實踐來檢驗理論時,意味著人類終於開始變得成熟了。這種成熟最大的收益,在於人類用科學手段找到了擺脫資源困境的方向。

可以這樣說,在生產力落後的古代社會,不同地區的人類都處於內卷狀態。1798年,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提出著名的“馬爾薩斯陷阱”,認定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生活資源只能按算術級數增長,所以人類不可避免地要週期性面臨饑荒,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有某種方式被消滅掉。

這一理論看似可以解釋,為什麼古代人類史幾乎就是一部戰爭史。然而當人類用科學手段開啟現代化大門,能夠用工業化手段呈幾何級數的生產產品後,“馬爾薩斯陷阱”其實已經不復存在了。正如我在第十章寫到的那樣,當下的世界雖然還會不時傳出某個地方出現糧食危機,但這些危機的產生並不是人類無法生產供給70多億人口的糧食,而僅僅是內部地緣矛盾所引發的失衡問題。

發現把蛋糕做大的方法,客觀上讓人類不再把眼光侷限於自然經濟條件下那點資源,當屬西方文明對人類作出的最大貢獻。從這個角度去回顧文藝復興、大航海時代等發生在歐洲的歷史事件,能夠更深刻的理解它們在人類發展史中的意義。

天主教世界的變革

既然問題牽扯到世界觀的變化,宗教作為人類最重要的意識形態,肯定是繞不過的。很早我們就說過,宗教是人類跨入文明階段的重要標誌。有了宗教的助力,不同的族群才能跨越血緣的束縛被凝結在一起。在歐洲人征服世界的過程中,“上帝”同樣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等西歐天主教國家的海外擴張過程中,受命於羅馬教廷的傳教士如影隨形。

很多時候,那些抱著虔誠信仰的傳教士,會比抱著尋找黃金和財富目的的殖民者,更早深入目標的區,去向土著居民傳播對上帝的信仰。大多數時候,殖民者是很樂意看到這種情況。畢竟傳教士們的工作,能夠幫他們消除土著居民的敵意。

為了讓政治上呈鬆散狀態的西歐,能夠在一定意義上統一,位於羅馬的天主教教廷,成為了中世紀西歐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在中世紀的西歐,國王們需要教皇加冕才能獲得合法地位;民眾則需要上繳10%收入給教會(名為“什一稅”),以供給掌控意識形態的祭司(僧侶)階層。包括後來西班牙、葡萄牙兩國瓜分世界,也需要一條“教皇子午線”來進行權威認證。

當然,就像國王也不總是所在國家最高權力掌控者,時不時會被權臣架空一樣。中世紀的羅馬教廷和教皇也經常會被強勢的君主架空,甚至按照後者的意願選任。只是這並不影響我們對整個西歐中世紀權力的架構的認定。在此環境下,神權與貴族階層的權力互為依靠,形成了被固化的權力架構。這種情況,與印度文明將權力固化在代表神權的婆羅門階層,與代表世俗統治權的剎帝利階層統治並無二至。

在沒有開拓新航線之前,中世紀的歐洲呈現出高度內卷狀態。有限的資源使得居於統治地位的僧侶和世俗貴族階層,一直在不斷強化他們的壟斷力,普通民眾亦難以在凝固的社會環境中找到改變命運的希望。大航海時代的開啟,為歐洲天主教世界展開了廣闊的獲利空間。那些來自歐洲以外的財富和機遇,不僅能夠讓相關國家的教會和貴族們獲益,更讓普通民眾找到了擺脫內卷的機會。

作為基督教三大教派中最晚出現的基督教——“新教”,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出現在人類文明史中。歷史上基督教曾在公元11世紀分裂為以羅馬教廷為中心的“天主教”,以及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正教”。後者與前者最大的區別,在於由國家元首兼任最高宗教領袖,也就是俗稱的政教合一。

如果再往深一點探究的話,你會發現無論天主教還是東正教模式,都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代表意識形態的神權,與代表世俗統治力量的貴族階層緊密結合,共同佔據權力中心(只不過結合的方式不同);二是民眾與“神”的精神溝通,必須透過專職的神職人員。為了擺脫這兩個階層的控制,基督教世界發生了第二次分裂。

由於西歐天主教世界是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最大獲益者,這次新的分裂實質變成了天主教世界的分裂。那些從文藝復興時期就開始累積的矛盾,終於在大航海時代開啟後的16世紀初引發了一場宗教改革,基督教新教開始成為能夠與天主教、東正教分庭抗禮的第三股勢力。

基督教新教並不是一個教派,而是包括16世紀從天主教中分裂出來的:路德宗、加爾文宗、聖公會等二級教派,以及在後來歷史中不斷分化出來的更多教派。不過能夠歸結為一個一級教派,總歸是有共同特點的。就基督教新教來說,儘管新教諸教派也會存在專門的神職人員,但即便是隸屬於同一教派的教會之間,也不存在從屬關係。事實上在新教的基礎理論中,神職人員的存在意義與天主教、東正教並不一樣,更多隻是輔助作用。信徒可以透過對聖經的虔誠信仰而實現自我救贖。

顛覆舊世界觀的“去中心化”

換而言之,作為擺脫羅馬教廷控制的產物,“去中心化”是新教的最大的特點。這一思維的產生,與當時作為祭司(僧侶)、世俗貴族階層以外的第三等級(以商人群體為核心的普通市民),希望透過自身努力實現階層跨越的心理是分不開的。

技術上看,任何對教義理解的差異,都有可能產生一個新的教派。以基督教來說,即便是天主教、東正教內部,也會存在很多互不隸屬的教團、教派。問題在於不是每一個新教派的產生,都能產生一場改革甚至革命。新教勢力能夠在16世紀宗教改革成功,與大航海時代的開啟有著直接關係。

一個教派、一個意識形態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其能不能獲得一定範圍內的政治承認。簡單點說,必須在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成為官方承認(最起碼是默許)的普遍信仰。從歐洲地緣政治角度看,最終從天主教世界分裂出來,成為了新教的基本地區有:英國、瑞士、北歐國家(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冰島),以及德國北部。

觀察這些國家在地圖上的位置,你會發現除了瑞士這個位於義大利、法國、德國國三方交界之地的山地小國以外,絕大多數選擇新教的歐洲國家和地區都呈現兩大特點:一是遠離羅馬教廷;二是擁有大西洋海岸線。這兩個地緣特點,決定了這些新教國家即無法像西班牙、法國等留在天主教世界的國家一樣,對羅馬教廷施加影響力。又有開展海外貿易及擴張殖民地的基礎條件。

在西班牙、法國等國有條件與羅馬教廷進行深度利益捆綁的情況下,上述國家和地區的統治者如果想擺脫在天主教世界的不利地位,最好的選擇就是藉助這場宗教改革,讓自己國家的教會脫離羅馬教廷的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於背後的這層政治需求。以英國為代表選擇新教為國教的歐洲王國,在當時很多新教徒看來,進行的是一場不徹底的宗教改革。比如原本接受羅馬教廷領導的英國教會,整個教會管理體系被完整保留了下來,只是更名為“聖公會”(英國國教)並接受英國君主為最高宗教宗教領袖。一如當年的拜占庭帝國,對東正教的定位一般。

這種不徹底的“去中心化”,或者說另立中心的做法,顯然不能讓剛才提到的希望得到完全信仰自由的“第三等級”滿意。於是從16世紀開始,那些希望清除英國國教中天主教殘餘,認準“人人皆祭司”的宗教改革者們,開始以“清教徒”自稱,並在試圖改革英國國教失敗後,將視線投入大洋彼岸的北美地區,希望在這片全新的土地上建立心目中的理想國。這便是美國誕生的宗教背景。

人類之所以能夠脫離動物群體,在於可以透過意識形態及其它組織方式形成合力。正因為如此無論東、西方在發展文明時,整體傾向都是在“自上而下”的強化組織力。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以及後來十八世紀時源起於法國,以反君主專制、反對教會為特徵,建立共和體制為目標的“啟蒙運動”,卻都呈現出“自下而上”改革的特點。

我們一直說西方文明較之東方文明,要具備更為豐富的多樣性。然而這種多樣性,更多是體現在地緣政治層面,即西方在政治和文化結構上更為破碎。上述在歐洲延綿幾個世紀的一系列運動,本質是將這種西方文明原本就含有的多樣性基因,擴散至每一個個體身上,從而激發個體的創造力。由此帶來的一個後果,那就是今天在世人面前所呈現出來的西方,表現的極為強調個人自由。

無論這種強調個體自由的“去中心化”思潮,是否是人類文明的常態,又是否成為人類唯一的選擇。它所造就的多樣性井噴現象,都幫助人類掌握了科學的力量,並最終讓人類的生產力以“工業”的形式爆發式增長。還是那句話,這世上最難的是從0到1,從這點來說無論最初的動機是什麼,這些開創性的探索行為對人類都是巨大的貢獻。而這也讓西方文明所覆蓋的區域,最早邁入了“現代化”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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