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為何反對明武宗出關是希望皇帝回宮,還是擔心權力被架空!

應州之役發生在豹房勢力,與文官相博弈的政治大背景之下,豹房之佞幸為了挾帝自恃,而慫恿明武宗巡幸北邊,文官則以衛道夫自居,希望明武宗能夠做一個尊道守制的好皇帝。

由於谷大用守居庸關,禁止在京文臣出關,以明武宗為代表的豹房勢力,在應州之役中起著主導作用,甚至可以說整個應州之役,是第二朝廷豹房政治的體現。反觀在京朝臣,既無法出關,更無從侍帝左右,只能以上奏章的形式嚮明武宗表達意見,以示盡忠盡職。

文官為何反對明武宗出關是希望皇帝回宮,還是擔心權力被架空!

自明武宗出關起,文官之諫書透過司禮監太監運第,絡繹不絕的送往明武宗之行在,這些奏疏往往不報或留中,如泥入大海,因此收效甚微。

對於一些奏章加以整理分析,可以發現文官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明武宗迴鑾,諫辭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其一,以漢高帝白登之事以及本朝明英宗土木之變為諫。其二,以國本未固,居首無人,人心未安為諫。其三,以各種禮儀需皇帝躬親完成而諫。

隨著時間的推移,明武宗在北邊已經呆了三個月,轉眼間已到正德十二年的十二月,按照慣例,皇帝應該親往牲所看牲,以備來年的天地之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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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闡明敬天的重要性,然後認為明武宗是繼祖宗列聖之統,理當尊祖宗列聖之制,迴鑾看牲,以心事天,以成敬天之禮,六科都給事中、御史袁宗儒亦以此為言,俱不報。此後,文官又多次上疏,希望以成禮之需諫明武宗迴鑾。

這三類為文關門諫明武宗迴鑾的主要說辭,除此之外,有以機務日重為諫者,有以邊境苦寒危險為諫者,有以兩宮太后之懸望為諫者,有以盜賊滋生為諫者,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文官上書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明武宗迴鑾。

透過文官們的上奏,我們還可以發現,文官對於此一時期權力之執行,也有較大的關心,其一是對於權柄是否下移始終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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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出關巡幸北邊,扈從人員為豹房中的邊將和宦官,在明武宗出關之前,以陸完為代表的大臣,便上言對於明武宗出關之後,號令賞罰是否出於皇帝本意深表憂慮。

此一時期,只有重大事務才上奏皇帝,事小則由司禮監官隨宜處理,在處理日常事務中,司禮監扮演著比內閣更為重要的角色,朝廷大權下移於司禮監,對於這種現狀,是文官們不能容忍的,因此黃鐘認為不論事之大小,俱要經皇帝預覽,祥加裁出。

楊廷和等人所上之《請處決重囚疏》,更是讓這份警惕之心暴露無遺,從這道奏疏中可以看到,處決重囚之事本已有旨諭,不出半日又傳旨仍將重囚送各衙門監禁,駁回了內閣原擬之意見。

而從京師到北邊明武宗之行在,半日之內,根本不可能接到明武宗的旨意,顯然此旨諭不是出於明武宗本人,因此人才有了楊廷和等人,從何處得此旨意的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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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旨意到底出於何人之手,可以在武宗回朝後,封應州功看出一些端倪,太監為司禮監之宦官,並沒有隨武宗北巡,他們或在京與內閣一同處理政事,或為了將重大事務報告給明武宗,而往返於京師與行在之間,旨意極有可能是出自他們之手。楊廷和此時雖服除供職不久,對於權柄之下移極為不滿,並且要求按照內閣原票擬批出。

其二,是對於明武宗一應兵馬錢糧等邊警重事,不與朝臣商議表示不滿。先是明武宗出關巡幸,未與朝臣商議,而微服出關,已經引起了文官的注意,到了北邊之後,明武宗以威武大將軍之印信鈞貼調兵遣將、支用糧草更是引起了朝臣們的不滿。

調兵支糧本是國家至重之事,按照慣例,應當由兵部上奏,內閣票擬,皇帝披紅之後才能行之,但明武宗直接繞過了內閣,假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之名,以皇權的絕對權威而行之,內閣完全被架空,梁儲等人則以祖制相諫,請停止印信鈞貼,兵馬之調動、錢糧之支給仍尊舊制,此次諫言並沒有改變朝臣,於兵馬錢糧等邊警之重事不與聞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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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表達希望隨侍左右,從而預機務的意願。天子巡狩、親征,本當有文武官員侍從隨行,關於這一點《明會典》有明確的記載,梁儲因而上言希望從五府、六部等衙門各點一人侍從左右。

就人數來說,比之會典所規定之人數,已經少了許多,如果明武宗能夠同意此意見,文官們能夠朝夕侍從左右,對於皇權之肆意表達就能夠稍加限制,於兵馬錢糧等軍國重事之處置也能知曉,朝臣也不至於有此迥態,然而明武宗卻未同意這一建議。

梁儲只好再上書,這一次,梁儲再次縮減人數,僅在內閣梁儲、蔣冕、毛紀三人之中,輪流一人赴行在,侍從左右,明武宗再次拒絕這一提議,以不報處之,朝臣欲出關不得,也只能發發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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