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翻紅:我說什麼你愛聽,交出你的耳朵

播客翻紅:我說什麼你愛聽,交出你的耳朵

視覺中國供圖

在表達欲徹底消失之前,趕緊找一個出口把所有的東西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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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大廠”員工李挺的時間,是被播客切分的。“晚上9點之前當‘廠工’,9點之後做播客”。在李挺的生活中,播客的分量佔據了50%,忙完工作,他與生活在其他城市的兩位主播相聚線上會議室,製作一檔名為《湊近點看》的播客。

翻閱年輕人的媒介使用列表,播客身影頻現,但相較於大眾更熟悉的概念“音訊”,播客依舊是個小眾愛好。這個誕生於21世紀初的音訊媒介技術,最初的命名源自於蘋果公司“iPod”與“廣播”(broadcast)的組合詞(Podcast),最早的中文播客是2003年的《反波》。相對於有聲書、知識付費音訊等廣泛意義上的聲音產品,現在主流討論下的中文播客,更指向於“基於個人化表達、輸出某類觀點”的網路音訊內容。

根據播客搜尋引擎Listen?Notes資料,截至2021年10月,中國大陸播客數量由2020年4月底的1萬個增長為21915個。在2021年6月釋出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中,“播客”入選2020年高頻詞語範圍。

播客的再度流行不僅令人好奇,在快節奏的當代社會,這些年輕人在關注和討論些什麼?用長音訊形式來傳遞和分享觀點,魅力在何處?

給表達欲尋找一個出口

對李挺而言,最初進入播客創作領域的契機可以歸結為7個字——“青年危機綜合徵”。

進入社會四五年,李挺感覺事情慢慢變得重複。長期寫市場報告文案,每句話後面打滿感嘆號,有一天突然靜下來想寫點什麼東西時,李挺發現,自己已經寫不出來了。“想在表達欲徹底消失之前,趕緊找一個出口把所有的東西留下來”。

播客便成為這個出口。

作為一檔都市生活觀察類播客,《湊近點看》節目選題來源於大家最“有話說”的生活熱點。有一次李挺發現,職場中做好“領導向上管理”比自我努力更有用,而很荒誕的是,自己也逐漸適應了這種生活。這一系列對職場和領導的討論,作為“廠工”主題系列播客的第三期,在小宇宙平臺上獲得了1。8萬次收聽,聽眾在評論裡調侃:“這期真的好好笑,中國人一生的課題:領導。”

在科技類播客《二維吾碼》主播王健飛看來,播客是一個強輸出的媒介。“它或許不用有特別嚴謹的邏輯,但需要主播對很多事情有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否則評價不了,也沒辦法錄播客。”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學博士王瑋認為,透過播客進行觀點分享和輸出,也是“被看見”的一種方式。“表面上看是表達欲被滿足,其實是滿足心底作為獨一無二個體的自我價值。”

“當代社會提供了很多可選擇的空間,有機會實現更多面的自我。”王瑋覺得,在八九個小時的工作之餘,做播客可以滿足部分人的心願。“即使你並不在意賺不賺錢,但是它能夠滿足你的興趣,成為工作與生活的良好補給。”

細而深的內容,大家為何愛聊愛聽?

徐濤是播客音訊製作公司聲動活潑的聯合創始人,播客《聲東擊西》曾入選蘋果2018年度精選播客,在播客App小宇宙上的訂閱量超9萬。

在《聲東擊西》的節目中,主播徐濤從時事政治、社會熱點、技術創新延展開,邀請業界專家深入討論。比如,阿富汗面臨的殘酷政治現實、充斥著假新聞的社交媒體、畢業職場內卷、校園霸凌……

2016年,作為《第一財經週刊》美國駐站記者的徐濤與同事張晶做了第一期《聲東擊西》,主題是她們當時在做的有關美國大選的選題。徐濤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樣的內容——用“有觀點的故事”帶來“高質量的資訊增量”。

播客“賽道”十分寬廣,開啟小宇宙App,從烏鎮戲劇節到蘇聯“白銀時代”,從《魷魚遊戲》到《再見愛人》,從默克爾的隱退到如何在社交App上找物件……時下流行的熱點話題、艱深冷門的小眾知識轉換為聲音模式下的縱深討論,在沉悶的日常生活中挑動人們的思維風暴,重塑網際網路時代的“精神烏托邦”。

播客《壯遊者》主播Yang則偏好人文旅行目的地分享,Yang每期邀請一位實地旅行的嘉賓對談分享。“我的節目不一定是如同專家授課一般100%的乾貨,我更希望做有趣的‘領路人’,把聽眾領到視窗,推開那扇窗,更寬厚的東西還要等他們自己去探索。”

“年輕人對於深刻思想的對撞是有渴望的。”王瑋認為,在“速食”文化的環境中,大部分資訊都流於表面,人們平時習慣了快速、高效的溝通模式,一件事分一二三點迅速說完。兩三個人聚焦於一個話題,進行一場態度正經、認真的深入交談,這種場景格外稀缺。

而播客提供了一個環境。“它給製作播客的人預留了一段時間,在這段單獨切出的時間裡進行深入交談,雙方都有著嚴肅的態度。聽播客的人也會覺得,有一個單獨的時間可以來了解這樣一個話題,來聽不同的內容。”

碎片化時間裡,播客達成某種“神奇的平衡”

與奪取“眼球注意力”的短影片有所不同,播客捕捉的更多是使用者的聽覺“碎片時間”:獨自開車、地鐵通勤、健身房訓練、家務活,還有睡覺前半小時。在這些場景下,人們轉而思考一個新的問題:或許可以聽點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楊雅指出,相比於視覺,聽覺作為單一感官通道的媒介,對於注意力資源的佔用度沒那麼高,能夠“多線操作”於各種各樣的場景,給予人們更多陪伴感和想象的空間。

於是,播客似乎達成了某種“神奇的平衡”。一方面,它為碎片化時間提供了獲取資訊的新方式,能夠讓人們一心二用地獲取想要的內容,“價效比很高”;但另一方面,動輒60分鐘的長音訊對於新使用者而言,又是一個門檻,聲音傳遞資訊的效率並不高,甚至不如3分鐘閱讀一段文字版音訊內容介紹。

在金融行業工作的播客“資深玩家”展浩認為,聽播客並不是一個嚴肅的活動。儘管資訊增量足夠大,但大家也不會特意抽出一段時間當網課來聽,“只是想在不用眼睛的時候,獲得感情上的共鳴,加上一點理性思考或冷門知識”。

王瑋說:“成年人太沉迷於某種投入產出。投入一分鐘幹一件事情,就想得到這一分鐘的回報;我花這一分鐘看了書,就希望能夠記住這一分鐘的知識。”然而聽覺本身效率不高,因此聽眾也不會給予它更多的希望。聲音產品的低密度性、低侵擾性,恰好和使用者的個體需求匹配,我此刻不需要高效學習,你給我一個不需要攫取太多注意力的資訊提供方式。

除此之外,播客也滿足了某種對生活的“控制感”。“當代人在資訊消費上,想要有操控世界的感覺。”李挺將閒暇時聽播客比作爸爸們一邊坐在沙發打瞌睡,一邊拒絕關掉電視裡的《新聞聯播》。在他看來,播客的內容能夠將你帶離身處的學習、工作場域。“無論是帶你去權力場域、知識場域、歷史場域或者是戲劇場域,任何小眾文化的場域,哪怕你是要用它來做白噪音、專注一件事情,它都能將你帶離你現在身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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