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時,外國人到達中國,繁華的場景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引言

繼孟德高維諾和安得烈之後,最著名的天主教傳教士就是聖方濟各會士和德里了。和德里於1312至1318年間從威尼斯乘船出發,橫穿波斯的蒙古汗國,在印度結束了自己的旅程,大約於1324年或1325年在廣州登岸,他把廣州稱做辛迦蘭(Sincalan)。在自己的旅行記中,他談到了這座城市的人口密度,這一地區的財富,糧食的充足與廉價,居民的勤勞品格(他們是天生的商人和絲綢工匠),以及老百姓所崇拜的大量神。他對泉州也同樣有興趣,這個城市“有羅馬城的兩倍大”,在那裡,他受到了聖方濟各會的弟兄們的接待,有機會對那裡的大教堂和山林修道院表示讚美。

杭州城甚至贏得了他更大的讚美,據他說,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位於湖泊之間,有像威尼斯那樣的運河與瀉湖”。說到諸多不同的成分——漢人、蒙古人、佛教徒、景教徒及其他,他們全都在這座巨大的城市裡生活在一起——和德里對蒙古人的行政管理大加讚賞:“這麼多不同的民族能夠和平相處,並被同一股勢力所統治,這在我看來似乎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奇蹟。”透過一位蒙古權貴的斡旋,和德里得以拜訪一家佛教寺廟,與那裡的僧人們討論了輪迴的問題。

和德里對長江下游地區的漁業的重要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藉助鸕鷀來捕魚的方法(這種方法在今天的中國依然在運用)。最後,他到達了汗八里(北京),他說:“大可汗所居住的宮殿如此巨大,以至於它的圍牆超過了4英里長,幾座次要的宮殿也圈在其中。皇城因此由幾個同心圈所組成,大可汗和他的宮廷成員就住在第二圈中。在中央,豎起了一座人造假山,主殿就建造在假山上。山上栽植著非常漂亮的樹,因為這個原因它被稱做‘綠山’。 綠山被湖泊和水池所環繞,一架神奇的小橋橫跨在湖上,那是我所見過的最漂亮的小橋,既因為它的大理石材質,也因為其建築的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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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上,你可以看到很多水鳥:鴨子、天鵝和野鵝。圍牆之內還包括一個圈養著野獸的大公園。這樣,大可汗無須離開皇宮就可以享受逐獵之樂了。”“而我,和德里兄弟,”這位傳教士繼續寫道,“在這座城市裡與我們聖方濟各會的兄弟們一起生活了三年半(1325—1328),他們在城裡有一座修道院,甚至在大可汗的朝廷裡有職位。事實上,我們的一位兄弟(孟德高維諾)是朝廷裡的大主教,每當大可汗出宮巡行的時候為他祈福。”和德理記述了一次這樣的覲見,聖方濟各會士們在主教的帶領下,列隊走近坐在馬車裡的大可汗:“我們舉著一個固定在棍杖上的十字架,唱著《降臨吧,聖靈》。

當我們接近御車的時候,大可汗聽到了我們的聲音,吩咐我們走近他。當我們舉著十字架走近的時候,他取下自己的頭飾(其價值無法估量),向十字架致敬。主教宣了福,大可汗以最虔敬的禮節親吻了十字架。然後,我把香插在香爐裡,主教向聖上敬了香。”像之前的馬可·波羅一樣,和德里也注意到了蒙古人所創立的郵政服務的卓越組織和非凡速度:“信使騎著快馬或賽駱駝全速疾馳。當他們遠遠地望見驛站的時候,就吹響號角,宣佈他們的逼近。接到以這種方式發出的訊號之後,驛站管理人就準備好另外的騎手,以及新的馬匹或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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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騎手抓過急件,向下一站疾馳而去,那裡,也將發生同樣的交接。以這樣的方式,大可汗可以在24小時之內接收到那些來自偏遠地區的、通常需要3天時間才能到達的訊息。”和德里看來應該是在1328年離開北京的。他首先穿越了汪古國,像之前的其他人一樣,他也注意到了那裡的景教徒。接下來,他經過甘肅,注意到那條商旅大通道沿途的城鎮和村寨,它們彼此捱得很近,以至於你剛離開一個鎮子,就已經看到下一個鎮子的城牆了。他穿過中亞,於1330年5月到達帕多瓦他自己的修道院。到這一時期,中國的基督教已經在歐洲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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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年,教皇本篤十二世派遣聖方濟各會修士馬黎諾里前往遠東。他在經過俄羅斯南部和突厥斯坦的蒙古汗國之後,於1342年抵達北京。8月19日,馬黎諾里受到忽必烈的第十位繼任者、大可汗妥貼睦爾的召見,並獻給大可汗一匹高大的西洋馬,大可汗對這件禮物大為稱賞。1347年12月26日,馬黎諾里乘船從泉州出發,在印度逗留了一段時間,於1353年回到阿維尼翁。1370年,教皇烏爾班五世任命了一位新的北京大主教,但這位教士從未到任,因為蒙古人的元王朝剛剛被漢人的民族起義所推翻,建立了大明王朝,獲勝的漢人全面禁止了一切受蒙古人青睞的“外來教義”,其中就包括基督教。

在結束這部分之前,讓我們試著簡單總結一下蒙古人統治時期所帶來的利益和損害吧。首先,我們說說這一政權所帶來的好處。由蒙古人所實現的幾乎整個亞洲的統一,重新打通了自公元10世紀以來一直封閉著的橫貫歐亞大陸的通道。絲綢之路,我們已經在安東尼王朝及大漢帝國的時期追蹤過它的行程,其重要價值我們也已在公元7世紀唐玄宗的統治時期看到過,當時,它是佛教徒的朝聖之路——這條穿越帕米爾高原、連線波斯與遠東的漫長的商旅之路,如今被馬可·波羅所橫穿。

中國再一次與波斯以及更遠的西方世界建立起了聯絡。距離被縮短了,歐亞大陸更緊密地聯絡在了一起。兩位出生在北京附近的修道士,一位成了巴格達的大主教,另一位成了出訪教皇和法蘭西國王的大使。聖方濟各的信徒們,有的被任命為北京的大主教,有的去福建沿海建造大教堂。一位威尼斯商人進入了中國的鹽政部門。蒙古人颳起的風暴,吹倒了花園的圍牆,把大樹連根拔起,把花卉的種子從一座花園帶到另一座花園。就這方面而言,“蒙古世界”所帶來的利益,跟“羅馬世界”曾經帶來的好處是一樣的;直到好望角和美洲被發現,這個世界才開始看到一個堪與馬可·波羅時代相媲美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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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些利益相對立的,必定是蒙古人統治所帶來的惡果。這樣的惡果,在物質方面並沒有那麼嚴重,因為,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成吉思汗的孫子、偉大的忽必烈汗(他是數百年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最好的統治者之一)已經恢復了他那位可怕的祖父所毀掉的一切。但從精神層面看,就好像在蒙古統治時期一股清泉在中國人的靈魂中被阻斷了一樣,這種傷害修復起來將會很緩慢。誠然,在蒙古人被趕走之後,新生的漢人王朝——明朝——在各個方面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以恢復到過去——把這段外族佔領時期一筆勾銷,讓歷史從它曾經延續到的那一點上重新開始,事實上,這個斷點並不是在1260年,而是在907年。

但是,因為它對傳統的極其忠誠,因為它想在每件事情上覆制過去,這個新生的王朝被一項沒有生命的任務給束縛住了手腳。這才是蒙古人入侵在中國栽下的惡根。中國的有機體經受了如此劇烈的休克,如此疲勞虛弱,以至於暴風雨剛一過去,它就緊緊地、膽怯地退縮到了自身之內。中國,幾百年來不知疲倦地噴湧了最為驚人的文學、藝術和哲學創造,如今,她除了複製陳舊老套的形式、從副本製造副本之外,再也不敢做任何事情了;她努力保持著對過去的忠誠,卻背叛了她最偉大的傳統。

結語

因為,中國過去的偉大,首先在於她復興和更新的無窮力量,在於創造性的自發行為,這種創造力,依次產生過商代青銅器的輝煌、莊子的形而上學飛躍以及孟子的超人幻想。在後來的中國歷史中,我們很少找到這種生命活力的蹤跡,相反,倒是發現了自信的缺乏,以及對外部世界的普遍不信任。一顆怯弱的心靈,自然也就遠離了那些已經逝去的偉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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