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覆三觀!寫《憫農》的李紳是個貪官才子元稹是個十足“渣男”

老話常說:見字如見人。意思是說從一個人的書法字跡上可以看出此人的品味高低、學識修養,一個人的字就代表了此人的形象和內涵。

但實際上,

字寫得好就代表寫字的人學識修養也好嗎?

除了古代那些大書法家之外,

如宋徽宗時期的大奸相蔡京、宋高宗時期的奸相秦檜等人,他們的書法同樣冠絕古今,但卻不能認為他們的“字品”就如同他們的“人品”。看來,“字如其人”這個詞已經不準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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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一般情況下,人品與文品、詩品之間確實有相互對映的因果關聯,但

從理性的角度來講,人品與文品、詩品並不能簡單地等同互代,應該說文品、詩品並不能完全反映作者的人品,對於一個詩人來說,人品高了那麼詩品必然也不會差,但反之則並不成立

顛覆三觀!寫《憫農》的李紳是個貪官才子元稹是個十足“渣男”

有著“大唐第一渣男之稱”的元稹,一邊寫下“曾經滄海難為水”唏噓感傷之作,一邊見一個愛一個、大肆摧花折柳,他對待女人一向是始亂終棄、朝秦暮楚、見異思遷的態度,可見人品真得很糟糕。

無獨有偶,同為唐代詩人的崔顥,其才情一度曾讓李白擱筆,但他一生摯愛酒色和賭博,為人輕浮放浪,世人稱其“有文無形”,這種毀滅名譽般的定義也讓崔顥離開了宦海,最終在塞外軍營中了卻了餘生。大詩人元稹——風流才子、唐朝渣男

人們總是說“古代才子多風流”,既然如此,那麼在社會風氣最為開放的唐朝,才子們的“自由”和“放浪”顯然就更加無拘無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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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元代戲劇家王實甫所寫的《西廂記》,其實,《西廂記》原本就是從唐朝元稹所寫的小說《鶯鶯傳》中脫模改寫出來的。而

更有趣的是,元稹正是以自己的生活經歷為藍本而寫下的《鶯鶯傳》

《鶯鶯傳》講述了張生因救護了遠房姨母一家,故在答謝宴會之上得以見到閨中表妹崔鶯鶯,張生一眼便鍾情於她。

後來,得婢女紅娘相助,張生與崔鶯鶯私會並定下了終身。可是後來,張生參加科舉考試失敗,他將一切都歸因於崔鶯鶯這位紅顏禍水,遂對鶯鶯始亂終棄。

小說結局也很哀慼:張生與崔鶯鶯一別兩寬,鶯鶯其後另嫁他人,張生也另娶了新婦成家

而這本小說的生活原型卻是這樣真實發生的:公元799年,21歲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於河中府。

當時駐軍騷亂無禁,擾的蒲州百姓不得安寧,而元稹的母家恰好有一房遠親居住在蒲州,

元稹就透過藉助官場朋友的權勢和力量保護了遠親一家,其後,元稹與遠親家待字閨中的表妹相知相愛,暗中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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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沒過多久,心繫功名的元稹再度迴歸了京城參加官員選拔任用考試,成功中榜之後用一首訣別詞寄予表妹,表妹見詞而知其意,遂收心斷情,其後嫁作了他人之婦

也不知道收到分手信的表妹到底傷心了多久,總之元稹那廂是絕對沒有半分哀慼之情的,因為他的好事馬上就來了——元稹登科之後被授予了校書郎一職。

入仕的小青年自然是才華橫溢、風華正盛的,而時為太子少保的韋夏卿大人彼時正為愛女韋叢擇選良配。

其後,

韋大人看中了元稹,元稹也想借著婚姻得到權勢相助,於是,24歲的元稹便高高興興地迎娶了豪門千金韋叢為妻

韋叢婚後就從玉指纖纖的千金閨秀變成了洗手羹湯的小官婦,甘心情願地跟著元稹過著需要操心柴米油鹽的生活。

韋叢愛慕元稹的才華,她一心盼著幾年之後元稹得以仕途晉升,那時候必定是苦盡甘來、榮祿不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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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監察御史的元稹後被調任至蜀地,在那裡,元稹結識了樂妓出身的唐代女詩人薛濤。薛濤素來才名清傲,可當她遇見了元稹便亂了芳心,與其展開了一場“文采與辭藻浪漫飛揚”的姐弟戀。

當初韋叢去世,元稹哭得涕淚交加,發誓此生要為亡妻守身一生,不復再娶。可到了蜀地、遇見了薛濤,元稹就把屍骨未寒的亡妻給拋到了腦後,再度過起了郎情妾意的甜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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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元稹又被一紙調令調回長安,元稹自然面臨著與薛濤別離。薛濤自知身份低微,因擔心影響元稹的仕途而未隨元稹離開蜀地。兩人臨別時定下了3年之約,薛濤就揮淚作別了元稹。

元稹離開蜀地,後來在宦海之中浮浮沉沉,屢次因正直不阿而受到打壓、遭到貶官,

官場上的鬥爭已經足夠鬧心了,家裡的幾個半大孩子還牽絆住了元稹的精力,隨著歲月的流逝,元稹自然而然地又“忘卻”了還在蜀地痴等的薛濤

公元823年,元稹出任浙東觀察使,他興修水利、愛民如子,故深受百姓歡迎愛戴。時值唐朝戲曲明星劉採春在紹興演出,元稹也慕名前去觀看,

臺上的劉採春眼波流轉、眉目含情、吟哦婉轉,元稹不禁大為心動,遂用一首詩將劉採春成功地撩撥到自己的懷中

25歲的劉採春紅杏出牆,後來甘心情願地與丈夫和離,成了元稹的專屬情人,她和元稹的糾葛在民眾之間廣為流傳、幾乎成了街知巷聞的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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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這一段戀情也是無疾而終,公元829年,元稹調回長安任職,他臨行前決絕地拋棄了劉採春,造成了失夫又失戀的劉採春在絕望之際用投河自盡的方式結束了不堪回首的一切。

曾讓李白擱筆的唐代大詩人崔顥為人無禮、名聲很臭

公元704年,同為盛唐詩人的崔顥在頂級門閥士族“博陵崔氏”這個大家族中降生,他少年好學、文采飛揚,19歲就考中了進士,官至太僕寺丞。

崔顥率性直爽、才思敏捷,早期的詩歌多數都是以閨中情懷和女性的日常生活為主題,不免有些輕浮淺薄,難登大雅之堂。

其後,崔顥遊歷天下名山大川,性情方才成熟大氣起來,其後,他所寫下的詩歌多數都是氣勢雄渾、慷慨豪邁的風格,尤其以一首《黃鶴樓》而為世人所稱道。一首《黃鶴樓》曾讓詩仙李白敬服喟嘆,據說,李白還曾為此而一度擱筆。

崔顥的詩名很大,但風評卻不好,唐代時人評其是“有才而無德”。這就比較奇怪了,

崔顥出身名門,又自小知書識文、才情卓著,卻為何無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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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

崔顥寫了一首詩獻給北海太守李邕,為人方正的李邕見詩作主題乃是描寫閨情的,不禁心生怒氣並棄詩甩袖離去,臨走時還丟下了一句:小兒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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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小兒無禮”,似乎讓崔顥詩品輕浮的訊息不脛而走,崔顥因為一首閨情詩而被文壇泰斗嫌棄,自那以後便再也沒有得到朝中高人權貴的賞識,還得到了時人極低的評價、青史聞惡。

無論是以詩歌著稱的元稹、崔顥,還是以墨寶而聞名的秦檜、蔡京,古往今來,每一個人都是環境的產物,他的出生背景、成長經歷、所學所見,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塑造著個人的品質、思想、修養以及內涵。

對於某個人人品的衡量,在每一種不同的價值觀下往往得出的結論都不一樣,而無論是詩歌也好、書法也罷,單從一個專業技術的角度是沒辦法判定作者人品優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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